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初到上海，就像一條出水蛟龍，一時間弄得風生水起，在上海灘這塊“風水寶地”寫下了國人最早的創業神話。當然，不論何種創業，都充滿艱辛與坎坷，不屈與苦痛，李鴻章也不例外。六千五百名淮軍，僱傭當時世界上最爲先進的水上交通工具——七艘洋輪，兵分三次從安慶而下，以近乎大搖大擺的姿態，不費一槍一彈、一兵一卒，竟然神不知、鬼不覺地穿越太平天國鐵桶般嚴密的防區天京及蘇皖一帶，順利抵達上海。朝野上下，對“初出茅廬”的李鴻章不禁刮目相看。對這一近乎冒險的行動，李鴻章在一封致友人信中寫道：“此行險阻艱危，當備嘗之，成敗利鈍所弗計也。”
上海各界盼援兵如久旱之盼雲霓，而淮軍雜亂的着裝與簡陋的裝備令他們多少感到失望。特別是洋人，更是公開嘲笑不已，說李鴻章的淮軍是“叫花子兵”。憋了九年悶氣的李鴻章正想着如何揚眉吐氣呢，不料以破釜沉舟的氣概剛剛踏入上海，迎來的卻是一股更加讓人壓抑的鬱悶。他被逼到了牆角，除了拼命與成功，已是別無選擇。李鴻章在上海站穩腳跟，使得中外人士對他刮目相看的首戰之功，便是虹橋大捷。1862年 6月 17日，李秀成率太平軍五六萬人逼近上海，猛攻虹橋淮軍兵營。到上海兩個月了，淮軍還沒像模像樣地打過一仗，不唯李鴻章，全軍上下，都憋着一股氣，攢着一股勁，總想尋個機會好好地打它一個漂亮仗。九年幕僚生涯，李鴻章經歷的戰陣可謂多矣，足以稱得上一位沙場老將，積累了豐富的戰鬥經驗。
針對太平軍遠來奔襲、勞軍疲乏的弱點，他決定抓住時機，趁其紮營未定之際主動迎敵。於是，李鴻章親率各營淮軍分成六隊，在排炮的掩護下迅速出擊。
兩軍相接，很快便處於相互抗衡的膠着狀態。太平軍畢竟人多，超過淮軍近十倍，時間一長，淮軍力漸難支。而有過兩次交鋒失利，已對太平軍懷有恐懼的數千洋兵，竟在洋涇浜作壁上觀，遲遲不肯加入戰陣。李鴻章見狀，急得快要吐血了。成敗勝負，在此一搏，只見他躍馬衝出戰陣，不作生還之想地向前衝去。淮軍官兵見主帥如此不顧死活地拼命殺敵，全都以一當十，奮勇向前。兩軍相逢勇者勝，太平軍遺下三千多具屍首，被迫後退，逃回泗涇。
此仗打出了威風，也打開了局面，李鴻章深感痛快，不由得大肆渲染道：“鴻章以五千人擊十萬賊於虹橋，幸獲大勝，鬆滬肅清。”回首戰事，自然也免不了幾分後怕：“幸而我軍戰勝，洋人悅服，若我軍戰敗，無處立足矣！”
強敵當前，儘管打了一場勝仗，李鴻章並未頭腦發熱虛驕狂躁。經過一番觀察瞭解，覺得洋人當初的嘲笑並非沒有道理。在上海這一中國開放最早，也是最爲成功的對外通商口岸，李鴻章算是真正見識了洋人的“能耐”。
高樓、電話、電報、報紙、自鳴鐘、手錶、西醫等等諸多新鮮玩意、新生事物自不待言，以他尤爲關注的軍事來說，洋兵、洋槍、洋炮，的確令人敬畏不已。在致曾國藩的一封函札中，李鴻章寫道：“洋兵數千，槍炮併發，所當輒靡。其落地開花炸彈，真神技也。”
認識到己方不足，李鴻章的態度，不像清廷妄自尊大的滿族遺老遺少、士大夫中的頑固守舊派那樣，妖魔化地予以拒斥，而是放下架子虛心求教、盡力改進。在與洋人的交往中，李鴻章逐漸形成了一套具有個人風格的行動準則：“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內要自強。”他在淮軍中首先更新武器裝備，將在安慶建軍時的小槍隊、擡槍隊、刀矛隊完全革掉，換成歐洲洋槍。僅此一項，就使得淮軍的戰鬥力迅速上升，超過以前兩倍以上。然後，他又在親兵營中增設兩百名炮兵，組建了中國近代第一支炮兵部隊，至蘇常戰事結束之時，淮軍炮隊已有六個營之多。
李鴻章此後大興洋務實則從軍務開始，先是從洋人手中批量購買槍炮，然後自己建廠生產所需彈藥，製造各式武器。由軍事而工商，由制器而萌生對西方其他事物的興趣，然後全面學習借鑑，用以自強。如果說曾國藩是洋務運動篳路藍縷的最早開創者，那麼李鴻章則是其堅定不移的貫徹者、繼承者與集大成者。虹橋之戰關係上海安危，首戰獲勝，李鴻章信心倍增，乘機擴大戰果，大舉西進。在一年多的時間裏，連克青浦、嘉定、常熟、太倉、崑山、江陰等城。淮軍兵鋒所指，似乎無往而不勝。在一系列攻城略地的凱歌聲中，李鴻章那與生俱來的“痞子”性格——無信無賴、痞勁痞味、痞腔痞調不禁暴露無遺，太倉城破，他下令圍殺太平軍一萬多人 ；攻克崑山，擒殺淹死太平軍約三萬人，李鴻章竟將如此“慘劫”視爲“快事”；特別是蘇州殺降，更是將他推到了人性的審判臺上。
太平軍駐守蘇州的納王郜永寬主動請降，並在城北洋澄湖的一隻船上議訂降約。淮軍將領程學啓立誓，常勝軍首領戈登擔保，郜永寬等人承諾殺死慕王譚紹光後率衆來降，若用後世的觀點來看，也算得上是起義投誠了。有過如此一番儀式，雙方自然要遵守契約。商場如戰場，戰場也如商場，儘管明爭暗鬥，但可資依循的總的規則還是有的，比如雙方訂約，就得恪盡信守之責，否則後患無窮。當郜永寬等人如期獻上譚紹光首級開城投降後，李鴻章卻以降衆太多，如果不殺掉首腦，任其上下聯絡，必將防不勝防爲由，將受降的太平軍郜永寬等八王全部殺掉。
在人權、公法大行其道的西方社會，人們往往將榮譽與信義看得比生命還要重要，當作證擔保的戈登聽說殺降消息後，第一個反應就是“深感恥辱和極度傷心”；接着是大爲憤怒，情不能持 ；然後是發誓要爲冤死者報仇，殺掉背信棄義的李鴻章、程學啓，以及“實際上他懷疑參與將諸王斬首和蘇州屠殺的任何中國官員”。戈登想用兩艘輪船捕捉李鴻章沒有成功，便寫了一封西人所謂的哀的美敦書，也就是最後通牒，要求李鴻章辭職，交由清廷審判，否則，他將興兵強制清廷將攻克之地歸還太平天國。據傳，戈登曾攜一杆短銃，四處尋覓李鴻章，要與他來一場私人對決，就像西人解決爭端的古老方式那樣。“鴻章避之，不敢歸營。數日後，怒漸解，乃止。”曾國藩對李鴻章的人格缺陷早就洞若觀火，時常或旁敲側擊，或直言指責 ；李鴻章也知己之短，總想改正，可就是改不了，稍不留神就露出“狐狸尾巴”，真可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也。
曾國藩長期教導李鴻章爲人做事要講“誠信”，李鴻章表面唯諾，可內心深處對這一被理學家視爲精神動力的道德規範不以爲然。做幕僚時想多睡一會兒懶覺，竟謊稱頭疼。剛到上海，曾國藩就寫信要他恪守孔子的忠、信、篤、敬四字，“篤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說假話耳，然卻極難，吾輩當從此一字下手”。
後李鴻章接替曾國藩出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了結天津教案，曾國藩問他：“你與洋人交涉，打配何主意呢？”李鴻章道：“門生也沒什麼主意，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麼，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曾國藩捋着鬍鬚沉思良久道：“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如何打法，你試打與我聽聽。”李鴻章見勢不妙，趕緊改口，稱他是信口胡說，還望老師多多賜教。曾國藩送給他的“法寶”還是一個“誠”字：“誠能動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老老實實，推誠相見，與他平情說理，雖不能佔到便宜，也不至過於吃虧。”
李鴻章自稱繼承了老師衣鉢，可實際上未能真正理解、吸取、傳承曾國藩作爲一位真正理學家的精髓，缺少一種內在的精神貫注與嚴格要求，無論對己對人，都顯得相當實際而實惠。他“好以利祿驅衆”，重用人才着重謀略幹練，將文章道德放在其次 ；也曾露骨坦陳：“天下熙熙攘攘，皆爲利耳，我無利於人，誰肯助我”；還對部下以實利相誘，只要事情辦成，論功行賞，封官加爵，決不含糊。他緊緊抓住軍權不放，以強大的軍事實力作後盾。他對手下公然宣稱：“一切小錯都不用過問，一切大錯都由我李鴻章承擔！”此言一出，人人願爲他效命，但也因此而魚目混珠、泥沙俱下，時間一長，勢必影響士氣，敗壞風氣，造成“一代不如一代”的混亂局面。這也是由他以降，袁世凱及其他北洋軍閥不顧國家利益、人民死活，相互搶佔地盤、爭權奪利、你打我殺的內在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