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紀中葉，澳門逐漸在廣東地方政府的默許下，成爲了葡萄牙商人的據點以及天主教在遠東的傳教中心;教宗更是在1576年宣佈正式成立澳門教區。這樣，澳門成爲天主教向中國內地傳教的一個基地。
在中國傳教異常艱難，不僅皇帝禁止傳教士進入，基督的教義也與中國的習俗衝突。爲了歸化中國人，傳教士利瑪竇將基督教儒家化，此舉大獲成功。到利瑪竇去世時，天主教在北京、南京、南昌、韶州紮根。到明末清初時，這一數字已經擴大到20萬。即便是經歷了改朝換代，湯若望、南懷仁等傳教士以其西方科學知識爲統治者服務，贏得了皇帝的尊重，並參與清朝統治者的統治。
康熙對傳教士頗爲信任，對他們的才能也有較高的評價。南懷仁曾回憶稱：“每日破曉我就進宮，立即被引入康熙的內殿，並經常到午後三四點才告退。我單獨和皇帝在一起，爲他讀書和講各種問題。”
17世紀中葉開始，沙皇俄國對清朝西北邊陲屢次侵犯，釀成邊界事端。康熙在平定三藩之亂後將目光轉向北方，中俄雙方軍事衝突加劇，而中方優勢越來越明顯。爲了和平解決邊界爭端，1688年，中俄兩國政府議定進行邊界談判。
康熙皇帝已經意識到，必須“要和俄國講和，以便可以無牽掣地去對付噶爾丹蒙古人。不但如此，他要求有一個儘可能嚴格約束俄國人的條約”，“既要訂立一個對俄國人具有最大約束力的條約，那麼就必須按照國際法來訂立，也就是說，必須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來訂立”。爲此“他情願暫時犧牲傳統的中國態度和優越感”，“接受當時已經深入俄國的國際法的原則和辦法”。
出於對湯若望和南懷仁的信任以及清朝官員沒有國際法的概念，康熙對同爲傳教士的徐日升和張誠賦予重任，派遣派遣徐日升和張誠作爲中國使團的成員，還將自己的袍褂賜予徐日升，又爲張誠特製了一件，並授予他們三品頂戴。皇帝囑咐索額圖和佟國綱說：“朕鑑於所用西人，皆忠貞可靠，足資信賴，特令徐日升隨爾前往俄國。”要他們與二教士同桌就餐，重要的事情要與之商量。
此行極爲不順甚至不得不折返京，後來中俄雙方經過磋商，同意在尼布楚重開談判。中方再次組團於1689年6月離京。鑑於形勢有所逆轉，康熙授意索額圖在劃定邊界上可以稍稍作些讓步，即如果俄方堅持，可以讓出尼布楚，而以額爾古納河爲界。與上次相同，徐日升和張誠隨團前往。
7月13日，中國使團抵達亞布楚，俄國使團已在此等候。費耀多羅·亞歷克塞耶維奇·戈洛文爲俄國全權使臣。經過2個月的談判，在徐日升和張誠的協助下，中方放棄了貝加爾湖以東的一些領土，但換取俄方撤離雅克薩的讓步，最終於9月7日正式簽訂了《尼布楚條約》。
然而這些傳教士並沒有康熙認爲的那樣忠誠。
來自比利時的南懷仁有開闢一條歐亞陸地交通線的打算。這一方面是因爲海上交通線極不安全。1680年的統計數字表明，在那之前被派往中國的600名傳教士中，只有大約100人安全到達。而另一方面則是爲了減少對葡萄牙人的過分依賴。因爲從歐洲到遠東的航線是控制在葡萄牙人手裏的。所以南懷仁希望耶穌會士在中俄談判中發揮作用，達成一項“雙贏”的和平協議。雙方都將感謝耶穌會士的功勞，而俄國最後會開放西伯利亞這條通道。
因此，南懷仁在中國準備對侵略黑龍江流域的沙俄軍隊進行反擊前，向俄國來華使臣提供偷竊的機密地圖和情報，鼓動俄國擴大對華戰爭，並表示，“爲了基督教，將盡力爲沙皇效力”。1686年，他致信俄國使臣“我認爲如果俄國大使先生們來時，那怕只帶一名懂拉丁語的人，這對大會也是有利的。在談判過程中，耶穌會士力爭使用拉丁語。”
儘管張誠、徐日升與南懷仁分屬於不同國家，但他們沒有辜負南懷仁的期待。耶穌會的目的都是歸化全體中國人，使中國變成基督的國家從來，在中國與同樣信仰基督的沙俄間起衝突後，這些傳教士站在了沙俄一邊。
在談判席上，張誠一直反對中國代表通過蒙古語翻譯與俄方對話，同時提醒俄國人在講俄語時務必要注意，因爲中國使團內有人精通俄語。
這種情況下，談判自然不會順利。當雙方陷入僵局時，該地的喀爾喀蒙古人和達斡爾人爆發了內亂，進攻哥薩克的要塞。俄國大使戈洛文不敢武力鎮壓，派官員招撫，沒有效果。這使沙俄使臣們頗爲焦急。
許多蒙古部衆迫切希望中國使團幫助他們遷入中國內地，徐日升竭力阻撓，說“幫助喀爾喀人反抗俄國人，就一定會破壞和平。”在他們的影響下，中國使團沒能支持喀爾喀人的要求。
不過，形勢的突變還是讓戈洛文改變策略，終於拋出了俄軍撤出雅克薩的劃界方案，談判得以繼續下去。雙方交換條約草案後，又經過激烈爭辯，終於在公曆9月7日簽訂了《中俄尼布楚條約》，條約包括《中俄尼布楚議界條約》和《黑龍江界約》。
條約規定，格爾必齊河、外興安嶺、額爾古納河爲中俄兩國東段邊界線，烏第河地區留待後議。黑龍江流域和烏蘇里江流域的廣大地區都是中國的領土。中國在領土上做了很大讓步，把尼布楚周圍及其以西原屬中國的領土讓給了俄國，換取俄國撤出在雅克薩的軍隊，收復了長期被俄國侵佔的這一帶領土。
事後，俄國使臣對此結果極爲滿意，向中國使臣贈送許多禮品，“以紀念雙方使團成員之間在前一時期建立的真摯友誼”。來使轉達戈洛文囑咐的話說：“所贈都是他珍愛之物，爲了感謝中國使臣，即使價值萬金，也不足爲貴。貂皮、豬荊皮表示他熱忱之情;自鳴鐘繫有聲之物，象徵大臣分別之後仍可聲息相聞：望遠鏡能視遠方;銀壺、銀盃可開懷暢飲，以示別後彼此懷念，如同相見。”
中國使團臨近啓程時，戈洛文又特邀張誠和徐日升到尼布楚，據《1689年中俄尼布楚條約》一書記載，雙方談及了中國的物產、毗鄰國家及清政府的對外政策，徐、張二人並將一副清政府內部使用的《中國全圖》送給戈洛文。
在雙方使團各自回國後，雙方皇帝對此結果一致滿意。
戈洛文深得沙皇彼得大帝信任，在1699年後全面主管俄羅斯外交，直到逝世。
張誠與徐日升得到了更多的回報。徐日升曾記道：“他(指皇上)以使人難以置信的滿意的表示來接見我們”，康熙在徐日升死後給了他蓋棺論定的評價：“朕念徐日升齋誠，遠來效力歲久，淵通律歷，製造咸宜，扈從惟勤，任使盡職，秉性貞樸無間，始終夙夜殫心，忠悃日著，朕嘉許久矣。”而作爲對徐日升等傳教士的回報，康熙皇帝解除了對天主教的限制。1692年年初，天主教在中國得到了合法傳播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