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君權神授對比
中國的君權神授
神化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一種政治理論。認爲皇帝的權力是神給的，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皇帝代表神在人間行使權力，管理人民。據記載，在中國，夏代奴隸主已開始借宗教進行統治。《尚書·召誥》說：“有夏服(受)天命。”
這是君權神授最早的記載。
殷商奴隸主貴族創造了一種“至上神”的觀念，稱爲“帝”或“上帝”，認爲它是上天和人間的最高主宰，又是商王朝的宗祖神，因此，老百姓應該服從商王的統治。西周時用“天”代替了“帝”或“上帝”，周王並被賦予了“天子”的稱呼。周代的銅器“毛公鼎”銘文記載：“丕顯文武，皇天宏厭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天命”，明確地宣傳“君權神授”的思想。
君權神授的理論在漢代有了系統的發展，董仲舒提出了“天意”、“天志”的概念，並且提出了“天人相與”的理論，認爲天和人間是相通的，天是有意志的，其是最高的人格神，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最高主宰，天按照自己的面目創造了人，人應按天的意志來行動。從“天人相與”的神學目的論出發，董仲舒提出“君權神授”的命題。他認爲皇帝是天的兒子，是奉天之命來統治人世的，人民應該絕對服從他們，凡是君主喜歡的事，老百姓應該無條件去做。君權神授的理論，強調君權的天然合理性和神聖不可侵犯性。這種理論在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歷代帝王以至造反的農民領袖，無不假託天命，自稱“奉天承運”，或者說“替天行道”，把自己的活動說成是受上天的指使，從而達到神化自己及其活動的目的。
西方的君權神授
中世紀時期，查士丁尼皇帝竭力歌頌君主的權力，第一個提出君權神授思想，竭力將世俗君權和宗教神權結合起來，從而使東羅馬帝國(拜佔廷)逐漸發展成爲一個神權君主國，實行專制主義的政治體制。奧古斯丁對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 與地上之城(the City of Man) 的描寫，無疑是當時混亂局面的反映。他說，“上帝的選民”纔有資格成爲上帝之城的居民，地上之城只能是“上帝的棄民”居住之所，但兩者都由上帝控制;地上之城的君主職位是上帝爲實現自己的目的而設立的;由誰登基爲王也受上帝的意志支配。奧古斯丁的論述奠定了中世紀西歐君權神授的理論基礎。同時他還認爲，在現實社會中區分不出誰是選民，誰是棄民，但是到末日審判時上帝自會區分。這一理論充分表現出奧古斯丁作爲思想家的狡黠和機智，既爲當時的社會混亂作出瞭解釋，又給無奈中的人們一種美好的嚮往和追求。他的理論看似合情合理，實際上是畫餅充飢;上帝看似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實際上什麼具體事情也沒做，在現實生活中還是要靠實力樹立權威。
1603年，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指定詹姆士爲其繼承人後駕崩。詹姆士即位爲英格蘭國王，自封爲大不列顛王國，史稱詹姆士一世，時年36歲。1625年，詹姆士一世駕崩。 詹姆士一世不瞭解英國議會，看不起議會下院，鼓吹君權神授論。1611年，他第一次解散議會。
西歐的封建王權是在民族大遷徙，野蠻對文明的征服，日耳曼人遷徙和建國等混亂狀態中出現和發展起來的一種權威。正像基佐描述的：“衆雄逐鹿，風雲莫測的時代，或者出於無知、殘忍、腐敗，一些人私慾橫流，社會淪爲個人意志角逐的戰場不能自拔，因爲社會缺乏一個自由結合而成的廣泛的共同意志，這時候，人們會熱烈希望出現一個平息天下的君王。任何一種具有絕對統治權特徵之一的制度在這時出現，向社會提出安邦定國之計，社會就會羣起支持，熱誠擁護，就像逃亡者奔赴教堂尋求避難一樣。”恩格斯也說過：“在這種普遍的混亂狀態中，王權是進步的因素”;“王權在混亂中代表着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