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麼“紹興人”會更多的充任“師爺”的角色呢?
紹興位於杭州灣南岸，山川形勝，經濟發展，自然環境優越，歷史文化深厚。自東晉起，這裏就成爲全國著名的文化中心之一，多有文人學士聚居於此。中國封建社會信奉“學而優則仕”，讀書人的才智只能獻給帝王，紹興人自然也熱衷於走通過科舉考試求取功名的仕途。於是一代一代，紹興府中進士的有744人(其中山陰、會稽兩縣625人)。
當然，能夠在科舉中踏上仕途出人頭地者畢竟只是少數，更多的人是在謀求仕途中被淘汰出局。加上清雍正年間因“文字獄”，曾一度下詔連續7年停止浙江鄉試、會試，使浙江尤其是紹興的讀書人受到重大打擊。於是那些科舉場上屢試不第，自覺得仕途無望的許多紹興人，便被迫放棄舉業，或轉而學商，走聚財致富之路，或轉而學幕，走充當師爺、替人佐治之路，經商和遊幕遂成爲紹興人謀生之道中除了從事體力勞動的的農工之外的兩大“熱門”。 那些過去的師爺們不可能像當今的律師或某些專門人才。
那樣，通過大衆傳媒來宣傳和推銷自己，他們主要依靠同族、同鄉、師長、親友等有特殊關係的官員推薦而獲得幕席。
好在紹興府所出的進士特多，京官、外官中都有不少紹興人。這些官員或者自己帶上可作幕友的同鄉、親友赴任，或者推薦給同僚同事，而獲得幕席者又提親攜友，把有類似境遇和才智的朋友或同窗介紹出去當幕友。這一得天獨厚的地域人際條件，使得紹興一帶的幕友逐漸走向全國。加上紹興人處世精明，治事審慎，善於謀劃和辭令買，這些宜於作爲智囊人物的自身素質條件，使得他們易於適應幕僚生涯，並且幹得相當出色。他們互通聲氣，上下其手，構成網絡，且幕學的授受一般都是在親友古舊中進行，久而久之，便在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衙門形成“紹興師爺”這一龐大的職業羣體，甚至有“無紹不成衙”之勢。
實際上，清代各省讀書人都具有當一名師爺的才能及可能性，而清代的山東、四川、江西、江蘇等省也都出過不少“名幕”，不過總的來說，長江中下游及錢塘江下游地區是全國各衙門師爺最主要的供給地，其中又確實以紹興人最多。於是乎，逐漸的，“師爺”與“紹興人”就連在了一起!問題在於，這些所謂的“紹興師爺”真的和有本事麼?那是當然。紹興師爺擅長舞文弄墨，城府極深，能翻雲覆雨，幾個字可扭轉乾坤，故有“刀筆吏”之稱。
1689年，康熙皇帝親臨紹興大禹陵祭禹，文武官員在禹廟臺階上列隊行九叩大禮，康熙最前，官員們按官職大小前後排列，在行禮中，浙江藩臺不慎將朝冠掉落，被(前排的)將軍瞥見，將軍與藩臺素來不和，事後便向朝廷參奏。按清朝律法，朝冠落地乃對聖上的大不敬，罪責嚴重。吏部下令要浙江巡撫查復，浙江巡撫有心保這位掌全省財政大權的同僚，但又不敢得罪滿籍的駐浙八旗最高長官的將軍，於是祕密召來衆多紹興師爺，出高價求兩全其美的復章。一師爺在聽了巡撫敘說後，稍加沉吟，擬出八字妙文，曰：“臣列位在前，禮無後顧。”這復章對將軍全無得罪之處，又推卸了自己的責任，且言外之意，若將軍看到在後面的藩臺掉冠，則必後顧，乃屬不敬。朝廷接到這個復章，只好不了了之。 事後，這位紹興師爺獲得一字一千兩銀子的高額報酬(實爲九字，但第一字系自稱不計酬)。
晚清，紹興師爺中能人輩出，官吏爭相聘請，最負盛名的，有革命先烈秋瑾的曾祖秋桐豫受聘於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章士傑受聘於兩江總督曾國荃，馬家鼎受聘於湖廣總督張之洞，程壎受聘於直隸總督李鴻章，特別是號稱一代名幕的婁春藩，先後被李鴻章、袁世凱、端方等六任直隸總督相繼聘用，可謂權威高矣!李鴻章任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時，對部屬十分挑剔，然對婁春藩卻十分尊重，凡奏摺、刑錢、鹽務等皆委婁辦理。其時永定河常有水患，婁經多次實地考察，查明氾濫原委，爲李鴻章制定出一個治水計劃，河患大減。在他主持總督府文案期間，直隸省無冤獄發生。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督署同僚皆聞風而逃，婁春藩獨留不去，苦撐局面至事平。庚子和議後，李鴻章擬保奏他出任京官，但被他婉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