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緒末年，同盟會革命黨人發動了多次武裝起義，感覺到巨大危機的清政府統治者和一些地方上的督撫大員，對國家的前途命運進行了深刻思考，結果他們做出了應該“實行立憲、拯救危局、延續統治”的判斷。1905年日俄戰爭中俄國的失敗，當時的清廷上下普遍認爲俄國就是敗在了沒有實行憲政政治制度上。所以，以直隸總督袁世凱、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等，爲代表的地方實力派聯合上書，奏請清廷實行君主立憲制，同時，奏請選派能臣到世界上一些實行君主立憲的國家進行考察，學習實施立憲制政體的辦法。
在這種形勢下，清廷迫於輿論和內外壓力，不得不就此議題進行思考，經過一番權衡，於光緒三十一年九月(1905年10月)決定派載澤、端方、戴鴻慈、李盛鐸、尚其亨等五大臣分赴日本及歐美各國進行“考察政治”。經過幾個月的考察，五大臣於次年陸續回國，向清廷密奏實行立憲的種種好處，歸納起來就是立憲可以使“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因此紛紛建議清廷“詔定國是，仿行憲政”。老朽的慈禧太后經過再三衡量，決定“採納”五大臣的建議。
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頒佈“預備仿行憲政”的詔令，詔令中明確提出，預備立憲的原則是“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並特別強調當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所以要“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佈天下，視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詔令還決定，朝廷會先從改革官制入手，逐步釐訂法律、廣興教育、整頓武備、普設巡警，作爲實行憲政的“預備”。
但慈禧從內心來講，是不願意實行真憲政的，她設想實行的憲政其實是假憲政。就在社會各界紛紛響應清廷“預備立憲”之際，慈禧又採取了新的行動，於光緒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1906年11月6日)，公佈了中央官制改革方案，即：行政中樞軍機處保持不變，對某些部的名稱進行更改;迫使袁世凱將已練成的“北洋六鎮”交出四鎮，劃歸滿族親貴控制的陸軍部統率。同時，清廷削減了地方督撫的權力，於次年八月，把湖廣總督張之洞、直隸總督袁世凱調任中央任軍機大臣，剝奪了這兩位實力最強的漢族總督的實權。
爲響應立憲派要求進一步實施憲政的述求，清廷於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1908年8月27日)，頒佈了《欽定憲法大綱》，規定大清皇帝的統治“萬世一系”，是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的，一切頒行法律、召集開閉解散議院、設官制祿、統率海陸軍、宣戰媾和、訂立條約、宣佈戒嚴、司法等大權，全在君主一人手中。特別是用人、軍事、外交等大權，議院更不得干預。這份《大綱》的宣佈，立刻使人們幡然醒悟，看清了清廷“行憲政之名、搞集權之實”的真面目。
伴隨着光緒帝和慈禧的相繼死亡，溥儀的生父載灃成爲清廷實際的最高統治者。他爲籠絡人心，表示會深入推行憲政，並要求各省成立諮議局。宣統元年至二年(1909—1910)，各省諮議局和北京資政院相繼成立，立憲派在其中佔據了優勢。立憲派的代表人物張謇、湯壽潛、湯化龍、譚延闓、蒲殿俊等分別擔任了江蘇、浙江、湖北、湖南、四川等省諮議局的議長。
宣統三年三月(1911年5月)，載灃宣佈清廷中央成立第一屆責任內閣，內閣閣員共13人，其中滿族貴族9人(皇族又佔5人)。因此，這個清廷內閣又被稱爲“皇族內閣”，使一切軍政大權進一步集中到皇族親貴手中。
清廷在國家生死存亡之際，仍死抱着國家軍政大權不放，不但沒有緩解社會矛盾，反而更加激化了矛盾。最終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清朝如同一株已經千瘡百孔的朽木一樣，頃刻之間就轟然倒下。應該說，滿清末期實行立憲制的想法雖然有點晚，但確實是延續其王朝生命的最佳方案，可惜慈禧或載灃並未真正抓住這根最後的救命稻草。如果他們真心實行憲政，應該會收穫一部分人心，並配以合適的方法，也許溥儀會在紫禁城待得更久一些。但從全局來看，當時國家內外的形勢太過複雜，即使如此，恐怕滿清也錯過了立憲的最佳時期，終究難逃滅亡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