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大文豪王世貞在他的《弇山堂別集》爲大家列舉出了明朝八位太師，分別是李善長、張輔、張懋、朱永、徐光祚、郭勳、朱希忠、張鶴齡。
勳臣以太師爲極，凡八人：若李韓公善長、張英公輔，不爲太傅、太保;朱保公永、張英公懋、張昌公鶴齡、徐定公光祚，不爲太保，以躐加故也。獨翊國公郭勳初加太保，再加兼太子太傅，三加太傅，四加兼太子太師，五加太師。成國公朱希忠初加太子太傅，再加太保，三加太傅，四加兼太子太師，五加太師。二公遍歷三公，近代所絕少。
在明朝的官職體系中，三公高於三孤，三公中太師高於太傅又高於太保，按照慣例，一般三公只能由公侯伯這些勳臣獲得，文臣最高僅能獲得三孤稱號，如在土木之變中力挽狂瀾的于謙深受明景帝的寵信，卻也只能加封“少保”，而不能加封三公稱號。因此我們可以發現王世貞所列出的八人中，除李善長以外，其餘七人都是勳臣後代或皇親國戚。
除此以外，因爲王世貞的時代侷限(死在萬曆年間)，他所數的太師人數也是不齊的。王世貞漏算了兩個人，一個是他的同科張居正，因爲張居正死後被萬曆皇帝清算抄家，因此王世貞並沒有將其列在其中，另一個則是明朝最後一個首輔周延儒。
因此明朝的“活太師”應該有三人，分別是李善長、張居正、周延儒。這三人的命運中以張居正的名聲最大，可以說天下無人不識君，以李善長的結局最爲悲慘，一家七十餘口統統死朱元璋屠刀之下，而周延儒最爲無恥，崇禎皇帝臨終前說自己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周延儒便爲其中典範。
首先說下李善長，在王世貞所列的太師名單中，他是把李善長當前勳臣看待的，但李善長之所以受封爲太師，主要原因不是他“韓國公”的身份，而是因爲洪武四年李善長提出致仕，朱元璋爲了避免君臣矛盾而答應他的請求，撤掉了李善長丞相之職，加封太師是朱元璋對李善長內心愧疚的彌補。
洪武九年，朱元璋還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了李善長的長子李祺，這又爲後來朱元璋夷李善長三族時放過李祺和他兩個兒子埋下伏筆。總體來說，李善長作爲第一功臣遭遇如此下場，不得不說是極爲悲慘而又令人惋惜的。
至於張居正，十年改革，給奄奄一息的明朝打上了一針強心劑，明朝才得以再延續，實爲中興名臣。不過他與萬曆皇帝之間亦君亦臣、亦師亦父的關係也爲他死後被清算埋下了伏筆。
萬曆作爲一位年輕又有想作爲的君主，在張居正這個“攝政王”死後，想要清除他的影響力，樹立起自己帝王的權威，加上張居正私德有虧，死後被清算抄家只能說張居正的必然命運。我們可以類比下康熙與螯拜，假設張居正不死，隨着萬曆皇帝的成長和政治上的成熟，君權與相權的矛盾也會被激發，到時張居正的下場可能會更悽慘些。
至於周延儒，此人當得上“無恥”這個評價，單說一件事情就夠了。1643年，明朝滅亡前一年，清兵入關打得明朝軍隊節節敗退，周延儒臨危受命，自請上陣督師，讓崇禎皇帝大爲感動，對此大加褒獎。
可這位臨危受命的首輔到了前線後，當他觀察到清兵有退兵的意圖後，他想的不是如何追擊清軍擴大戰果，而是選擇在軍營裏飲酒作樂，最無恥的行爲是，明明一仗沒打，卻天天給崇禎發捷報，讓不知情的崇禎皇帝再次獎賞周延儒，周延儒的“太師”稱號由此而來。
但紙是包不住火的，錦衣衛指揮使駱養性上疏給崇禎皇帝，說明周延儒謊報軍情，欺君犯上的罪行，崇禎皇帝於是下旨徹查，大罵“最恨周延儒對朕玩弄計謀欺瞞”，最終周延儒被賜自盡，“狡詐欺君、喪師辱國”，一死不足贖其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