曾任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原局友軍工作部部長的項乃光(黨內人稱“小項”)在1939年秋叛變國民黨，出賣黨內機密，致使我黨在東北軍、西北軍、川軍等部的祕密活動慘遭劫難。
項乃光，又名項廷元，遼寧開原人，1915年出生。“九一八事變”後，他在北平東北大學讀書期間參加中共，1936年擔任過中共北平南區區委書記，後專門從事對國民黨軍的統戰聯絡工作，曾任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書記，負責中共中原局對國民黨軍的聯絡工作，可以說他掌握着第五戰區統轄部隊內中共活動的全部情況。
1939年秋某日，湖北老河口平民工廠院內的第五戰區政治部，來了一位佩戴179師(爲國民黨第六戰區33集團軍77軍所轄)徽章的青年軍官，要求見政治部主任韋永成。韋永成出來接見，那名軍官自稱項乃光，是中共中原局友軍工作部部長，他有第五戰區中共組織的絕密情況要報告。韋永成很驚訝，便把他帶回家中詳談。項乃光遂講出了中原局、鄂西北、鄂中、豫南的中共情況，以及在第五戰區所屬部隊中活動的情況，他此次受中原局派遣到第五戰區部隊中聯絡，並表示自己決定脫離中共向國民黨投誠。
聽了這一番話，身爲國民黨高官的韋永成大爲高興。
韋永成立刻把項乃光投降的消息報告給第五戰區司令李宗仁。李宗仁隨即接見項乃光。據時任李宗仁祕書的尹冰彥後來回憶，“項的年齡二十七八歲，瘦弱清俊，像個白面書生，口齒很敏捷靈利，說話還帶有一點東北方言”。李宗仁命令下屬的情報組織調查室接待聯絡項乃光。據項乃光的供述，李宗仁完全掌握了五戰區部隊中誰是共產黨、誰是同路人、誰同中共有聯繫等情報。
項乃光雖然向李宗仁表示“自首”，但李宗仁等人對他爲什麼要叛離中共卻是抱有疑問，尹冰彥就曾問過他：“入黨這麼多年，而且身居這麼高的地位，爲什麼要脫離共產黨來到國民黨的世界呢?”他答道：“共產黨的嚴明紀律，絲毫不允許個性發展的作法，實在令人忍受不了。我爲了尋求‘自由’和‘個性發展’，所以奔向國民黨的自由世界來。”後來，項乃光參加軍統特務組織，成爲高級特務，被派往華中工作，他再見到李宗仁，說在重慶受到戴笠的高規格款待，並表示很滿意於這種高官厚祿的生活，由此可以看出他尋求的所謂“個性發展”其實不過是貪圖享受罷了。項乃光叛變時，身上帶有一筆鉅款，這筆錢是何基灃發給新四軍的軍餉。
項乃光叛變了，當時的黨組織雖然採取了一些應變措施，但項的叛變對於黨在東北軍、西北軍、川軍等部的祕密活動遭成巨大損失。
除了鄂西北地區的黨組織首當其衝(鄂北地區黨組織直到解放戰爭初期才逐漸恢復活動)外，當時在國民黨軍隊中活動的黨組織和統戰關係都受到了影響。例如時任第45軍(川軍)副軍長兼127師師長的陳離，長期祕密支持中共的活動，被項告發而被解除軍職，陳離所部中共黨員不得不離開部隊;孫連仲統轄的第二集團軍(西北軍)中的中共組織因項出賣於1940年春遭到破壞，原在該部擔任團長的杜新民等中共黨員被扣押。中共祕密黨員、國民黨第77軍179師師長何基灃因與項多次接觸被解職，調往重慶變相軟禁一年多，而何基灃所部中共黨組織被迫撤出;至於項曾長期活動的東北軍中大批中共黨員被迫轉移，黨在東北軍的活動陷於停頓。
據當時看過項乃光供詞的陳離說，“我在軍部看到湯恩伯將項叛變後的供詞印成小冊子的全文，其中供出何基灃拿武器在四望山組織游擊隊根據地的機密甚詳……”。
這就是當時黨內將項乃光叛變稱之爲“小項事件”。
項乃光叛變後得到了國民黨當局的賞識。蔣介石在重慶親自接見項乃光，稱他是張國燾之後又一個“黨國的忠臣”(張國燾1938年投奔國民黨)，並介紹他參加戴笠領導的軍統特務組織。戴笠對得到項乃光這樣的叛徒也很是興奮，給了他少將的職銜，撥給一輛汽車供他使用，還親自陪着他到處做演講，按戴笠的說法，“對付共產黨的最有效辦法，是叫共產黨(指叛徒)去對付共產黨”。
項乃光叛變後對於“剿共”非常賣力。他首先回到了他曾工作過的鄂北地區開展活動，然後到安徽界首開辦對中共進行滲透訓練班。1947年8月，項被調往東北負責指揮北滿的特務活動，僅在長春解放前的半年時間裏，項即指揮特務機關逮捕屠殺了地下工作人員、進步人士和普通老百姓200多人。
在長春、北平等地解放後，項乃光追隨國民黨逃到了臺灣，繼續在國民黨軍情治機關工作(其間，曾被派往香港從事對大陸的滲透活動)，主持所謂“匪情”研究工作多年，在幾次“反攻大陸”的陰謀活動中，他都扮演了主要設計人的角色。據說，項於1993年死於臺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