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專家孟森先生指出，“中國自三代以來，得國最正者，惟漢與明。”
“匹夫起事，無憑藉威柄之嫌;爲民除暴，無預窺神器之意”，認爲農家浪蕩子劉邦、失地佃農朱元璋純粹憑藉機遇、命運和個人能力建立了一個大一統的王朝，創業含金量最高。 熟悉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的漢高祖和明太祖推行了大量休養生息和重農抑商的政策，迅速恢復了國力，也一而再再而三地使農業社會思維在中國大地上不斷固化。 不僅如此，即使做了皇帝，劉邦和朱元璋還保留着強烈的農民意識，最突出的一點就是“分家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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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皇族後代滿10歲就可以領俸祿在中國農村的傳統觀念裏，不論是大地主還是小農民，下一代之間雖然長幼有序，但是老爹的東西兒子們人人有份，長子居祖屋，各房都有地，按這個模式一代代開枝散葉，家族根深葉茂。 明太祖把“分家分地”的模式完美地搬到國家制度層面來——“封建諸王”。 開國不久，還沒來得及大封功臣，朱元璋便急不可待地把所有兒子都封爲親王，雖然他最小的兒子那一年剛剛一歲。他給大明王朝的官員們制定了中國歷史上最低的工資標準，給自己兒孫們制定的俸祿標準卻唯恐不厚。
皇子封爲親王后年俸萬石，是最高官員的近七倍，還不包括大量的土地等其他各種賞賜。爲了讓後代們充分享受幸福，他規定每一個皇族後代，所有消費需要都由國家承擔：10歲起開始領工資享受俸祿，結婚時國家發放房屋、冠服、婚禮費用。死時還有一筆厚厚的喪葬費。
這種無微不至的“愛護”，在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以至於明人不禁感慨，“我朝親親之恩，可謂無所不用，其厚遠過前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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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朱元璋還規定，皇族除了統帥軍隊鞏固邊防和彈壓地方局勢之外，不能科舉、當官、務農、經商，什麼也不能幹。此後，明成祖朱棣怕其他王爺們有樣學樣也造反，又把諸王的軍權給奪了，還不准他們隨意離開王府所在地。 結果明朝的王爺們就過上了現代“宅男”們的理想生活，不用上班，天天宅在家裏，領工資、生孩子、瞎胡鬧，優哉遊哉，混吃等死。王爺爲創收，屢創生育記錄
明代中後期，爲了怕王爺們聯合地方勢力作亂，後代皇帝規定，親王們終生只能生活在王府裏，若想出城遛遛彎，得專門派人千里迢迢向皇帝本人遞出申請。如果沒有皇帝的親自許可，親王連出城掃墓都不行。爲了防止親王們有串通的機會，後代皇帝又規定，親王們終生不得相互見面，這就是著名的“二王不相見”。
在這種情況下，各地王爺們被剝奪了幾乎所有的自由，成了高級囚徒。由於不能從事任何社會職業，他們增加收入只有一個渠道，那就是多生孩子。因爲多生一個孩子，國家就按等級多發放一份俸祿。
於是，皇族們展開了激烈的生殖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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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弘治五年底，山西巡撫楊澄籌向皇帝彙報了一個令人吃驚的消息：居住在山西的慶成王朱鍾鎰又一次刷新了朱元璋家族的生育紀錄，截至這年8月，他已生育子女共94名。
然而，不久以後，朱鍾鎰生殖冠軍的稱號就被他的一位後代，也就是另一位慶成王所取代。
據明·王世貞著《皇明盛事述》載 “第一代慶成王朱濟炫生子一百，俱成長，其中長子朱美埥襲封慶成王，餘九十九人都封鎮國將軍，每次聚會，同父兄弟間竟不相識”。
而這，僅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個縮影。據王世貞估算，每十幾年，明宗室人數增加百分之五十。另據徐光啓推算，明宗室人數三十年左右即增加一倍。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孫已經繁衍到近一百萬人之多。
歷史君只想問，這些王爺們能記清自己的兒女嗎?
多子真的就“多福”了?
多子多福，本來是中國人的不二信條。揮霍和生殖，又是朱元璋給自己子孫規定的光榮任務。所以，朱氏皇族生得理直氣壯，生得光榮坦蕩，生得痛快淋漓。
然而，對大明王朝的其他成員來說，皇室生育紀錄的一次次刷新，可不只意味着爲茶餘飯後的八卦閒聊增添材料，它更意味着每個老百姓負擔的一次次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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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皇族因爲享有司法特權，有罪時“罰而不刑”，許多王府成爲地方黑惡勢力的保護傘，甚至自身也淪爲黑社會頭目。嘉靖五年，慶成府的輔國將軍藏匿大盜被人告發;隆慶二年，方山王府鎮國中尉朱新垣“與羣盜通，劫掠商貨”;襄垣王府的輔國中尉、昌化王府的輔國中尉都“私出禁城爲盜”，公然殺人劫財……
在特權庇護下，皇族已經淪爲大明社會道德水準最爲低下的一個羣體。
在大明王朝，皇族確實是最幸福的羣體。
兩百多年的飛揚跋扈、狂吸痛飲、嗨到極點，他們可謂是享受到巔峯了。
可惜，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
李自成、張獻忠等明末“七十二家”起義軍縱橫大地之後，朱元璋的子孫們突然發現，他們的宴席不僅僅是被打擾了一下，而是被宣告永遠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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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怕的是，他們到這個時候才發現，這場兩百年的宴席不是免費的，結賬的時候到了。
這些姓朱的親王、郡王、將軍們，成了農民軍最有興趣的獵物。大大小小的農民軍所過之處，皇族均在劫難逃。那些各地最壯麗的王府，在連綿全國的戰爭中，幾乎無不灰飛煙滅。
而當初，朱元璋正是高舉“打倒元朝特權階級”的大旗建立了明朝。
歷史，總是這樣諷刺與不給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