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可以列爲中國近代史的最知名女性，後面還不用帶之一，她的一生是充滿爭議的一生，因爲在晚年的做出的種種糊塗行爲把本已苟延殘喘的清王朝又向棺材裏踹了一腳，後世對她的評價多半還是貶低批判的多一些，但是一個渾身問題的人物是無法掌控中國的，例證就是在其治下，清王朝也短暫的出現過“同治中興”。
要說“同治中興”，那得從同治之前，也就是咸豐朝說起。在咸豐末期，清朝的局勢可以說是糟得不能再糟了：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打進北京，燒了圓明園，咸豐皇帝狼狽逃往熱河;與此同時，在清朝稅賦的主要來源江南地區，也正經歷着太平天國運動;同年10月底，清政府被迫跟英法俄分別簽了《北京條約》，割地賠款，特別是沙俄，割佔了中國東北大片的土地。1861年8月22日，咸豐皇帝鬱鬱而終，六歲的兒子載淳繼位，就是後來的同治皇帝。
載淳的年號本來不叫同治，咸豐皇帝駕崩的時候，大臣們擬定的新年號叫“祺祥”，準備第二年改元。但是這個年號還沒來得及用，慈禧太后就聯合咸豐的弟弟恭親王奕訢，也就是著名的“鬼子六”，發動了一場政變，幹掉了咸豐臨終指定的輔政大臣肅順等人。這場政變就被稱爲“祺祥政變”，也叫“辛酉政變”，因爲1861年這一年是農曆辛酉年。
同治年間雖然清王朝內憂外患，但是國力上確實出現了迴光返照的跡象，同治中興的成績，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1、恢復穩定;2、賢人政治;3、建立近代工業;4、設立新式軍隊。
首先是恢復了國內的穩定。
咸豐到同治這段時間，中國爆發過四次大規模的運動。先是太平天國運動，他們的綱領就是推翻清朝，鼎盛時期太平天國擴展到中國差不多一半的省份。還有杜文秀領導的“平南國”，定都雲南大理，也曾經宣告獨立。此外就是北方的捻軍和陝甘民變。這些變亂，後人根據不同的立場，把它們定性爲叛亂或是起義，說法不一，但不論怎樣，戰爭對社會造成了巨大破壞。
同治政權採取“剿撫並用”的新方針，最終將它們一一平定。雖然戰爭造成的巨大破壞在整個清朝都沒有完全恢復過來，但國內局勢恢復穩定，這是一切的基礎。
“同治中興”的精英們做的第二件修復社稷的大事，是推行“賢人政治”。
“同治中興”的主要推動者，在中央是恭親王奕訢、先後任軍機大臣及總理衙門大臣的瓜爾佳·文祥和沈桂芬等人;在地方的代表人物是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駱秉章等人，地方的這些重要人物後來也進入中央。其中最有樣本意義的就是曾國藩，從他留下的家書和奏摺中可以看到，曾國藩廣泛論述了他對公共事務的看法，包括軍隊改革、農業復興、道德、對外、工業化、教育、財稅等方方面面。他的這些看法和思想，統統是儒家視角，使用的是儒家詞彙，行動依照的是儒家標準。
這不是他一個人的特點，而是同治重臣們的普遍共性，儒學哲學起到了貫穿、統一他們思想和行動的綱領作用。也就是說，同治中興依託的思想資源，是儒家哲學這一最傳統的思想，同治朝的國家決策層還是寄希望於師法於傳統和祖輩的智慧，注意，這就是爲什麼這本書的書名，把同治中興稱爲“中國保守勢力最後的抵抗”。
此外，同治朝在江南恢復了因爲太平天國而停滯了十多年的科舉，在考試上也引入了一些時政策論方面的題目，更注重培養有真正治世才幹的人。比如清末的名臣張之洞就是因爲在1863年的殿試中，對於太平天國等現實問題回答出色，而受到讚賞的。
同治朝還在限制賣官鬻爵、淘汰不合格官吏、嚴肅法紀等方面做出過努力。最典型的事件就是，同治八年，也就是公元1869年，山東巡撫丁寶楨殺了違法亂紀的慈禧紅人，大太監安德海，而他的仕途未受影響。這部分說明了同治朝吏治整頓是相當嚴肅的事，而政府的主要官員，也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
第三件大事就是建立工業和新的財政來源。
因爲當時的中國還是農業社會，所以同治名臣們首先重振了農業，來作爲經濟基礎，比如安置流民，低價售賣或是租賃土地、種子，減免賦稅等等。另外，在戰爭中清政府終於認識到了工業的重要性，他們嘗試了建立近代工業，這也就是我們熟悉的“洋務運動”。中國的第一家航運企業“輪船招商局”出現，中國第一次嘗試現代的採礦業、鐵路運輸、電報通訊，都是在這一時段。
第四件大事，是同治朝官員們建立了新軍以及配套的軍工業，這也是所有改革項目當中，他們最感興趣的部分。在這個過程中，其實清朝決策層面臨的是非常大的矛盾，一方面作爲傳統的中央武裝力量的八旗和綠營早就腐化，沒有戰鬥力了，不足以應對國內外的軍事需求。但另一方面，如果依賴鎮壓太平天國過程中壯大起來的地方武裝，又恐怕會出現唐末藩鎮割據那樣的局面，地方大員會擁兵自重。幸運的是，曾國藩、李鴻章這些軍權在握的人，並沒打算另立山頭，隨着戰爭的減少，曾國藩的湘軍等地方武裝主動裁軍，這種局面讓朝廷有信心編練新軍，嘗試軍事改革。
1865年夏天，長江水師成立，包括800名軍官和1.2萬名士兵，成爲當時東亞最強的海軍。同年江南製造局成立，在這裏工作的工人薪水是當時農民的4到8倍，實行每天8小時工作制。1868年，江南製造局建造的現代型炮艦下水，隨後，時任閩浙總督的左宗棠建立福州船政局。船政局附屬學校開授工程技術、駕駛、法語、英語、化學、冶煉、國際法等現代課程，培養出了嚴復這類的傑出人才。同治朝還聘請了一批外國人直接擔任軍官，其中比較有名的像我們在歷史課本里看到的華爾、戈登，以及他們指揮的“洋槍隊”。
不過同治朝廷從沒放鬆過對他們的警懼，朝廷專門爲這些人設計了“雙龍寶星”的勳章，看上去很榮耀，但其實並不在正式的國家軍功體系當中，這樣，就防止了他們的軍銜提升過快、權力擴張過大。
綜上，我們再來重複一下“同治中興”的主要成就，表現在四個方面：恢復穩定，賢人政治，建立近代工業，設立新式軍隊。
那麼這些努力的成果如何呢?我們可以說，至少在當時看來還是比較令人矚目的，曾在清朝任職的德國軍官日意格在1872年寫道：中國正在迅速成爲一個令人生畏的對手。英國的《泰晤士報》在一篇評論中興成就的文章中承認了這一觀點。事實上，這些成就作爲同治中興的遺產，在中法戰爭和甲午戰爭中，也保證了中方在硬件方面至少沒有落後太多，本書作者甚至認爲中方在這兩場戰中投入的現代型武器比對手更多。至於戰爭勝敗，主要是更基礎的政治和社會因素決定的。
另外在外交上，清廷在學着適應西方遊戲規則同時，仍然艱難地維持着中國主導的朝貢體系，像越南、朝鮮這些從前的朝貢國，在這個時期又開始向北京派遣使者了。當時的外國觀察家對此大爲驚訝，他們評論說：這些朝貢國是在“繼續崇拜中國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