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民”與“順民”這兩個詞恐怕是最容易被混淆的兩個詞，在很多人看來，“愚蠢”就意味着“順從”，因此，這兩者應當被視爲一體，但事實上，“愚蠢”與“順從”之間卻有着一片看似近在咫尺，卻相隔甚遠的灰色地帶，倘使想要理解這片灰色地帶，乾隆十六年山西介休王肇基的遭遇，應當算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王肇基本來是直隸平鄉人，讀過幾年書，但一直沒有正式職業，和妻子老母流寓山西，應該算是無業遊民。到了乾隆十六年，恰好是皇太后(也就是影視劇裏的甄嬛)六旬萬壽，王突發奇想，寫了一首祝壽詩，還有一副壽聯，一併送到衙門裏去，按照王自己的說法：“我獻詩恭祝皇太后萬壽，不過盡我小民之心，欲求皇帝喜歡的意思”，儘管詩文字句鄙俚不堪，但也算代表普通百姓對朝廷無限熱愛稱頌的拳拳之心，並且還主動爲朝政提了不少意見，總之是希望大清朝越來越好，對這樣一個主動表忠心的臣民，皇帝應該怎麼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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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答案很快下來，王肇基被定爲“妄議國家事務”的大罪，被下在大牢裏，嚴刑拷問。
王當然覺得很冤枉：“如今是堯舜之世，我何敢有一字訕謗，實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此將心裏想着的事寫成一篇來呈獻的”——面對這樣一個赤膽忠肝的臣民，按照一般人的常理，皇帝應該喜歡還來不及呢，怎麼會捨得將他下大獄呢?
但皇帝的思維卻往往不循常理，要想理解皇帝的想法，就必須理解集權體制下權力的運行方式。集權體制下的權力作爲一種資源是被壟斷的，只有統治者能夠擁有和分配權力，因此，權力的運行只能限制在一個皇帝認可的小圈子裏，這也就是所謂的“政治規矩”，而王肇基作爲一介草民，竟敢談論國家大事，這一行爲本身就已經觸碰了“政治規矩”的底線，因此，無論他是赤膽忠肝還是別有用心，在這套權力的邏輯裏，他都是一個危險人物，如果皇帝僅僅因爲他的忠心就對其優容，那麼毫無疑問就破壞了這一“規矩”，這就可能吸引更多的人來越過底線，所以，王肇基必須受到懲罰，以防止有人再敢起覬覦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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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恰恰也是“愚民”和“順民”的區別，“愚民”誠然無知無識，但也因此無法分清哪些是禁忌，哪些是底線，因此，他們很可能不知何時腦子一熱，像王肇基一樣突發奇想，去觸碰“規矩”的底線，對此，權力的邏輯是堅決打壓，並不因爲他們的愚忠而心慈手軟：江西人劉震宇寫投獻《佐理萬事治平新策》，被定“妄議國家定製”處斬;劉德照抄錄《春秋建論詞》，凌遲處死;鄧文亮呈遞《戒淫說》、《戒暴文》，呼籲提高民衆素質，斬立決;劉皋投獻《供狀》，稱頌大清歷代先帝，充軍新疆;最有意味的是一位叫智天豹的術士，上《本朝萬年曆》，“見得本朝國運比周朝八百年更爲長久”，下令“從寬斬決”。
實際上，正是這些赤膽忠肝的“愚民”佔據了清朝文字獄的絕大部分，也是這些忠心耿耿的“愚民”最讓皇帝感到頭疼，他們存在唯一的作用，就是以自己前赴後繼的想當然的“愚忠”所招致的慘痛下場，來爲“順民”做好警戒;隔三差五的用身首異處提醒他們何謂“規矩”何謂“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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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集權體制最合格最理想的臣民不是“愚民”，而是“順民”，他們知道何時應該莫談國事，何時應該齊頌聖明，“規矩”和“底線”都牢記心中，絕不會愚蠢地觸碰它們，因此，皇帝纔要時不時清理清理順民隊伍，找出那些“愚民”來殺雞儆猴，教導民衆如何做個好“順民”。
至於那個王肇基，如此一個主動出頭的“愚民”，下場當然就是作爲用來儆猴的雞了。乾隆十六年八月三十日，乾隆皇帝下旨將王肇基“立斃杖下”：“俾愚衆知所炯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