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封建社會時期，商人的地位一直很低下，統治階級一直採取重農抑商的政策，清朝也沿襲這一制度，在清朝商行做生意，近也難，退也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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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跟外國人做生意有個規矩，就是官方不與外商直接接觸，而要通過民間的行商進行，當時廣東就有“十三行”一說。行商既與外國人做生意，賺取利潤，也替官方收取外商繳納的稅費，並向政府擔保外國人合法經營。這樣的生意帶有一定的壟斷性，本來應該非常好做，實際上並不是這樣。1760—1843年，廣州先後有47家洋行開業，而在1771—1839年間倒閉的卻有37家，洋行平均壽命不足10年。
行商生意做得這樣艱難，不是因爲他們不懂經營，而是由於一些官員經常殺雞取卵。清政府規定，一旦發現外商違規經營，負有擔保責任的行商就要受到50~100倍貨稅的罰款。比如，1800年，怡和行承保的一艘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船“休·英格利斯”號，船上會計員將鐵箱裏的兩對私人手錶帶到了岸上，就被海關官員認定爲偷稅漏稅，被罰款50倍。
除了隨意罰款，遇到災荒、皇帝生日等情況，官方也會隨意讓行商“放血”。據官方記載，1773—1835年間，行商向朝廷“捐輸”508.5萬兩銀子，實際捐獻的還不止此數。1833年，怡和行一家的捐款據說就達到了50萬兩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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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後，清政府頻頻與外國開戰，每戰必敗，每敗必賠，遇上這種時候，行商又成了唐僧肉。1841年，清軍被英國人打敗，被迫向英人交納600萬銀元的贖城（廣州）費，行商伍秉鑑一個人就交了110萬元。清國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後，賠償2100萬元，其中幾百萬銀元就攤到了行商頭上。
特別荒唐的是，行商一旦進了這個圈子，有時不想幹還不行，得行賄才能達成目的。伍秉鑑年老想退休，官方不同意，花了90萬兩銀元纔將位置改由其兒子頂替，即使如此，官方依然要求他擔負行商的一切責任。伍秉鑑表示願意捐獻自己2600萬銀元財產中的 80%給政府 ， 以 求 安 享 剩 下的20%，依然不能如願。伍秉鑑寫信給他在美國的朋友庫欣說：如果不是年紀太大，經不起漂洋過海的折騰，他很想移居美國。同一天，他又給另一位美國朋友羅伯特 · 福布斯寫信，信中說：“如果我現在是青年，我將認真地考慮乘船往美國，在你附近的某處定居。”
按照常理，官與商應該是相對分離的。商人按照國家規定納了稅，任何機構和個人就無權要求他們再交這個、那個錢。但在清朝那種不講規則的社會，商人的命運徹底掌握在官員手裏，官員想要商人下河商人就不敢上岸，商人賺得的錢再合法，只要官員想掏你的腰包你就得痛痛快快掏出來。伍秉鑑之所以想移民美國，就是因爲他受夠了官員的氣，不想再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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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官員貪婪的刀子落在商人身上，痛的卻是整個社會。商業行爲有個規律：政治清明、環境寬鬆，商人做生意順風順水，賺了錢之後，就會提供更多就業機會，一步步加大科研的投入，讓社會的生產力水平得以提高。工商業者一活躍，國家財源也就有了源源不斷的保證。國家有了錢，可以製造現代化的武器，可以建教學設施先進的學校，可以建醫院，可以提高國民的基本素質。這樣，國家想不強大都難。而官員一旦肆無忌憚地宰商，一般的商人很難賺到錢，少數賺了錢的，也只想移居別的國家，不太可能生出幹更大事業的理想，更不可能想到如何用自己的財富報效國家，國家自然也會越來越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