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業和銀行業，抵制日貨被嚴格地實施，上海、廣州等地的銀行斷絕與日本的一切交往，搬運和碼頭工人拒絕裝卸日本貨物，日資企業的僱員被強烈鼓勵辭去他們的工作，否則，就可能遭到毆打。據當時的《申報》報道，“在上海買賣日本產品事實上已是不可能”。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反日情緒空前高漲。在上海，那些敢偷偷摸摸賣日貨的店主，受到由“反日協會”自己任命的中國“警察”的嚴厲懲罰，關進臨時設立的監獄,在裏面捱餓。愛國者發出誓言：“對着青天白日，對着我們的祖國，對着我們祖先的陵墓，我們全體教職員工和學生髮出莊嚴宣誓，只要我們活着，就永不使用日貨。如果違反誓言，老天可以懲罰我們，別人可以處死我們!”此舉獲得海外僑胞熱烈響應，加拿大安大略省溫莎市的400名華人，把價值6000美元的日本茶葉、絲綢和海鮮集中在一起，澆上汽油點燃貨物。
“九·一八”之後的一月內，超過100個以上的城市都舉行了萬人聚會抗議活動。在商業和銀行業，抵制日貨被嚴格地實施，上海、廣州等地的銀行斷絕與日本的一切交往，搬運和碼頭工人拒絕裝卸日本貨物，日資企業的僱員被強烈鼓勵辭去他們的工作，否則，就可能遭到毆打。據當時的《申報》報道，“在上海買賣日本產品事實上已是不可能”。而且，民衆表現出超乎尋常的高道德標準。日貨被定名爲“仇貨”。在天津，一個叫宋則久的商人把自己的“天津工業售品所”更名爲“天津國貨售品所”。當地的《庸報》報道說，有人發現售品所出售的女大衣用的是日本鈕釦，宋則久當夜查驗所有的女大衣，沒有發現，第二天他下令再徹查一遍，結果在法租界的一個分所裏，真的找到幾件使用了日本鈕釦的女大衣，宋則久當即開除了分所的主管，並公開登報向市民道歉。
在堅決的抵制浪潮下，在華日資工廠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日本最大的對華實業投資在棉紡織產業，當時有43個日本工廠，其總投資額爲1.49億美元，而重要的華資工廠有81個，總投資額爲1.3億美元，日企佔紡紗生產總額的38%、佔織布生產總額的56%。“九·一八”之後，這些工廠相繼陷入停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