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空出世的特朗普距離白宮寶座越來越近,美國最新民調顯示,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直追希拉里,甚至大有後來居上之勢。對於全世界來說,什麼人入主白宮可能對不同國家產生迥然不同的影響。這些天,日本就變得越來越緊張,特朗普批評日本“是貿易保護主義者”“免費搭乘美國的安全列車”等言論,都有可能會讓日本媒體和政治精英們心有餘悸地回想起30年前美國甚囂塵上的反日運動。
華裔男子因日本慘死
“你就要結婚了,不應該再去那樣的夜店了。”
“媽,這是我最後一次。”
“不要說‘最後一次’,不吉利。”
1982年6月19日晚,27歲的華裔繪圖師陳果仁與母親進行了這番簡短對話之後,前往密歇根州高地公園的花褲脫衣舞俱樂部參加朋友們爲他舉行的單身派對。幾天後,他就將告別單身生活,步入婚禮殿堂。
當晚,花褲脫衣舞俱樂部的酒吧裏還坐着兩名白人男子,羅納德·埃本斯是克萊斯勒公司的一個生產主管,他的女婿邁克爾·尼特茲是一名汽車工,剛被公司解僱。脫衣舞女對陳果仁的關注使埃本斯的怒火爆發,他罵道,“中國佬,日本佬,蠢貨”“就是因爲你們這樣的混賬讓我們丟掉了工作”,陳果仁則回擊“別叫我蠢貨”。雙方爆發衝突,從拳腳相向到舉起椅子互掄,結果都被請出酒吧。
1982年夏天的底特律深處危機,在政府失業辦公室、工會大廳外、施粥鋪前,絕望的失業者排成長龍,他們失去了家庭、汽車、夏季別墅,而這些東西都來自曾輝煌一時的汽車工業。他們被稱爲“新窮人”,抑鬱演變成憤怒,他們想知道是誰毀了他們的生活。很快他們找到一個共同的敵人——日本。1978年,新的石油危機爆發,油價飆升,底特律製造的笨重的、八氣缸汽車如同古生物恐龍,迅速被市場拋棄,日本汽車則因耗能低且便宜而廣受歡迎。在這種情緒下,日本的一切都成爲怪罪對象。
埃本斯和尼特茲追蹤陳果仁及其華裔朋友,當晚開車1個半小時後在一個麥當勞店找到陳果仁,尼特茲將陳果仁擊倒,埃本斯用棒球棒4次敲擊陳的頭部。一名現場證人說,埃本斯揮動球棒,好像棒球運動員打出一個全壘打一樣,用盡了全力……
對埃本斯與尼特茲的指控和審訊反反覆覆,美國上訴法院最終輕判埃本斯過失殺人,緩刑3年,罰款3780美元,並在1987年5月1日撤銷判決。陳果仁母親對埃本斯進行民事訴訟要求其支付150萬美元補償,埃本斯卻將其資產脫手逃離密歇根州,埃本斯與尼特茲都沒有因此入獄過一天。2002年6月9日,陳果仁被害20週年紀念日前10天,他的母親在屢屢要求正義而不得的絕望中去世。2012年,埃本斯終於在電話採訪中對殺死陳果仁表示歉意,他稱“那是我一生中唯一做錯的一件事”。
“痛擊日本有什麼錯?”
陳果仁事件是美國反日運動的一個縮影,但反日大氣候在美國尚未完全形成。之後幾年,美國的反日情緒向學界、媒體界、商界、政界全面蔓延。美國學者羅伯特·安吉拉用“痛擊日本(BashingJapan)”這個詞來概括這一政治社會現象,並認爲與種族主義有關。
1985年,美國知名學者懷特發表文章警告,日本對美國發動商業攻勢,可能讓美國的工業垮塌,他提醒美國人應該記住,距離珍珠港事件僅過去了40多年。此後,《紐約時報》開始刊載“痛擊日本”的文章。不久,美國總統里根提名克萊頓·耶特爲美國貿易代表,主張對日採取強硬立場。1987年,“痛擊日本”“痛擊日本幫”已成爲美國媒體的關鍵詞,對從1980年到2008年《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文章的彙總分析發現,“痛擊日本”一詞從1985年開始連年增加,1992年到達頂點。
里根政府對日本的評論一直很強硬,尤其在貿易方面。1988年,美國通過備受爭議的“超級301”條款,儘管沒有專門對準日本,但毫無疑問應對“日本問題”是其主要部分。美國一名觀察家說,“你不得不成爲‘痛擊日本幫’成員,否則就會被視爲日本遊說集團的工具或者一個白癡,沒有理性的中間立場”。1989年,老布什在任命希爾斯作爲新的美國貿易代表的儀式上,遞給對方一根撬棍,言下之意希爾斯需要用它撬開日本貿易壁壘,這是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事件。
1988年11月,根據日美聯合研發多用途戰鬥機項目——FSX計劃協議,美國同意向日本轉讓F-16戰機技術,但批評者說,日本東芝公司違反多邊出口控制協調委員會條例在1982年-1984年間向蘇聯出口8臺數控銑牀,讓蘇聯改進潛艇隱身性能。五角大樓評估說,這讓美國失去了技術價值達300億美元的優勢成本。老布什政府官員理查德·達爾曼評論說,“一個被視爲盟友的國家,轉移可能輕鬆顛覆戰略平衡的技術,看上去這是荒謬的。在這種背景下,人們很容易會問:痛擊日本有什麼錯?”作爲對東芝的抗議,1987年2月,美國國會9名共和黨議員在國會山的記者會上用大錘公開砸爛東芝無線電收放機。
類似事件隨後遍及整個美國。1992年,美國知名的《廣告週刊》專欄作家彼得森聲稱,一家汽車代理商告訴他,如果有顧客想置換美國製造的汽車,就可以到他們那裏抓起一柄斧頭砸一輛在附近停泊的日本汽車,彼得森稱這是“恐怖營銷”。同年,《紐約》雜誌刊登一幅圖片:一名男子用大錘砸一輛汽車(暗指日本汽車),圖片上寫着“砸一下,捐一美元,錢將交給美國汽車協會”。由於類似事件頻發,美國有人爭論是否應該禁止大錘運動,因爲禁令將極大改善美國的海外形象。
《日本可以說不》的還擊
上世紀80年代雄心萬丈的日本,當然不甘心被美國欺負。美國學者安吉拉1982年稱,他發現日本對美國的批評產生強烈憎恨。日本對美國的“痛擊日本”做出多種反應,最引人矚目的就是“痛擊美國”,到1987年時“痛擊美國”甚至變成日本一項“新的運動”。美國外交政策專家泰德·卡朋特1992年分析說,“痛擊美國”將美國描述成一個“下流的、罪大惡極的、正在衰落的世界大國”,稱“華盛頓欺凌或玩世不恭地操縱日本”,或認爲“美國製定了邪惡的戰略,阻止日本走向偉大”,有人主張,日本已經足夠強大,是時候切斷美國的恥辱性依賴了。
“痛擊美國”的高潮就是1989年日本索尼公司創始人盛田昭夫和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出版《日本可以說不》一書,書中說白種人繼承了對東方人的種族主義偏見,尤其是“美國對日本越來越情緒化,甚至歇斯底里”。書中還說,華盛頓已分裂爲“櫻花俱樂部”和“痛擊日本幫”,後者尋找將日本作爲美國自己經濟問題的“替罪羊”,並對日本採取高壓政策。石原主張,如果美國太過分,日本應該選擇將具有戰略意義的半導體技術賣給蘇聯。
美國對《日本可以說不》的反應異常敏捷,未獲得日本出版商許可就翻譯成英文,據說,翻譯方與美國國防部有關,還有人說,中情局發起了對這本書的翻譯,他們得到美國“痛擊日本幫”的支持,將這本書作爲抨擊日本的新證據。《日本可以說不》的英譯本在美國迅速傳播,國會山的所有人都在讀,每個拿到書的人都複印了25本以上。
美國這場持續十幾年的“痛擊日本”運動,其實是面對日本迅猛發展而產生的一種普遍焦慮,擔心“美國世紀”被“日本世紀”取代。隨着上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陷入滯脹,“痛擊日本”逐漸降溫,美日關係才得以緩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