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朝中後期的所有名將中，戚繼光無疑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位。身爲抗倭名將，戚繼光是婦孺皆知的大英雄。自大明朝開國以來，沿海就存在着倭患。朱元璋曾爲此下了一道聖旨：
“奉天承運皇帝，昭曰：告訴百姓每(們)，準備好刀子，這幫傢伙來了，殺了再說。欽此。”
這道聖旨非常口語化，同時我們也能輕易發現：朱元璋在位時期就有倭寇爲禍百姓。身爲中原王朝的皇帝，朱元璋曾經派出使者，警告倭奴同大明朝進行正當的朝貢貿易。但倭奴給臉不要臉，直接把大明朝的使者殺了。朱元璋再生氣也拿他們沒辦法，畢竟中間隔着汪洋大海，真要開戰太過勞民傷財。對於剛剛建立、百廢待興的大明朝，的確吃不消。
朱元璋爲此出臺了“海禁”政策，其中也包含着他個人的政治理念等多種因素。通過洪武三年(1370年)“罷太倉黃渡市舶司”;七年(1374年)撤泉州、明州、廣州三市舶司;十四年(1381年)“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二十三年(1390年)發佈“禁外藩交通令”;二十七年(1394年)禁止民間使用及買賣舶來品;三十年(1397年)禁止中國人下海通番等一系列政策，大明朝的“海禁”政策日趨完善。
按理說，有着這樣完備的“海禁”政策，倭患應當有很好的解決纔對。但爲何到了明朝中後期，倭患卻愈演愈烈呢?以至於還出了戚繼光這樣一位，因抗倭而誕生的大英雄呢?
一、倭奴的內部原因
大明朝開國於1368年，在32年之前，也就是1336年，倭奴內部出現了大分裂。鎌倉幕府被後醍醐天皇消滅後，天皇開始推行新政，企圖將權力掌控在自己手中。因此，後醍醐天皇大力提拔京都的貴族，讓立下大功的武士不怪不滿。蛋糕是武士們拼命搶來了，天皇卻不給他們分一塊，這必然要出事。於是倒幕大將足利尊氏用武力逼迫後醍醐天皇退位，傭立了新的光嚴天皇，這便是北朝。
後醍醐天皇退位後並沒有被殺，他一路南下，到達了吉野，建立了南朝。這個南北對峙更像是中國的北魏分裂成東魏和西魏，因爲皇室都是一家人。因爲後醍醐天皇手中掌握着八尺鏡、瓊曲玉和天業雲劍“三神器”，相當於中國的傳國玉璽，是正統的象徵。在56年的分裂之中，南北之間戰爭不斷。南朝一些戰敗的武士不甘心投降，便向西到達了中國。
原本是“落草爲寇”的無奈之舉，但他們在大明朝劫掠所得的財富，比國內的勝利者還要多。這豐厚的利益讓原本是民間的劫掠活動，變成了官方的侵略行爲。作爲後醍醐天皇的兒子，懷良親王竟然都跑來大明朝劫掠。對此《明史·列傳·卷二百一十》就明確記載了：“王良懷不奉命，復寇山東，轉掠溫、臺、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由此說來，大明朝飽受倭患，是受倭奴內部的分裂所影響。
二、“海禁”政策的弊端
明太祖朱元璋是開國皇帝中出身最低的，他渴望恢復到“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簡單社會。沒有貪官污吏、甚至沒有貨幣和貿易。爲了實現這一目標，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政府將舟山羣島46座島嶼的島民內遷。不僅嚴禁下海通商，連靠海爲生的漁民也不得下海捕撈。與海外所有的聯繫，除了維持必要的朝貢貿易，真正達到了“寸板不許下海”的地步。
爲了貫徹落實這一政策，朱元璋通過制定嚴厲的懲罰措施來震懾並控制沿海人民。《大明律》明確規定了：
“若奸豪勢要及軍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爲嚮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處斬，仍梟首示衆，全家發邊衛充軍。其打造前項海船，賣與夷人圖利者，比照將應禁軍器下海者，因而走泄軍情律，爲首者處斬，爲從者發邊充軍”。
“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現有者限以三月銷盡。”
通過以上措施，沿海百姓不得不在內地進行農作。過於嚴苛的“海禁”政策不僅破壞了沿海地區老百姓的生活習俗，也嚴重限制了海外貿易的收入。要知道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經濟支柱便是海外貿易。大明放棄了這一財政收入來源，也爲日後國庫的捉襟見肘埋下了伏筆。對沿海地區的老百姓而言，他們也不願意放棄祖祖輩輩的生活方式。因此，百姓與朝廷的矛盾就此產生。
三、地方官員的貪贓枉法
明代官員的官服上，會有各種刺繡來象徵等級。文官官服是各種飛禽、武將官服則是各種走獸，所以“衣冠禽獸”一詞最開始是個褒義詞，是讓人羨慕的。但是到了中後期，大明朝的吏治也開始腐敗，所謂的“文死諫，武死戰”被棄之如敝履。無論是文官還是武將都欺壓老百姓，所以“衣冠禽獸”漸漸的變成了現在人們所理解的貶義詞。從側面也可以反映出明朝官員的腐敗與貪髒枉法。
在倭患高發的浙閩一帶，一旦有人犯事，都會被判定爲倭寇。不論是官員還是百姓，這已經成了一項“潛規則”。對百姓而言，下海被抓不僅自己要被處死，家人也要跟着遭殃。如果自己是“倭寇”，倭寇的家人遠在海外，自然不會追究自己親人的連帶責任。對官員來說，自己治下的百姓違禁，屬於自己的失職。即便處理好了，也難逃責罰。可一旦被抓的人是個“倭寇”，不僅沒有罪過，反而是“抗倭有功”。
因此對於嘉靖年間的“倭寇”，其實是“中國人佔十分之七，倭人佔十分之三”，比如倭寇的主要領袖之一是徽商出身的王直。也難怪有學者認爲：“倭寇患與平定倭患的戰爭，主要是中國社會內部的階級鬥爭，不是外族入寇。”大明朝東南沿海的倭患，其多發的根源始於明政府的“海禁”政策。渴望走向大海的老百姓因爲政策的制約，只能頂着“倭寇”的身份，去達成自己的目的。
倭寇侵犯、劫掠大明沿海是不爭的歷史事實，但這基本上集中在前期。明朝中後期越演愈烈的倭患，說到底是中國人與頂着“倭寇”身份的中國人之間的戰爭。如果撕掉這層僞裝，這場抗倭戰爭就變成了農民起義。《嘉靖實錄》很明確的寫道：“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明史·日本傳》亦載：“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