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貪風之盛，從根本上說是封建官僚政治日趨腐敗的產物，而盛世之下，官紳士子追求豪華生活的社會風氣，也爲官員貪蠹提供了特殊的環境。除此之外，乾隆皇帝個人的政治素養、統治作風，以及性格與愛好，也都對時政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有清一代，乾隆朝官吏貪墨之風尤盛，其時，不僅案件多發，婪贓巨大;而且上至部院督撫，下至胥吏衙役，幾乎無官不貪，儘管乾隆帝屢興大獄，然誅殛愈衆，而貪風愈盛。
執政過程中執法不一
乾隆皇帝雖明確規定：凡官員犯有侵貪、虧空、苛索、賄賂、欺冒、挪移、盜庫等貪污行徑，一經發覺，嚴懲不貸，強調“不可爲貪官開幸生之路”，並以“斧鎖一日未加，則侵貪一日未止”，實施嚴刑峻法。然而，專制政治賦予了統治者在執政過程中很大的隨意性，故而乾隆帝個人的權力和意志常常凌駕於法律之上，其主要表現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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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因人立法，徇庇親信。諸如雲貴總督李侍堯，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因貪贓索賄，爲雲南儲糧道海寧參劾，由於情節惡劣，大學士九卿會議斬決，但乾隆帝認爲李侍堯在督撫中最爲出色，遂百計迴護，命各直省督撫重議。但當各督撫多請照初議定罪時，乾隆皇帝猶欲開脫之，對支持九卿之議的富勒渾等人大加斥責，並不顧衆意，以“罪疑惟輕，朕不爲已甚之事”，下詔將李侍堯定爲斬監候。不久，即降特旨，賜其三品頂帶花翎，起用爲陝甘總督。此後，李侍堯貪瀆如故，而“上終憐其才，爲之曲赦”。又如，閩浙總督陳輝祖亦以“能事”爲乾隆帝所器重。乾隆四十六年(1781)，陳輝祖因其弟爲王亶望貪污大案成員，當坐瞻徇情弊罪，交刑部治罪。但乾隆帝卻極力開釋之，他說：“朕斷不肯因其弟株連，遽置重典。陳輝祖尚屬能事，著加恩免其治罪，降爲三品頂帶，各留本任。”(《清史列傳》卷18，陳輝祖傳)而且，還委其以查抄王亶望贓物的重任，陳輝祖藉機侵貪，又釀成一起侵盜官物的大案。儘管如此，乾隆帝意猶寬容，降旨改斬立決爲斬監候，只因新任閩浙總督富勒渾、浙江巡撫福崧等連章劾奏，以閩浙兩省倉谷虧空等情實，證實了陳輝祖爲政之貪。乾隆帝這才迫於形勢，賜令自盡。
其二，以時立法，時寬時嚴。乾隆帝在其統治前期，執法尚爲嚴厲，二十餘年中，共處置貪污大案七起，即兵部尚書步軍統領鄂善案;浙江巡撫常安案;江南河道總督周學健案;山東巡撫鄂樂舜案;湖南布政使楊灝案;雲貴總督恆文案，以及山東巡撫蔣洲案。這幾起案件，犯贓者家被籍沒，人被處死。其中，蔣洲乃前大學士蔣廷錫之子，亦嚴懲不貸。爲此，乾隆皇帝還特加指示：“外吏營私貪黷，自皇考整飭以來，久已肅清，乃不意年來如楊灝、恆文等案，屢經發覺，而莫甚於蔣洲此案，若不大加懲創，國法安在?”表明了這一時期乾隆帝在執法上的嚴肅性。但是，在更多的情況下，特別是到其統治後期，乾隆帝懲貪則“多從寬縱”。乾隆四十三年(1778)，粵海關德魁虧空稅銀，按律應賠兩萬餘兩，乾隆帝諭令全免。浙江巡撫福崧，早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盤查浙江省虧空案及平陽知縣黃梅貪污案時，已發現其婪贓之蛛絲馬跡，但乾隆帝未予追查，只將福崧改調他省。此外，像于敏中、楊景素等人，皆贓私累累，乾隆帝直到他們死後才予以處置。其寬縱的結果，必然爲官吏營私舞弊大開方便之門，“督撫等遂爾無所敬畏，任意妄行”，釀成乾隆後期一起又一起的貪污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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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重和珅形成惡性循環
乾隆帝在其統治後期寵重和珅，當爲人盡皆知的故事。他先後任命和珅爲軍機大臣、總管內務府大臣、領侍衛內大臣、步軍統領和吏、戶、兵三部尚書等官職，秉政達二十餘年之久。乾隆後期的政治受到和珅的諸多影響。
據記載：“時和公相，聲威赫奕，欲令天下督撫皆奔走其門下以爲快。”“一時，貴位無不仰其鼻息，視之如泰山之安”，或“恃爲奧援”極力攀附之。故而，隨着和珅官職與官位的不斷加升，其家也開始門庭若市。有人形象地描述道：“和相當國，一時朝士若騖，和每日入署，士大夫之善奔走者皆立伺道左，唯恐後期，時稱爲‘補子衚衕’。”補子是官服，說的是官員奔競結交和珅的醜態，而時風可見一斑。至於官員走和珅門徑的具體情形，嘉慶時查辦的兩淮鹽政徵瑞行賄案可以說明一定的問題。兩淮鹽政是一肥缺，爲了保住此缺，徵瑞供稱：他於嘉慶元年(1796)，和珅妻故逝時，饋銀二十萬兩，“彼時和珅意存見少，欲伊增至四十萬，是以未收。而從前曾送過和珅二十萬，當經收受。此外和珅交辦緞匹物件等項，並奇巧之物，不可勝計”。
和珅婪贓納賄，直接導致了兩個後果：其一，官員在政治目的與利益的驅使下，或自上索賄，導致下官搜刮民脂民膏;或監守自盜，虧空國帑。其二，上行下效。和珅恣意貪婪，官吏爭相效尤，有恃無恐。故乾隆後期的貪污大案，凡情節嚴重、手段卑劣者，多與和珅有關。
和珅爲了滿足乾隆帝的揮霍慾望，還挖空心思，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推出“議罪銀”制度，規定凡官員坐罪，可以通過繳納銀兩的方式得到豁免或減輕處罰，議罪銀所得款項均入內務府各庫，它增加了皇室的收入。然而，官員的貪污行徑更加肆無忌憚，有人在繳納議罪銀後旋即再去婪髒索賄，形成惡性循環。
太平君主的縱情奢華
就乾隆皇帝的個性而言，他除了“日勵自心強不息”之外，還好大喜功，醉心於盛世太平君主的享樂中，縱恣奢華。其突出表現有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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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大量收受貢納。凡逢年節、壽誕、慶典，地方官員都要向皇帝獻納，稱爲“土宜物件”。雖然乾隆帝多次發佈上諭，要臣下勿進或少進貢品，但卻從不停止收受，甚至還有以攤派的形式強徵的事情發生。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帝八十大壽，“內外宮殿，大小物儀，無不新辦。自燕京至圓明園，樓臺飾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設寺院人物，動其機括，則門窗開闔，人物活動。營辦之資無慮屢萬，而一毫不費官帑，外而列省三品以上大員俱有進獻，內而各部院堂官悉捐米俸，又以兩淮鹽院所納四百萬金助之。” 這次慶典所用經費共計白銀一百一十四萬四千二百九十七兩五錢。其中地方官報效數額佔62%，均“按其通省養廉數目，量其多寡，酌量令其扣繳十分之二五”。
二是巡幸無度。乾隆在位期間，六次南巡，七次東巡，五次西巡，至於近畿京郊，車駕時出，數不勝記。凡巡幸所經，雖有賑濟災民、治理水患等惠政，但供需之侈，費耗之巨，亦是人所共知的。如每次南巡，隨行人員多達2500多人，在車駕往返5800餘里的行程中，陸路用馬五六千匹，大車百餘輛，水路用船千餘艘。而巡幸的準備工作，早自前一年便開始進行，並由親王任總理行營事務大臣，負責勘察道路，修橋鋪路，修葺名勝和興建行宮等等。排場上極盡揚厲，飲食上也相當講究。
乾隆帝的縱情驕奢，必然影響到時政和時風。首先，大小臣工爲迎駕紛紛效尤。僅以各地給皇帝搭蓋的綵棚爲例，最初是因乾隆帝回京經由山東、直隸時，天氣已漸炎熱，需搭棚避暑。後爲取悅帝意，各地爭相攀比，便一律搭棚接駕，以至竟成千裏御道綵棚相望之一大景觀。又如蘇州的獅子林，本已荒蕪多年，地方官自第一次南巡後開始修復，歷經十年，至三次南巡時，終成一座風景秀麗的江南名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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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巡幸直接加速了吏治的腐敗。地方官無論貢納還是巡幸辦差，都要耗費鉅額銀兩。這給地方官辦差造成巨大壓力，併成爲其貪污的口實。
乾隆朝貪風之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從根本上說，它是封建官僚政治日趨腐敗的產物，而盛世之下，官紳士子追求豪華生活的社會風氣，也爲官員貪蠹提供了特殊的環境。除此之外，乾隆皇帝個人的政治素養、統治作風，以及性格與愛好，也都對時政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