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有兩個官員，都姓宋：宋濂、宋訥。這一日，宋濂大概遇上了開心事，叫了幾個朋友宴樂飲酒。宋訥則碰到一件鬧心的事情：他的一件茶器被國子監幾個學生撞倒、跌碎了。可能茶器比較珍貴，宋訥很生氣。
第 二天上朝，朱元璋笑眯眯地問宋濂：“宋愛卿，你昨天是不是喝酒喝高了?”宋濂不敢隱瞞，說：“是的，陛下。”朱元璋又問：“坐客爲誰?饌何物?”宋濂都照 實回答。朱元璋聽了很高興，說道：“誠然，卿不朕欺。”宋濂嚇得出了一身冷汗，暗暗慶幸自己沒有欺騙皇上。原來，皇帝早已“密使人偵視”，暗中派了情報人 員盯着宋濂，將宋濂請客飲酒的全過程瞭解得一清二楚。如果宋濂剛纔說的有一句假話，立即就犯了欺君之罪，保不準會被朱元璋砍了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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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 璋又笑眯眯地問宋訥：“宋愛卿，昨天你又爲什麼生氣啊?”宋訥心裏暗驚，老老實實回答：“昨天學生打碎了一個茶器，我心中慚愧教導無方，所以生了悶氣。陛 下何自知之?”朱元璋回手一招，叫太監給了宋訥一幅圖畫，畫的正是宋祭酒，“危坐，有怒色”。宋訥趕緊跪下來謝主隆恩。原來，朱元璋暗中安排了擅長速寫的 特務監視宋訥，特務將宋訥生氣的形態都活靈活現給繪製下來，呈交皇帝。
這兩件事，顯示了明代竊聽系統的發達，當時可能每個大臣的身邊，都 有臥底或者暗中埋伏的情報人員監視着。朱元璋生性多疑，對治下的官吏軍民極不放心，安插了衆多監視的耳目。這些密探並不隸屬於政府，而是直接對皇帝負責， 每日他們監聽到的大臣動向包括私生活情況，都要彙報給皇帝。
布控耳目、監視臣民並不是朱元璋的獨創。中國歷史上戰爭頻繁，政治鬥爭層出不窮，出於軍事安全或政治安全之需要，很早就出現了負責竊聽的情報人員。
秦 代之後，歷朝都設有爲政府服務的情報機構或情報人員，負責監聽敵人的軍事舉動與臣民的隱情。如漢代的“直指繡衣使者”，便握有監察官員和王公貴戚違制行爲 的大權，必要時還有權調動軍隊、誅殺官員。唐代時，武則天在內廷“麗景門”內置立制獄，令來俊臣等酷吏審理案件，凡入麗景門者，百不全一，時人稱麗景門爲 “例竟門”，意思是說這個鬼門關進去了就出不來。“例竟門”也具有監聽羣臣的功能，來俊臣還著有一冊《羅織經》，便是一部“特務行動指南”。宋代的“皇城 司”也負有特務職能，史載“皇城司遣親事卒四十人於京城伺察”，監視官民動向，不過皇城司的規模有限，而宋代皇帝“慮其恐喝騷擾”，對其權力也作了限制， 並沒有執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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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王朝，特務系統與竊聽網絡才突然變得高度發達起來。朱元璋先是設立“檢校”，類似於祕密警察，由親信文武官員充任， “專主察聽在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無不奏聞”。隨後又成立一個龐大的特務機構——俗稱“錦衣衛”的“錦衣親軍都指揮使司”，賦予其偵察、逮 捕、審問官民的大權。錦衣衛直接效忠於皇帝、獨立於政府，首領爲“都指揮使”，下設“指揮同知”二人，“指揮僉事”二人，“鎮撫使”二人，“千戶”十四 人，下面又設副千戶、百戶、試百戶、總旗、小旗等若干頭目;再下面就是普通的錦衣衛密探，叫做“力士”“校尉”。鼎盛時期，錦衣衛密探多達五六萬人，耳目 遍佈天下。
朱元璋創設的錦衣衛特務系統已經十分龐大，但他的子孫還不放心，又相繼設立幾套竊聽網絡：明成祖朱棣於永樂十八年(1420年)設置“東緝事廠” (俗稱東廠);明憲宗朱見深又於成化十三年(1477年)在東廠之外增設西廠;明武宗時，大宦官劉瑾專權，又設“大內辦事廠”(內廠)。三廠均由宦官統 率。西廠與內廠時設時廢，東廠則幾乎伴隨整個明王朝。
錦衣衛的情報網絡已是非常發達，三廠的監視技術更可以用“恐怖”來形容。據《明史》記載，明熹宗時，太監魏忠賢提督東廠，“民間偶語，或觸忠賢，輒被擒戮，甚至剝皮刲舌”。民間偶語，東廠立即便能知悉，彷彿人人身邊都設有竊聽器。
曾 經有五個人，客居京城，一日在旅店喝酒，酒至酣處，其中一人說：“魏忠賢這個閹人，快要倒臺了。”其他四人大驚，叫他千萬別亂嚼舌頭。先前這人藉着酒勁， 說：“切，魏忠賢雖橫，但現在他又不在這裏，難道還能剝了我的皮不成?我怕什麼?”不久酒席就散了，五人回房休息。睡到半夜，忽然房門被踢開，一夥人執着 火把闖進來，一個個照着臉看，然後將五人全部抓走。來人正是東廠密探，五人被抓到東廠刑場內，那個罵了魏公公的傢伙被剝光衣服，手足釘在門板上。魏忠賢笑 眯眯對他說：“你不是說我不能剝你的皮嗎?我試試能不能剝。”命人將滾燙的瀝青澆遍那人全身，待凝固後再用刀割椎敲，竟將整張人皮剝了下來，慘不忍睹。其 餘四人嚇得快要死過去了，魏忠賢卻“每人賞五金壓驚”，放了他們(事見明末筆記《倖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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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忠賢這麼發達的監聽技術，是建立在一個龐大的人肉情報網絡之上的。東廠設提督一名，爲最高領導，下面又設一名“千戶”，一名“百戶”，若干名“掌班”“領 班”“司房”，各司其職。具體負責偵緝、竊聽的祕密警察叫做“番子”，“番子”頭目叫“檔頭”。“檔頭”還僱用了一大批市井流氓充當線人，稱爲“打樁”。 “打樁”每探聽到一事，便密告“檔頭”，“檔頭”再視事情大小輕重付給酬金;“番子”也每天潛伏於市井酒肆、大街小巷，甚至在遠州僻壤也出現“鮮衣怒馬作 京師語者”，即東廠的探子。王公大臣、公主駙馬的宅第，均有東廠的“人肉竊聽器”，如朱棣篡位後，“嘗夜遣小中官(太監)潛入殷第(指駙馬府)，察之”。
在電子監視技術發明之前，朱明王朝可謂將“人肉竊聽術”發揮到極致，其發達程度，恐怕有些近代國家也要自嘆不如。而寄生在這個竊聽網絡上的特務、特務頭子，也因特務政治的邏輯，獲得了可怕的隱權力。明代宦官之禍，即因此而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