謀逆罪是古代統治階級眼中的重罪，謀逆是一種分裂和敵對行爲，嚴重影響到皇權的穩固，所以不管是哪個家族坐上了皇位，都必將對謀逆行爲零容忍，並嚴厲懲處，以儆效尤。正因犯此罪者通常都必死無疑，所以謀逆罪也成了奸佞小人構陷忠良最有效的手段。于謙，浙江錢塘人，明朝名臣。于謙7歲的時候，一個得道高僧驚奇於他的相貌，對他說：“你日後必能成爲挽救時局的宰相。”永樂十九年，于謙參加科舉考試，因性格剛正，不肯對主考官溜鬚拍馬，最終能得狀元的文才被降到三甲九十二名，差點名落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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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初年，于謙被授任爲監察御史，曾跟隨明宣宗南征樂安，因痛斥朱高煦言辭激烈，厲聲威嚴，宣宗十分高興，對他刮目相看。回朝後被提升爲兵部右侍郎，在巡撫河南，山西時，于謙微服走訪民間，體會百姓疾苦，並敢於爲民請命，甚至不惜得罪當朝權貴，嚴懲貪官污吏，但他這種行爲也得到更多的官員憎恨和排擠，得罪了很多人。
宣宗時，名臣楊士奇、楊榮、楊溥主持朝政，他們都很重視於謙，于謙所奏請之事都會被及時批覆實行，當時朝野清明，天下安定。到了正統初年，三楊都已去世，太監王振依靠自己與皇帝的親密關係，開始專權亂政，擅作威福。
正統十三年，于謙擔任兵部左侍郎，第二年，瓦刺大汗也先率兵大舉進犯明朝北疆，王振爲一己私慾，鼓動皇帝御駕親征。明朝精銳出征途中，王振朝令夕改，不知兵事而亂逞其能，導致明軍在土木堡大敗，精銳全部喪失，明英宗被瓦刺俘虜。
消息傳到京城後，朝野震驚，文武大臣都掩面而泣，大家隨後一籌莫展，不知道該怎麼辦。由於明軍精銳部隊幾乎被瓦刺全殲，京城也暴露在了瓦刺騎兵的鐵蹄之下，很多大臣都主張渡江南遷，定都南京。
此時，于謙應聲而出，大聲呵斥主張南遷之臣，他認爲京城是天下根本，一旦南遷就等於拱手把長江以北送給敵寇，勢必會重蹈北宋覆轍。對於當時的情況，于謙建議調集南北兩京，河南的備操軍以及山東南京，江北等地的所有部隊和運糧軍馬上開赴京師，並說出了自己精密的部署計劃。當時人心惶恐，大家都認爲京城破亡是早晚之事，而於謙胸有成竹的說出補救措施後，大家都覺得他的計策天衣無縫，都逐漸安定下來。于謙也被郕王朱祁鈺提拔爲兵書尚書，總攬國事，組織兵力抵抗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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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也先裹挾明英宗攻破紫荊關，直抵京師。此時有武將建議避敵鋒芒，于謙認爲不可，他說國家破亡在即，必須當場痛擊敵寇，方能增強士氣，保全京師。於是他調兵遣將，將二十二萬兵士合理分散安排在京城的九個門外，並自己帶隊親自戍守一門，戰前傳下死令：臨陣將領不顧部隊先行退卻的，斬將領。軍士不顧將領先退卻的，後隊斬前隊。
最終，所有將士都被他的精神感動，深知此戰不勝，只有死路一條，所有人同仇敵愾，奮勇殺敵，也先被擊潰，一路逃回塞外。戰後，新皇帝論功，于謙當屬第一，皇帝要重賞他，但于謙堅決推辭。之後于謙在北方加固城池，分兵駐守，操練兵團，也先幾次來襲都沒有佔到便宜，眼見無機可乘，就放回了被俘虜的明英宗朱祁鎮。
于謙爲人性格剛強耿直，黑白分明，清廉無私，亂局穩定後，很多大臣開始花天酒地，大修宅院，出行衣甲鮮明，前呼後擁，于謙則自做官以來都是官服一套，瘦馬一匹，同僚們都認爲他是爲博得好名聲才這樣做。
景泰八年，被瓦刺放回的朱祁鎮在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貞的謀劃下，發動宮變，重登皇位。于謙因得罪過這些人，被指控意圖策劃謀立襄王的兒子爲帝，圖謀不軌的罪名而下獄。在奸人的構陷下，于謙被處死，並棄屍街頭，在抄家的時候，于謙的家裏被找遍了也沒有多餘的錢財，後來兵士發現于謙家的正屋被鎖的很嚴實，認爲必有重寶，但鎖被打開後，發現滿屋都是皇帝賞賜的蟒袍，寶劍和玉器等物，這些東西都是于謙爲國家一生操勞，鞠躬盡瘁得到的賞賜，令在場者無不落淚。皇帝知道後也後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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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年間，于謙被追封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號肅愍，賜在墓建祠堂，題爲“旌功”，由地方有關部門年節拜祭。萬曆中，改諡爲忠肅。在民間，百姓都視他爲民族英雄，常年祭祀不止。
于謙的一生忠直而無私，不畏奸惡強權，敢於主持正義，正如他自己寫的詩《石灰吟》中描述的一樣：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全不顧，要留清白在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