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國人自古以來對狀元情有獨鍾，傳統文化中深深地烙下了狀元情結。如今各地高考分數放榜了，一年一度的文理科高考狀元高調亮相，追捧高考狀元的遊戲又拉開了序幕。
古人的人生四大美事爲“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金榜題名是古代讀書人夢寐以求的事，而考取獨一無二的狀元則是無以復加的榮耀，因此賦予了無限的期望和遐想。但文人愛誇張，當今的一些記者也欠嚴謹，當古今最愛刨根問底的研究者們循着文人和記者的筆觸去探究古今狀元們的業績，卻發現無論是人們給予無限厚望的狀元、探花、榜眼們，還是當今炒得炙手可熱的各地文理科高考狀元們，也罷，只是給今人留下一個個童話般虛無縹緲的美好傳說，原來都是被文人、記者吹大的泡泡！
毛澤東說：歷代狀元都沒有很出色的
1964年2月13日（農曆大年初一），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一個只有16位中共主要領導和黨外人士參加的教育工作座談會，會上毛澤東說：“歷代狀元都沒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進士，也不是翰林，韓愈、柳宗元只是二等進士，王實甫、關漢卿、羅貫中、蒲松齡、曹雪芹也不都是進士和翰林。蒲松齡是一個提升的秀才，要高一等，還不是舉人。就是當了進士、翰林都是不成功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兩個皇帝，一個不識字，一個則識字不多。以後到嘉靖，知識分子當政，反而不成了，國家就管不好。李後主文化多了亡了國。書讀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劉秀是大學士，而劉邦是個大草包。”
據前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部長王芳回憶，一生酷愛讀書的毛澤東有次講到愛國主義詩人屈原，說屈原如果再做官，他的文章就沒有了。正因爲開除“官籍”、“下放勞動”，纔有可能接近社會生活，纔有可能產生如《離騷》這樣好的文學作品。中國狀元寫不出好東西，好的文章是那些不得志的人、窮秀才寫出來的。
學者研究證明毛澤東所言無虛
我國有不少研究歷代狀元的學者，也出版了一些研究專著。據學者周臘生考證，歷代考中狀元的有886名（亦有說1000多人的）。1992年重慶出版社版《狀元史話》、1993年瀋陽出版社版《中國曆代狀元錄》都只列出596位狀元姓名，1995年上海文化出版社版《中國曆代狀元錄》則收羅了歷代狀元602名，周臘生則可考出有姓名或姓的狀元674人，其中或多或少能找到一些傳記資料的僅507人。之所以有的沒有傳記資料，甚至連姓名都沒有留下來，是因爲雖然他們金榜題名了，但只是平庸的無名之輩。
古代讀書人很看重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這樣就可以名垂青史、彪炳千秋了。不幸的是，即使是讀書人中的翹首狀元們，能夠立德、立功、立言的並不多。重慶出版社2004年版《狀元史話》中有個統計資料，對有姓有名的591名狀元的正史傳記和作品傳世進行統計發現，有正史傳記的狀元僅153人，佔統計總數的26%，有作品傳世的僅188人，佔統計總數的31.75%（其中有的既有正史傳記，又有作品傳世）。
歷代狀元中擔任過宰相職務者達45人，雖然郭子儀、呂蒙正、陳堯叟、王曾、李迪、王堯臣、王拱辰、商輅、謝遷、徐元文、吳廷琛等狀元，是官至宰相中的佼佼者，除郭子儀、呂蒙正等尚有一些人知道外，其他的今人知之者甚少。而一些知名的宰相不但沒有獲得過狀元的殊榮，像宋代開國宰相趙普，就沒讀過多少書，卻能以“半部《論語》得天下，半部《論語》治天下”。
至於狀元中比較有名的文人，如唐代的王維、柳公權，宋代的宋庠、張九成、張孝祥、陳亮、文天祥，元代的王鄂，明代的楊慎，清代的馬世俊、戴有祺、汪繹、翁同龢等人，與同時代的著名文人相比，也遜色不少。唐代被視爲中國各朝代舊詩最豐富的朝代，詩仙李白、詩聖杜甫、詩魔白居易（進士）、詩佛王維（狀元）、詩鬼李賀、詩豪劉禹錫（進士）、詩囚孟郊（進士）和賈島等以詩名世者，只有王維中過狀元。唐宋八大家中韓愈、柳宗元、蘇軾、蘇轍、歐陽修、王安石、曾鞏都只考中進士，成績最好的王安石以進士第四名及第，而“三蘇”中的蘇洵連進士都沒考中。
我國古代科舉制度實行的1300年中，有幸連中三元（解元、會元、狀元）的僅17人，15名文狀元張又新、崔元翰、孫何、王曾、宋庠、楊寘、馮京、王巖叟、孟宋獻、王崇哲、許觀、商輅、錢檠、陳繼昌、戴衢亨，2名武狀元王名世、王玉璧，其中又有多少人像歷史名人那樣爲我們所熟知？
高考狀元們的業績並不比普通大學生出色
古代的狀元們沒多少爭氣的，太不給那些老給狀元們捧臭腳的文人面子，當今的高考狀元們也不給把他們捧上天的記者們爭氣，有的與他們同屆的普通大學生，甚至工作前沒上過大學的人都比他們強。
據《文匯報》報道，上海南洋模範中學曾分析過畢業自該校的23位院士的學習檔案，發現他們高三畢業時的學習成績，名列年級前10名之內的僅5人；從分數段看，居於前30%的有15人，居於中間40%的有兩人，而居於後30％的有6人。追溯到初中、小學，他們中的大多數也不是名列前茅的學習尖子。
另據2007年的《中國高考狀元職業狀況調查報告》對1977-1998年我國各省區市高考狀元的職業狀況進行調查後發現，高考第一名尚未出現在主流行業的“職場狀元羣體”中，大部分高考狀元大學畢業後都“銷聲匿跡”了。儘管這次調查所統計到的狀元總數只350多人，只佔到1977-1998年我國高考狀元總數的25%，但從狀元們步入社會後貢獻越大就越有名，媒體越容易炒作，就越容易進入調查對象這一點看，調查的數據不但可信，而且即使能全部調查也並不比部分調查樂觀。湖北省也對高考狀元職業進行過不完全調查，一些高考狀元踏上工作崗位後並不如當初高考放榜時那麼耀眼，有的狀元在所在領域從事着一般的工作，並不出類拔萃，可以說，高考狀元們能做到的業績，不但普通大學生能做到，甚至有的沒上過大學的人也能做到，他們做不到的業績，有的普通大學畢業生甚至沒上過大學的人也做到了。而根據李政道、楊振寧等著名科學家建議成立的中科大少年班，對一些被譽爲神童的超常少年實行超常教育，雖然涌現出大批智力平常者也能當上的博士碩士，卻沒有涌現出人們翹首以待的超常人才，倒是當初被炒得沸沸揚揚的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的神童寧鉑幾度剃度出家，少年班出來的學子們的業績並不比普通大學生出色。
2005年溫家寶總理在看望錢學森的時候，錢老感慨說，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溫家寶之所以多次在講話中透露學校難出大師的感慨，也是因爲我們以前對省、市、縣級大大小小的高考狀元們期望太高，他們卻沒有成爲各行各業大師級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