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陳新甲因爲着急上朝議事，就將信件隨手放在几案之上，他的書童誤以爲是“塘報”(抄送諸臣的報告)，未請示陳新甲就開始抄傳，並拿到當時的政府機關報《邸報》上發表了!這一下可惹了大禍，本來是保密的議和經過，一下子被羣臣百官覽閱，朝野爲之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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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長一段時間裏，明、清都在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的議和上大做文章。明、清之間存在着議和成功的可能性嗎?回答是肯定的。但是，一篇可以改寫明朝歷史的救國良機，卻因爲一個人的不謹慎、一篇未經審覈就發表的新聞稿以及崇禎皇帝的死要面子，而眼睜睜失去。議和之事最終也只能草草收場。
真誠議和的皇太極
一直以來，皇太極都以議和爲話題，與明王朝不斷周旋，在戰與和之間縱橫捭闔：議和是爲了選擇更有利的時機發動戰爭，而戰爭又是爲了能夠選擇一個合適的時機促成雙方的議和。
但皇太極屢次提出議和，並不完全是出於兵不厭詐的軍事考慮，可以說在特定的一段時間內，他的議和舉動還是具有相當的真誠成分的。
曾經努爾哈赤一直希望明廷封其爲王，以號令東北各少數民族。皇太極的實力雖然比努爾哈赤大爲增強，但也一直希望同明朝保持友好，發展貿易。即使在攻明戰爭屢次勝利時，他在議和文書上也低明皇帝一字書寫，並接受了明廷要其遵明正朔、取消“僞號”的要求—在尚未達成議和協議之時，不書天聰年號只寫干支。當其羽翼已豐，多次攻入內地，明朝已無法招架之時，他仍然多次發佈告示說，願與明友好、議和。皇太極還把征戰中搶奪來的原明朝發給海西女真四部及蒙古諸部的敕書(實即與明的貿易許可證)，一直保存到崇禎十二年(清崇德四年1639年)，表明了他要與明朝發展貿易的願望。由此可見，明清之間原本是存在着議和成功的可能性的。
用款封王並非不可行
當然將這種可能性變成現實，明朝需要付出必要的代價，即承認後金(清)實體的存在，劃出地區讓其統治，封其爲王。這雖然損害了明統治者的威望，但卻可以平息戰火，安定遼東，減少困擾，最重要的是可以確保明朝“天朝大國”的地位。
用款封王的做法，在明朝並不是沒有先例。嘉靖年間，蒙古俺答汗出於與明貿易、要求封王的目的攻掠明邊境，致使京師多次戒嚴。明統治者在吃盡了苦頭後終於清醒過來，於隆慶五年(1571年)封俺答爲順義王，並封其下各部首領以相應的官職，從而結束了長達幾十年的戰亂，使邊塞安寧數十年。這是以和制叛、以和取勝的先例，對清議和完全可以參照辦理。
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楊嗣昌就曾在上疏中指出，俺答犯塞時與今日邊峯“前後酷相類”，俺答受封之後，薊門宣大一帶男耕女織，百姓生活十分安定。他認爲“我朝撫賞爲弱敵之第一策”，是爲國家“久遠真切之計”。無奈滿朝文武之中，持這種見解的人少之又少，而且還不敢公開說出來。
分界而治的主張
皇太極的成熟與穩健，也促使他思考問題比羣臣深入一層，比崇禎皇帝高出一籌。皇太極感到，目前內部的穩定局面是因爲有明朝這一大敵才形成的，一旦失去這一大敵，清廷內部的穩定和諧將會隨之瓦解。只有在取得一些勝利之後，加強內部的整頓和對周邊勢力的馴服，才能維護自己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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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禎十五年農曆五月，基於對敵我形勢的分析，儘管崇禎皇帝不倫不類的“議和信”讓皇太極看了很不爽，但皇太極還是委曲求全，熱情地接待了馬紹愉等來使，給予他們優厚的賞賜。經過半個多月的談判磋商後，農曆六月三日，在馬紹愉等人離開盛京時，皇太極派官將他們送到15裏之外設宴餞別，並命軍士將使團護送到明朝控制的連山(今連山區)境內。
皇太極給崇禎皇帝寫了一封長信，托馬紹愉轉呈。信中，皇太極在追溯了後金(清)與明朝開戰的歷史淵源後，又談到儘管清兵已處勝勢，但仍願議和通好。
這封信的內容後來被收入《清太宗實錄》得以保存。從行文來看，皇太極的態度比較謙恭，在一番客套話之後，皇太極提出了不算苛刻的停戰四項條件，字裏行間完全沒有威脅的意味。
儘管如此，皇太極對明朝的誠意並沒有信心，他在信的末尾發出了最後通牒：“若不願和好，再勿遣使致書……約九月不至則治兵。”言外之意，和談一旦無望，只有兵戎相見了。
壞了議和的新聞稿
當馬紹愉返回京師，將議和的情況寫成書面材料呈送給他的頂頭上司、兵部尚書陳新甲後，陳新甲因爲着急上朝議事，就將信件隨手放在几案之上，他的書童誤以爲是“塘報”(抄送諸臣的報告)，未請示陳新甲就開始抄傳，並拿到當時的政府機關報《邸報》上發表了!這一下可惹了大禍，本來是保密的議和經過，一下子被羣臣百官覽閱，朝野爲之譁然，很多大臣紛紛上書彈劾陳新甲貪生怕死、妥協求全、私定議和條款。
崇禎皇帝極爲憤怒，起初他還想袒護陳新甲，並不想追究他的大意泄密，還將大臣們的奏疏壓下不發，希望不了了之。但輿論鼎沸，難以平息，迫於言論壓力，一向以中興君主自居的崇禎皇帝在思想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在內心裏不願意給別人留下一個無法應付時局，向“蠻夷”低頭的印象，感到議和是自己的恥辱，於是遂將責任一股腦兒地推給陳新甲，降旨責令陳新甲悔過。實際上，崇禎皇帝很信賴很賞識陳新甲，這個處分完全是爲了平息朝廷中的輿論，就處罰來看，是十分輕的。
事到如此，雖然議和之事已經不能再提，但陳新甲若能識時務明哲自保，還是可以保全性命和官位的。然而陳新甲明顯不夠老練，他覺得議和自始至終都是在皇帝的指示下進行的，自己並沒有在其中增添什麼額外的內容，便有恃無恐，不但“不引罪，反而自詡其功”，還引用皇帝給自己寫的敕諭中的話語爲自己開脫。崇禎皇帝惱羞成怒，終於下令將陳新甲處死。當年農曆九月二十二日，陳新甲走上了西市刑場。
明崇禎十五年是農曆壬午年，當年的明清議和因此被稱爲“壬午議和”。直到亡國的最後時刻，崇禎皇帝才意識到“策遼事者，不宜戰而宜和也”。可惜這隻能是後知後覺，已經於事無補、無法挽回敗局了。
盲目自大的大明官僚
其實，明朝在與後金(清)的軍事對峙中，不是沒有看到議和的好處，也不是沒有采取議和行動，但最終，議和卻爲自己所破壞，使明遭到後金(清)更大規模的進攻，終於一敗而不可收拾。這是一種奇怪的結局，也是多種因素彙集的必然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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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廷上下缺乏議和的大環境與氣氛。明朝始終未給議和創造必要的條件，主持議和者包括皇帝在內從未展開有關議和大政方針的討論，也未糾正一直批駁的一些模糊認識及錯誤論調，以統一朝臣的思想。相反，傳統的所謂天朝大國不可冒犯的習慣思想始終佔據上風。朝野上下一直堅定地認爲後金(清)是國賊是兇寇，必欲大彰撻伐，翦除之，決不與其言和。所以議和伊始，便遭到不斷的圍攻和咒罵。議和被斥爲“頓忘國賊”“損威辱國”“詛師養寇”，是“禍胎”，將“釀無窮之釁”。
在這樣一種氛圍中，主持議和的人無一不身負惡名：袁崇煥終以“謀款通敵”之罪被磔;支持袁崇煥的閣臣錢龍錫也以“密謀主款”之罪長戍不赦;楊嗣昌主持議和，弄得舉朝譁然，羣起而攻之;而陳新甲與清議和事暴露後立遭殺身之禍。這種攻擊、反對議和的聲浪持久不衰，形成了一種強大的輿論壓力。在這種壓力下，任何正確的議和主張都難以暢行。如果說袁崇煥進行議和時，對“上章累累”的反對議和的呼聲，尚能鎮定堅持，並表示“不諱言”自己的議和主張，那麼他身後的主張議和者在不斷高漲的反議和聲浪中就越來越不敢公開自己的觀點了。
楊嗣昌本是堅定的主和派，他曾連續上疏闡述議和主張，坦率表明自己的“體國”之心。儘管他的議論剴切透闢，文情深摯感人，但卻不敢也不能公開。當主戰派攻擊他“主撫”是訂城下之盟，大唱出戰高調時，他竟不敢針鋒相對地予以駁斥，反而違心地加以否認，說“從無撫說，毋以長安蜚語陷人”，表現得十分軟弱。在這種“議和即誤國”的叫嚷聲中，出現了“一日不戰”便“流言四起”的局面，主和派一直處於被動、受誤解、受譴責、遭圍攻的境地。
明朝的政治家們在議和問題上大都缺乏冷靜的思考，而存在不切實際的想法。他們始終放不下天朝大國那種凌駕於一切之上的架子，以爲議和便是向對方乞和。
死要面子的崇禎皇帝
崇禎帝在議和問題上表現得更爲惡劣。
兵部尚書陳新甲於崇禎十五年與清的議和，完全是在崇禎帝的直接指揮下進行的，這是因爲明王朝已被打得沒有還手之力，“以和議委新甲，手詔往返者數十，皆戒以勿泄”。但議和之事泄露後，明廷羣臣激憤，以“堂堂天朝，何至講款”交相攻擊陳新甲，甚至將清兵入關殺掠，地主、官僚、兵丁狼狽逃亡、百姓流離失所，一股腦兒地算在陳新甲的賬上。此時的崇禎帝，卻馬上換了一副面孔，“降嚴旨，切責新甲，令自陳”。最後又以陳“戮辱我宗藩”的罪名將其誅殺。崇禎帝採取這種殺替罪羊的辦法，雖然保全了自己的面子，卻又一次關上了本是由他授意打開的明清議和的大門。
而原本這扇大門另一邊的皇太極，對議和還是抱有誠意的，他甚至已經初步劃定了兩國的邊境線，只等明朝的皇帝點頭，就可鳴金收兵，各安其政了。而邊境一安，無後顧之憂的明廷則可以騰出大量鎮守遼東的精銳兵力來對付農民起義。取出了遼餉，財政方面也可以在沉重的負擔下略緩一口氣，至少敗亡時間可以後延幾年，甚至可以力挽狂瀾，轉危爲安，因爲明朝在江南的統治勢力一直很強。
然而這時的崇禎帝似乎還沒有意識到，他將爲自己的出爾反爾和喪失議和時機而付出沉重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