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時期，風雲激盪，新舊雜陳，尤其是在當時的全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各色人等粉墨登場，校園裏面常常是一邊有人宣揚新文化，另一邊卻有人極力呼籲維護舊傳統，給人以眼花
繚亂的感覺。其中就有這麼一位身材高挑，體型乾癟，臉龐消瘦，鼻樑高聳，眼睛深藍，封建儒生般的半百老叟，拖着一條久不梳理的小辮子整日穿梭於紅樓內外。那辮子上面壓着一面平頂紅結的瓜皮小帽，下面是一身棗紅色的，油光可鑑的舊馬褂和破長袍，袖子上面斑斑點點，閃爍的盡是鼻涕和唾液的痕跡，讓人感到既討厭又可笑，其形象與整個學校的氛圍極不和諧。這副遺老模樣的老頭究系何人?他就是於清末民初鼎鼎大名的怪人辜鴻銘。
既然是怪才，自然少不了逸聞怪癖。細細想來，辜鴻銘身上的怪癖實在多得無法統計，大概可以講三天三夜。筆者於此也只好擇其要者，掛一漏萬了。
辜鴻銘最著名的怪癖便是留辮子。身爲人師，辜鴻銘不僅沒有藏辮避人的意思，反而肆無忌憚地張揚髮辮，泰然自若地登臺授課。與此同時，他還特意包下一個留着同樣髮辮的車伕，經常拉着他在大街小巷到處亂跑。兩條辮子相映成趣，蔚爲北京街頭一大景觀。因此有人說，到北京可以不逛紫禁城，但不可不看辜鴻銘。更爲奇妙的是辜氏家中有個僕人，名喚劉二，也是一個堅持留辮不剪者。來辜家拜訪的人，常常把他錯當主人。此事不久也傳爲笑談。人們感慨時過境遷，辜氏竟還能找到這樣兩個同類，苦心孤詣地爲自己營造一個相對舒心悅目的小環境。
人們看見這主僕二人公然地招搖過市，自然議論紛紛。辜鴻銘偶爾也聽到這些議論，但他常常視如過耳之風，不屑搭理。實在忍不住的時候，他就用英語切齒罵一句：“沒有辮子的畜牲，野獸!”或用漢語罵一句“猴子猴孫!”當看到那些剪了辮子，然後又戴上帽子的人時，他還會主動直不愣登地、莫名其妙地罵上一聲：“沐猴而冠!”
有膽大一些的學生，出於對先生的愛護，勸說辜鴻銘剪掉辮子。這時候，他便怒目而視，予以毫不留情的斥責：“你以爲剪掉辮子，穿上洋裝，就夠摩登嗎?!”氣得學生欲言又止，無可奈何。
有洋人頗不識趣，竟當衆問他爲何偏要在腦後拖上一條辮子不可?遇到這種情況，他則會像外交官一樣，慢條斯理地發出詰問：“你爲何非要在下巴上留有鬍鬚呢?”弄得洋人尷尬萬分，無言以對。
1920 年，“辮帥”張勳過生日，辜鴻銘特地贈他一副壽聯：
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
這本是宋代蘇東坡送給好友劉景文的詩句，希望對方不要失望，要珍惜剩下的好時光。而辜鴻銘以此聯贈送給張勳則另有深意。有一次，胡適和辜鴻銘剛好同時出現在一個宴會上。辜鴻銘與胡適談起此聯，並問胡是否知道其中的含義。胡適說：“‘傲霜枝’自然是你們的辮子啦，‘擎雨蓋’又是什麼意思呢?”辜鴻銘答道：“自然是清朝的大帽子啦!”得意之情溢於言表。
辜鴻銘另一個天下皆知的癖好便是喜好女人纏足。據說他必須聞女人的臭腳氣味才能寫出文章來。當時中國女子流行纏小腳，腳越小越美。裹腳布十天半月纔會鬆開，鬆開一次，那種臭味令人掩鼻而逃。然而，辜鴻銘偏偏就喜歡那種臭味。
他寫文章時，總是要他的小腳太太脫了裹腳布，坐在身邊，一邊寫文章，一邊聞那種臭味。寫得高興時，他右手寫文章，左手還摸着小腳。據說，他的許多好文章，都是在這種場合下完成的。他曾說：“女子小腳，特別神祕美妙，講究瘦、小、尖、彎、軟、正、香七字訣。婦人肉香，腳其一也。前代纏足，實非虐政。”
一次，他到一個高姓的學生家裏去，給他開門倒茶的是一個年方十六七歲的小丫頭。那丫頭生得雖談不上漂亮，倒也還清秀嬌小。大約是有五六天沒洗腳了，一股辜氏再熟悉不過的濃濃的“異香”撲鼻而來，美得他一連幾天對這小丫頭讚不絕口。
那位高姓學生見老師如此喜愛這個丫頭，以爲他有心討去做姨太太，就主動提出將她送給辜氏。辜氏也欣然接受，還表示要把小丫頭的身價還給學生。
到了小丫頭臨行的那一天，那位高姓學生少不了要有一番叮囑，諸如“到辜先生家會享清福”啦，你須好好收拾一下，洗洗乾淨之類。其實，這些話即使不說，小姑娘又焉能不辦?等到梳洗打扮，一切收拾妥當，高姓學生便將丫頭送往辜家。辜氏一見丫頭到來，喜不自勝。他一言不發，先將丫頭拉到臥房，請她將腳伸過來，然後恭恭敬敬地把鼻子湊上前去。一嗅之下，只見辜氏臉色突變，糟了，往日那股“異香”竟不翼而飛，消失殆盡。他不禁大失所望，興味索然。
“把丫頭帶回去吧!”前後不過幾分鐘，辜鴻銘就跟完全變了一個人似的走出臥房。
那小丫頭自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委屈之下，暗忖是腳臭尚未洗盡?那位高姓學生也被弄得莫名其妙，百思不解，後來才知道原來大錯特錯，全在洗腳也。
同許多古代風流名士一樣，辜鴻銘有着狎妓的嗜好，並且經常是剛在北大上完課，立馬就擡腿往八大胡同走，由此引發出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趣事。民國以後, 辜鴻銘雖然做了北洋政府的議員, 但對袁的倒行逆施十分不滿。有一天，他參加完會議，散會後收到300 塊大洋，美其名曰“出席費”。他心知這是袁世凱的收買手段，就立刻拿着這筆錢去逛妓院。在北京八大胡同的每個妓院裏，讓妓女們從自己面前魚貫而過，每唱一次名，他就賞給每個妓女一塊大洋。直到300 塊大洋散光之後，他才哈哈大笑，揚長而去。
“安福系”當權時，頒佈了一個新的國會選舉法，其中有一部分的參議員須由一種中央通儒院票選的，凡國立大學教授，凡獲得國外大學的學位的，都有選舉權。於是許多留學生有學士、碩士、博士文憑的，都有人來兜買。本人不必到場，自有人拿文憑去登記投票。據說當時的市價是每張文憑可賣二百元。兜買的人拿了文憑去，還可以變化發財。譬如一張文憑上的姓名是WuTing ，第一次可報“吳廷”，第二次可報“廷武”，第三次可說是浙江方言的“丁和”。這樣辦法，原價二百元的，就可以賣六百元了。
作爲社會名流，自然有人來鼓動辜鴻銘。一天，一個年輕的留學生政客來找辜鴻銘賣票。辜說：“我的文憑早就丟了。”那人說：“誰不認識您老人家?只要您親自來投票，用不着文憑。”辜說：“人家賣兩百塊錢一票，我老辜至少要賣五百塊。”他說：“別人兩百，您老人家三百。”辜說：“四百塊，少一毛錢都不行，還得先付現款，不要支票。”那人還想還價，辜鴻銘勃然大怒，立馬大喊叫他滾出去。他只好說：“四百塊，依您老人家。可是投票時請您務必到場。”
選舉的前一天，那人果然把四百塊鈔票和選舉入場券都帶來了，還再三叮囑辜鴻銘明天務必到場。等他走了，辜鴻銘立刻出門，趕下午的快車到了天津，把四百塊錢全報銷在一個姑娘(藝名一枝花)的身上了。兩天的工夫，四百塊錢全花光了。辜鴻銘甚是盡興，這纔回到北京。
那人聽說辜鴻銘返京，馬上趕到辜宅，大罵辜鴻銘無信義。辜鴻銘拿起一根棍子，指着那個留學生小政客，說道：“你瞎了眼睛，敢拿錢來買我!你也配講信義!你給我滾出去!從今以後，不要再上我門來!”那小子見辜鴻銘拿着棍子要打人，只好乖乖地逃走了。
辜鴻銘又是一位一夫多妻制的堅定擁護者，還專門爲自己的納妾主張精心打造了一套歪理。有一次，他會見兩位來訪的美國女士，不知怎的，談論起中國的“妾”來。他說，這“妾”字，就是“立女”的意思，這“立女”就是“靠手”， 用西語說，就是“elbowrest”，是專門供男人疲倦時作扶手用的工具。兩位美國女士是女權主義者，怎能同意這種解釋，當即反問道：“如此說來，女子疲倦了又何嘗不可以拿男人作扶手，女子爲什麼不可以多夫呢?” 辜鴻銘隨即便說：“斷斷不可!你一定見過一隻茶壺要配四隻茶杯，但是，哪裏見過一隻茶杯配上四隻茶壺的呢?”對方無言以對。
另有一次，在北平六國飯店的宴會上，一位德國的貴婦人問辜鴻銘：“你主張男人可以納妾，那麼女人也可以多招夫了?” 他搖着頭說：“不可!於禮有悖，於情不合，於理不通，於法有違。”那德國婦人正要說話，他反問道：“夫人代步是用洋車，還是用汽車?” 對方以爲他有問題提出, 便答：“我坐的是汽車。” 辜鴻銘馬上說道：“可不是嘛!汽車有四隻輪胎，府上備有幾副打氣筒?” 話未說完，舉座鬨堂大笑。
不過，辜鴻銘這種所謂“茶壺”與“茶杯”“打氣筒”與“輪胎”的比喻純屬詭辯，同樣的比喻也可以得出相反的結論。陸小曼和詩人徐志摩結婚後，她擔心徐郎多情不專，在外拈花惹草，曾嬌嗔地對徐志摩說：“志摩，你可不能拿辜老先生的比喻來做風流的藉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壺，乃是我的牙刷;茶壺可以數人公用，牙刷只允許個人私使。我今後只用你這支牙刷來刷牙，你也不能再拿別的茶杯來解渴呢!”
於是乎，一幅有關陸、徐的漫畫立馬上了報紙，上面畫的是“牙刷”和“茶壺”。不過，辜鴻銘雖主張納妾，但又絕非薄情寡義之人。他的日本妻子貞子去世後，辜痛楚不堪。他曾寫下一首情深意切的悼亡詩，表達他無限的悽楚悲哀之情。詩云：
此恨人人有，百年能有幾?
痛哉長江水，同渡不同歸。
可見夫妻二人感情之深摯。
另外，辜鴻銘還有一個很具特色的毛病，即愛罵名人。不管此人是國學泰斗還是西學重鎮，只要不合己意，他統統罵之而後快，而且對方來頭越大，辜老爺子就罵得越起勁。
民初一天，辜鴻銘、林紓、嚴復三人同去參加宴會，他們彼此之間並不相識。酒酣耳熱之後，辜鴻銘突然大發怪論：“如果我有權在手，必要殺兩人以謝天下。” 有人問他是哪兩人?他回答道：“就是嚴又陵和林琴南。”
嚴復假裝沒聽見。林紓也不生氣，反而和顏悅色地對他說：“這兩個人如有什麼開罪閣下之處，還望閣下念同鄉之誼，手下留情纔好!”
不料辜鴻銘卻勃然變色道：“嚴又陵所譯的《天演論》，主張物競天擇，於是國人只知有物競而不知有公理，以致兵連禍結，民不聊生。至於林琴南譯《茶花女》，一班青年就只知侈言戀愛，而不知禮教爲何物。假若不殺此兩人，天下安得太平?”原來，他不能原諒的，乃是嚴復和林紓破壞傳統文化所犯的“罪過”。
面對辜鴻銘的謾罵，嚴、林二人無言以對，只好默不作聲。
20 世紀20 年代，印度大文豪、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泰戈爾來華訪問講學。國內學人紛紛大加讚賞，將泰氏奉若神明，梁啓超甚至恭維他說，中國文明的母胎正在印度。與梁啓超投其所好的做法截然相反，辜鴻銘則一副冷眼旁觀的姿態。來華不久，泰戈爾便登門拜訪辜鴻銘。辜氏非但沒給泰氏好臉色看，反而對他的文學、哲學、宗教主張大加非難。他說:泰戈爾博士的文章，是不是太過於華麗了?文章若是過於華麗，反而會失去力量……
泰戈爾博士的著作中，也蘊藏着一些民主精神，但是你不通《易經》，沒資格講演‘唯精唯一’那種最高深的真理。所以，我警告你，我要把你送到瘋人院去;我又勸你，回印度去整理你的詩集吧，不要再講演東方文化了，把講演東方文化的工作讓給我……
泰戈爾剛欲進行辯解，辜鴻銘不等他張嘴，又大聲說道：泰戈爾博士還是不要到中國來講學了，就在印度唱吧!
在辜鴻銘這一番好似連珠炮的奚落下，享譽世界文壇的泰戈爾乘興而來，敗興而歸，搞得很不痛快。
那麼辜鴻銘緣何如此之“怪”?怪就是異常，就是所思所行出人意料，不合世俗常人的邏輯。70 年前，溫源寧先生曾這樣概括辜鴻銘的“怪”：一個鼓吹君主主義的造反派，一個以孔教爲人生哲學的浪漫派，一個誇耀自己奴隸標幟(辮子)的獨裁者，就是這種自相矛盾，使辜鴻銘成了現代中國最有趣的人物之一。
這種概括很聰明也很有趣，但是它卻還沒有抓住辜氏之“怪”的核心。在世人眼中，辜鴻銘最令人困惑不解的一點，是他精通西學而又極端保守的內在矛盾。其實仔細想來，辜的諸多矛盾舉動並非無法解釋，從其一生的經歷當中不難發現答案。雖然生於南洋，學於西洋，然而辜鴻銘體內畢竟流淌着中國人的血液，一旦他被博大精深的祖國文化所吸引，就會義無反顧地去了解它、維護它。倘若有人對傳統文化表示不敬，辜鴻銘自然挺身而出，加以反擊。但由於辜鴻銘本人性格偏激好走極端，於是在處理國學與西學的問題上，往往情感戰勝理智。無論國粹還是國渣，只要是老祖宗留下的東西，即便是皇帝、太監、辮子、立妾、纏足此等腐朽的不能再腐朽的糟粕，他都不許外人加以評點。誰若是敢越雷池一步，等待的後果便是辜鴻銘的一頓酣暢淋漓的痛罵。
身逢中西文化交匯、清廷江河日下的末世，作爲傳統文化的虔誠篤信者，辜鴻銘有心衛道，卻無力迴天。這是時代賦予他的悲劇，而他僅是時代所孕育的一個“怪胎”而已。故而，作爲今人，在審視辜鴻銘對儒家學說的狂熱追求、對封建舊物的頑固依戀、對新派理論的強烈抵制時，是不是應當多一份同情，少一份嘲諷呢?畢竟其行爲可笑，但精神可嘉。毀之過甚並無意義，尊之太高也不符史實。
1928年4月30日，辜鴻銘肺病發作，撒手人寰，世間又少了一根“男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