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灃是清朝的官吏，當時的書畫大家，字東注，號南陶，雲南昆明人。錢灃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考取了進士，被授予檢討職位，後官至御史。他曾上疏提出和珅辦事時不遵守制度，因而和珅對他懷恨在心，又知其家貧裘薄，便常派給他一些苦差事，使他積勞成疾而死。錢灃年少時家境不好，偶然能得到些殘破的書簡就會愛如珍寶，熟讀深思，他還曾經在昆明五華書院讀書，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考了進士，擔任過翰林院編修、湖南學政、監察御史、江南道監察御史、通政司副使、吏部尚書、通政司參議加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等職。他擅長楷書，仿效顏真卿，並糅合褚遂良、歐陽詢的筆力雄渾之風格，氣格宏大，他的行書參照了米南宮的筆意，筆力峻拔多姿。
後之學顏者，往往以他爲宗，例如清末的翁同穌與近代的譚延闓、譚澤闓兩兄弟等，都是學錢灃而成家成名者。錢灃還擅長畫馬，可將馬之神俊畫得惟妙惟肖，堪稱世間瑰寶。他的詩文蒼鬱勁厚，正氣凜然，著有《南園先生遺集》一書。錢灃之時，滿朝上下都在學習董其昌的書法，有他偏偏對顏真卿的書法情有獨鍾。他的大楷臨摹《東方畫像贊》《告身墨》《顏氏家廟碑》《麻姑仙壇記》《中興頌》;行草初臨顏真卿的《十二意》《祭侄文》《爭座位稿》，晚年時則以顏爲本，糅合以歐、褚筆法，運筆之時頗爲沉着痛快，亦有八面出鋒之勢，筆力蒼勁雄渾，引人入;小楷則集衆家之所長，不但學習過鍾紹京、王羲之和王獻之等歷代書法大家的名作，晚年時還深得米芾、褚遂良書法之精髓。錢書小楷剛健婀娜;大楷筆力雄渾遒勁，力透紙背;草書、行神采非凡。他既習得古人之法，而又不因循守舊，形成了自己獨有的風格。
在清朝之時，學顏書的人必然先從學錢南園着手，例如名滿全國的大書法家何紹基便是從研習錢字而成名成家的楊守敬在《學書邇言》中說:“自來學前賢書，未有不變其貌而能成家者，唯有錢南園學顏書如重規迭矩。此由人品氣節不讓古人，非襲取也。”包世臣在《藝舟雙楫·國朝書評》中評其行書爲“佳上品”。李瑞清有言:“能以陽剛學顏公千古一人而已。豈以其氣同耶?錢灃一生奉行的是純帖學之路，由約到博，以德養字，以文養字，所以他的作品雖然韻味十足，卻難得高古之妙，這也是他難以兩全之處。
錢灃善於畫馬，尤其喜愛畫瘦馬，瘦馬風鬃霧鬣，筋骨展露，風姿迫人。當時他的畫名猶在書名之上。一直到了嘉道之後，他的書名才顯露出來。清乾隆年間，錢灃考中進士後，一步步邁入官，他一生剛正不阿、正直無私，曾被譽爲清朝學術界的泰山北斗，其生平極富傳奇性。當時清政府貪腐成風，錢灃初入官場便一反當時衆人明哲保身的陋習，上書彈劾陝甘總督畢沅在上貪污受賄。經過一番查實，畢沅遭到降級的處分，錢灃也因此而名聲大噪，有“鳴鳳朝陽”之美譽。在當時，乾隆帝極寵和珅，使他權傾朝野大肆貪污受賄，無所不爲。和珅的親近黨羽國泰出任山東巡撫，竟然膽大妄爲地貪污府庫銀兩結果又被錢灃奏了一本。
錢灃還查到了國泰寫給和珅的信件，得知二人正打算借銀填庫，以應對檢查，便將那封信呈給了乾隆帝。和珅接到手下的通風報信，便想收買錢灃，沒想到遭到了錢灃的拒絕。錢灃封存了府庫，要求將此事徹底清查。國泰貪污一事終被揭穿，最後不得不伏法錢灃的名聲因此事而轟動全國。錢灃的這一舉動得罪了和珅，在和的鼓動下，乾隆於是找了個藉口給錢灃降了官。直至身死，錢灃也再得到過重用。錢灃五十六歲時又發現了和珅的不軌之處，正想要彈劾他，卻意外地病死在北京的雲南會館之中。後來，在錢灃的枕下發現了一張奏本的底稿，上寫幾千字，都是和珅的罪狀。也有人說，錢灃是被和珅以毒酒殺害的。在錢灃死後五年，和珅終於東窗事發，被抄家處死了。先錢灃出生於一戶昆明銀匠的家庭，他幼年時家境貧困，沒錢買書，便經常到水德庵惜字爐旁去撿廢紙，從中挑選出一些殘篇斷簡，用以學習。錢灃在外做官時，從沒有忘記過自己的故鄉。
昆明經常鬧水患，錢灃還曾因此提出一套治河方案，並出錢資助家鄉的水利工程建設。錢灃死後被葬在昆明龍泉鎮的羊腸樹北山，現今，他的墓已被修復，並列入了昆明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乾嘉學術以考據爲風尚，學者沉浸於訓考訂，逃避現實問題，但這一時期也並非完全死寂，一位久負盛名的考據學宗師就發出了“以理殺人”的控訴，他就是戴震。戴震生活在一個考據學興盛的時代，但統治者範社會道德的意識形態還是程朱理學。程朱理學繼承了傳統儒學的綱常倫理思想，形成一套嚴密完整的倫理思想體系，並把它當作天理的體現，爲現存社會秩序的合理性及君權的合法性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根據。“三綱五常”“三從四德”“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封建倫理道德得到進一步宣揚;各地的“忠義牌坊”“孝子墳“節婦祠”紛紛建立起來。
在理學意識形態的控制下，天理與人慾對立起來，天理爲正，人慾爲邪，人們做出的任何判斷不是出於邪，就是出於正;不是出於欲，就是出於理。只要自己在主觀上沒有邪念、私慾，就能做出正確的判斷，即所謂“不出於欲則出於理”。結果，嘴上講的總與現實不符。封建理學逐漸成了一班獲取功名富貴的士大夫的“敲門磚”，他們一旦獲得官位，“理學”就成了這班殺人不見血的道學家手裏的兇器聲戴震自幼隨父親經商，東奔西走，能夠了解一些市民階層的想法和要求，能體會到一般民衆的痛苦。尤其是在他的後半生經歷了各地農民起義鬥爭，親自看到了“官逼民反”的社會現實於是就把對統治者和理學的抨擊寫入了自己的著作中。但嚴酷的文字禁忌，迫使戴震不得不採取隱晦的方式，不能公開打出反儒的旗幟。
他利用當時最爲流行的考據學爲武器，藉着維護孔孟的旗號，撰寫了《原善》《孟子字義疏證》等著作，批判了“理學”吃人、殺人的本質。他在《孟子字義疏證》一書中提出人的慾望本身就是“理”。而“欲”指人所有的慾望，既包括了基於“血氣之自然”的耳目口鼻之慾，也包括了基於“知”的理義之慾。他認爲“欲”是人生存的基本條件，沒有“欲”，人類的生存活動也就無從展開他說:南宋以來，那些理學家講什麼“存天理，滅人慾”，但是人慾就是“老百姓的飢寒愁怨，飲男女的常情”，所謂“理”也離不開這些東西，沒有“人慾”就沒有所謂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