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羅馬帝國史，一個極引人矚目的現象是，在長達五百年的時間裏羅馬人竟未能建立一種明確的帝位繼承製——不僅可以兒子繼承，嗣子繼承，也可以禁衛軍首領或軍事強人憑武力繼承，還可以兩個兒子或一個兒子一個嗣子共同繼承，更有過帝國一分爲二，由四個皇帝(兩個奧古斯都或“正帝”、兩個凱撒或“副帝”)分別繼承的局面。沒有明確的皇位繼承製會產生何種政治後果，不難想見。任何讀過羅馬帝國史的人，大概都會注意到圍繞皇位的繼承，發生過多少由禁衛軍直接操盤的血腥慘劇。
反觀華夏，帝位繼承早在先秦時代(準確來說應該是商朝中後期)就有了嫡長子繼承之基本原則，後在實施中雖也出現過問題，甚至嚴重偏離過原則，但至少已有一個基本原則，藉此可大大減少權位更替中的不確定性和爭鬥。如何解釋華夏和羅馬帝國這一顯著的不同?在人類文明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區域像中國那樣，享有黃河-淮河-長江流域這麼一個適合農耕且交通便利的超大陸地板塊。這裏，沒有崇山峻嶺和湍急水流把各區域隔斷，而大河流向又基本一致，極有利於經濟和交通發展和跨區域經濟、社會整合乃至政治統一。這就解釋了爲何在政治整合與統一方面，華夏世界從一開始便表現出了強大的文明動能。
恰成對照的是，因枝蔓散裂的地緣格局，也因在擴張過程中意大利和海外諸多政治實體以與羅馬結盟的形式加入羅馬，帝國從一開始便缺乏政治整合，遑論政治統一。事實上，羅馬帝國不得不普遍而持久地實行地方自治，在廣大被征服地區搞的所謂行省制其實只是個空架子。在這種治理框架下，形形色色的地方自治實體除了沒有外交權、宣戰權，需交少量賦稅，在戰時向羅馬提供一定數量的軍隊，在其他方面都近乎主權國家。這意味着，羅馬帝國無政治統一可言。不僅如此，羅馬帝國顯然還缺乏政治統一的動機和意志。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屋大維以降羅馬帝國所謂“帝制”，其實只是元首制，或一種準帝制。在此制度下，元首或“皇帝”其實只是第一公民或首席元老，而非古代西亞君王那樣的“神”，或秦漢中國那樣的“天子”;元老院雖已無太大的權力，卻因襲自氏族制度的深厚共和傳統，仍能很大程度地對元首進行掣肘。既如此，羅馬人似乎就沒必要在帝位承繼問題上用心用力了。實際上，在整個帝國曆史上，“元首制”概念從未有明顯的法律界定，帝位繼承也從未有明確的制度安排，所造成的嚴重問題從未得到真正的解決。
結果可想而知。即使在“天下大治”的五賢帝(涅爾瓦、圖拉真、哈德良、安敦尼、馬可·奧略留)時代，羅馬人也沒能發展出一種相對平穩的帝位更替制度。一個殊難解決的結構性的問題是，元老院既然對皇權構成掣肘，在皇位的葆有和繼承方面，就必然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爲了保住皇位，皇帝自然會討好甚至驕縱禁衛軍，這就難免釀出禁衛軍干政的毒酒。至2世紀後期，皇帝與元老院的權力鬥爭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因受皇帝驕縱，禁衛軍變得越來越腐敗、貪婪、兇狠，對皇帝賞賜的胃口也越來越大，無理要求稍稍得不到滿足便策動譁變，殺舊君立新君，故而篡弒廢立頻頻發生，成爲家常便飯。
禁衛軍制度始於奧古斯都，但從提比略時代起，便被用來威脅嚇唬不聽話、不合作的元老。愛德華·吉本說：“長期處在由一座富饒城市提供的安逸、奢侈的生活之中，自身具有莫大權力的意識培養了禁衛軍的驕橫;漸致使他們感到君王的生死、元老院的權威、公衆的財富、帝國的安危無不掌握在他們手中。”
公元68年，“暴君”尼祿被元老院宣佈爲“公敵”，逃亡路上自殺後，駐守邊疆的軍事統帥們爲爭奪帝位而大打出手，伽爾巴、奧托、維特里烏斯和韋帕薌四個軍閥你方唱罷我登場，發動大規模戰爭自相殘殺，爭奪帝位。這是自屋大維登基以來，帝國在近百年內發生的首次內戰，著名的“羅馬和平”因之大打折扣，公元69年也成爲血腥的“四帝年”。期間，禁衛軍以殺害伽爾巴、擁戴奧托而參與了皇帝的廢立，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193年，羅馬帝國創紀錄地出了五個“皇帝”，禁衛軍的惡行也達到了令人目眩的新高度。皇帝康茂德行爲不端，與禁衛軍矛盾重重，以出售公職爲由處死禁衛軍長官克里安德，新任禁衛軍長官雷圖斯與康茂德的情婦瑪琪亞又合謀殺死了康茂德，把曾與康茂德合作的羅馬城執政官佩蒂納克斯扶上皇位。之後，禁衛軍因沒有撈到太多利益，在羅馬城裏公開拍賣起皇位來。競拍者中，居然有皇帝的岳父——羅馬市總督蘇爾皮西阿努斯。最後，富商迪迪烏斯·尤利安努斯以6250德拉克馬的高價買下了皇位。爲了使交易圓滿完成，禁衛軍竟殺死了剛剛繼任的佩蒂納克斯，從而引發了普遍的不滿。但尤利安努斯幾乎還沒坐上皇位，潘諾尼亞軍團擁立的塞維魯便起兵造反，元老院藉機將新皇帝處死。塞維魯即帝位後，解散了原禁衛軍以示懲罰，但旋即又從潘諾尼亞軍團中挑選精兵，組成新的禁衛軍。
據吉本統計，238年數月之間，帝位在屠戮中竟六易其手，6名皇帝先後被殺，創下全新的紀錄;在皇帝伽利埃努斯活躍於政壇的15年中，共有19人登上大位，全系行伍出身，竟無一人得善終。另據統計，在皇帝伽利埃努斯一生即218年至268年這50年中，共有50名僭位者獲得頭銜，平均每年產生一個新“皇帝”;在3世紀，27名通過法律程序即獲元老院正式任命的皇帝中，除1人外，其餘26人統統被殺。不用說，禁衛軍參與了這些殺舊立新、篡弒廢立的行動。以中國標準看，這種事太過荒謬，完全不可接受。即便在宦官專權或新舊朝代更替時代，中國皇帝的廢立也遠沒有頻繁到如此程度。
在受元老院制約的準皇帝的統治下，政治穩定並非常態。禁衛軍兒戲般廢立皇帝以及隨之而來的軍人獨裁、強人專政，纔是常態。284年，奴隸出身的鐵腕將軍戴克裏先即位。鑑於歷來禁衛軍的所作所爲，他採取強力措施降低其地位以加強控制，禁衛軍從此再也無權無力干預政治。4世紀初，君士坦丁大帝即位後乾脆解散禁衛軍，甚至摧毀了其大本營，惡貫滿盈的禁衛軍終於走下歷史舞臺。然而，雖不再有禁衛軍，羅馬帝國所受禍害卻實在太久太深，至此已是日薄西山，進入了垂死期，能幹者如戴克裏先、君士坦丁竟也無力迴天。禁衛軍當然不是帝國衰亡的唯一原因，卻無疑是一個極重要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