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閱讀正文之前，需要先把標題中打引號的詞組捋順。來，咱們一起讀：“二王，八司馬。”這就對了，逗號一定要點對地方，舌頭也不敢打滑，錯一點都不成。
這個詞組概括的是唐順宗時期的一個政治集團。“二王”是指兩個姓王的帶頭大哥，王叔文、王伾;“八司馬”是指失勢後被集體貶到天涯海角做司馬的八位“大賢”：韋執宜、柳宗元、劉禹錫、韓泰、韓曄、程異、凌準、陳諫。其中柳宗元、劉禹錫二人因其崇高的文學地位而廣爲人知，但在政治才能方面，他倆在這個牛氣沖天的集團中只能算是跟班小弟。
在這個集團中，王叔文官職不是最大，才幹也不算最高，卻是不折不扣的靈魂導師。他是個批判現實主義者，有一套認定的理想政治體系。事實上，這個小集團是他一手創建的。
王叔文是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因爲圍棋水平極高，被唐德宗召入宮中當教練，後來成爲太子李誦的跟班。一次，李誦與幕僚們談及“宮市”的弊病，激憤地說：我見了皇上，一定要極力勸諫，廢除這件禍國殃民的惡政!幕僚們紛紛稱讚他賢明仁愛，唯獨王叔文一語不發。
等衆人散去，王叔文才慢悠悠對李誦說：這事千萬做不得。太子這個位置太敏感了，您該做的只是跑到爹孃面前問候吃喝拉撒睡，秀秀孝心就行啦，至於軍國大事儘量躲遠點。你爹一向多疑，如果有小人離間，說你藉助民意收買人心，你就死定了!
一席話說得李誦冷汗直冒，覺得王叔文既貼心又有見識，從此凡是東宮的事務，不論大小都讓王叔文定奪。王叔文勸李誦表面上遠離政治，是爲了能順利接班，而在私下，他卻對政治表現出異常的熱情，經常向李誦點評朝臣：這個可以做宰相，那個是帶兵的料，希望你將來重用他們。
贏得了太子，就贏得了未來。但這還不夠，有了總瓢把子，還必須抓好隊伍建設。王叔文按照自己的“政治審美”標準，與韋執宜、王伾、柳宗元、劉禹錫等十多人蔘照“桃園結義”的形式結爲生死之交。這樣，以李誦爲靠山，以王叔文爲靈魂，以政治理想爲信仰，以江湖義氣爲紐帶，一個以自感懷才不遇的“名士”爲成員的政治小集團逐漸形成。
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唐德宗駕崩，李誦順利接班，是爲唐順宗。正當這個小集團挽起袖子準備大幹一場時，意外發生了。可能是當了二十多年太子，長期心理壓力大，李誦剛剛繼位，竟然猝然中風，口歪眼斜不能講話了。這是王叔文遭遇的第一個打擊，也預示着他的政治生涯充滿了危險和變數。
但謀劃多年的改革已經箭在弦上。這時王伾已經成爲宰相，於是這個集團的意志以一種匪夷所思的形式開始體現——王叔文擬定意見，由王伾轉達給宦官李忠言，李忠言再轉達給妃子牛昭容，牛昭容再學舌給腦中風患者唐順宗李誦。政令下達時，這個程序再反着來一遍。
其他的大臣基本上見不着皇帝，大事小情全是這幫人說了算。洋洋自得的王叔文等人互相吹捧，以管仲、諸葛亮、伊尹、周公自比，“嫺然自得，謂天下無人”。
改革的斧子砍向三股勢力：藩鎮、宦官、貪官。王叔文的眼光不可謂不準，這恰恰是唐朝中後期最要命的三大毒瘤。問題是王叔文這幫新貴普遍缺乏基層磨練，政治手腕簡單粗暴，不是一個接一個處理掉這些毒瘤，而是同時扔出一大把飛刀，恨不得一天之內砍出個風清氣正，殺出個朗朗乾坤。
本來藩鎮、宦官、朝臣之間矛盾很深，如果合理利用這些矛盾各個擊破，王叔文們不是沒有機會。但激進、自負、打擊一大片的錯誤做法導致三股濁流迅速合攏，形成了空前強大的對立面，相比於王叔文等人的稚嫩，他們的反擊顯得有板有眼。
第一步，大宦官俱文珍等人巧妙地黑掉了唐順宗貼身太監李忠言，割裂了王叔文與皇帝之間的信息鏈條;
第二步，侍御史竇羣、御史中丞武元衡等人藉口唐順宗久病不愈，聯合多數朝臣請求立廣陵王李純爲太子。除王伾外，其餘三位宰相稱病不起，與革新黨非暴力不合作。
迫於巨大的壓力，唐順宗不得已下旨，稱積病不起，“其軍國政事，權令皇太子純勾當”。王叔文很清楚這意味着什麼，他極力勸阻唐順宗交出政權，但已無力迴天。冊立太子那天，朝野歡慶，唯獨王叔文潸然淚下，竟在朝堂上念起了杜詩：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悲情的唐順宗李誦甚至沒來得及換上屬於自己的年號，太子李純就被宦官們擁立爲新皇帝，即唐憲宗。這一年仍然用的是他爹唐德宗的年號貞元二十一年：一月德宗駕崩，順宗上位;八月憲宗接班，順宗退位爲太上皇。
唐憲宗上臺後立即改元永貞，僅兩天後，就迫不及待地將王叔文、王伾貶官;九月至十一月份，劉禹錫、柳宗元諸人一個接一個被貶往遠方，有意思的是，貶的官職都一樣：司馬。
史稱“永貞革新”的這次改革僅僅百日就夭折，由於缺乏強有力的支持和羣衆基礎，同時樹敵太多，這個小集團被徹底打翻在地，再也沒翻過身來，還搭上了唐順宗的皇位，可謂輸的底朝天。
“二王八司馬”基本上是一羣智商高情商低的憤青，但王伾是個另類，他本無大志向，長相醜陋，還貪財，家裏特意打造了一個無門大櫃，只留一個孔洞，便於接受賄賂往裏放。他與老婆最大的愛好之一，就是把鋪蓋搬到櫃子頂上在上面睡覺。
柳宗元先被貶到湖南永州，寫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記》，後來又被攆到更遠的廣西柳州。
劉禹錫倒顯得意氣風發，他一路從湖南、四川、安徽貶過去，境遇不堪但樂觀自得。在和州(安徽和縣)時，地方官有意爲難，逼他三次搬家，房子越搬越小，他乾脆一氣呵成寫下著名的《陋室銘》，還請大書法家柳公權書寫，刻成石碑樹到門口叫板。
元和十一年(公元817年)，劉禹錫被召回京，他跑到玄都觀賞桃花，寫了首詩：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意思是說，你們現在執政的這幫小子，都是俺老劉離開後才得勢的小人罷了!
這首詩很快爲他贏得了第二次放逐的待遇，他被貶到更遠的廣東連州當刺史。略帶喜感的是，這事還沒完，大和元年(公元827年)，打不死的小強劉禹錫又殺回長安，再遊玄都觀，又寫了首詩：
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
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上次得瑟的那個姓劉的又來了，你們有本事再貶老子一回看看?要說做人有性格，“二王八司馬”裏，只服這個白鬍子劉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