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8月,赴日考政大臣達壽歸國,在其奏摺中稱:“非實行立憲,無以弭內亂,亦無以消外患”,實行君主立憲政體,對於清廷確“有百利而無一害”。8月27日,憲政編查館接受達壽建議,參仿日本飲定憲法,編制出《飲定憲法大綱》暨議院法、選舉法要領及逐年籌備立憲事宜清單。之後,又籌設各省諮議局和資政院。因此,時人評述說:“徐(錫麟)難既作,朝廷怵於俄國之內訌,復謀改革自救。”
由此可見，安慶起義對清廷預備立憲的深刻影響。另外,徐錫麟領導的安慶起義沉重打擊了清最高統治者的統治信心。恩銘在給慈禧太后的遺折中說:徐錫麟曾經出洋,後分發爲道員,且爲前湖南巡撫俞廉三的表侄,因而對其深信不疑。徐錫麟到任後亦勤奮異常,不料其卻“身爲黨首,欲圖革命,故意捐官”,這一切“非第奴才之不防,抑亦人人所不料”。恩銘特別提示慈禧太后,仕途龐雜,今後進用出洋學生之時,需“慎選之”。
一向專權自信,驕橫不可一世的慈禧太后,其統治信心亦因此受到沉重的打擊和挫折。革命黨人竟然採取“孫悟空鑽進鐵扇公主肚子裏”的辦法,充任清廷四品官員造反叛逆,這使慈禧太后雖尚無“四面楚歌”之患,但已明顯地悄然而生“衆叛親離”之憂,大有落花流水春去也的無奈之感。據深悉清廷內幕的陶湘稱:“皖事出後,慈聖痛哭,從此心灰意懶,得樂且樂”,頗有眼不見,心不煩,得過且過,聽天由命,過一天少一日的心理。當時,日俄協約即將簽訂,這對中國,特別是中國的東北地區威脅甚大。軍機大臣們對此憂心如焚,兩次請求慈禧太后單獨召見,以謀對策。但慈禧太后因此次安慶起義的刺激,已是情緒低沉,精神萎靡,倦怠政事,“均未允”,且對軍機大臣們說:現在“天氣酷暑,王爺亦宜節勞”,致使軍機大臣們無不“浩然長嘆”,國事不可爲矣。最後,徐錫麟領導的安慶起義進一步激盪起革命黨人反清武裝起義的風潮。安慶起義失敗後,革命黨人隆重集會,沉痛悼念徐錫麟等仁人志士,其輓聯寫道“公憤異族之驕橫,慷慨竟捐軀,先爲同胞除一害;我望中原而嘆息,低徊頻按劍,欲團死士剿東胡”。
革命志士範傳甲面對徐錫麟遺像宣誓,必欲爲其報仇。安慶革命黨人熊成基等聽到徐錫麟犧牲的消息後,亦是“悲憤殊甚,以滿人專制已極,急欲爲徐復仇”,旋於第二年的11月19日策動了安慶馬炮營新軍起義。故安徽民謠雲“第一年,徐錫麟;第二年,馬炮營;三年後,革命成”。章太炎也稱道說:“安慶一擊,震動全國,立懦夫之志,而啓義軍之心,則徐錫麟爲之也。”安慶起義僅一年有餘,慈禧太后、光緒帝即於1908年11月相繼死去。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清廷旋告覆沒。這種晚清政局的劇變,是安慶起義後清廷各級官員所始料不及的,也是“革命黨大首領”徐錫麟所始料不及的。徐錫麟當可含笑九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