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劉徹還是太子的時候，一次廷尉帶上一個囚徒，叫作年。因爲年的繼母陳殺了年的父親，所以年又殺了繼母，於是年被司法官吏定了大逆之罪。漢景帝對這個案子比較困惑，按照法家的成法，法不容情;按照儒家的倫理，情有可原。於是，漢景帝把劉徹叫來問詢。
劉徹說：“這種情況，年的繼母對於年來說，所以掛了一個‘母’字，是因爲年的父親的緣故，繼母所以掛了一個‘繼’字，是因爲她並不是年的真正母親。現在繼母先作孽，下手殺了年的父親，則繼母下手之日，‘母’字蘊含的恩情就已經斷絕了。這個案子，應該依法判處年殺人之罪，而不應該以大逆之罪論處。”
漢景帝聽了僅僅14歲的劉徹的一番分析後，年以殺人罪被棄市。如此看來，劉徹是一位天資聰穎且條理清晰的太子。
但是，沒吃過苦頭，沒受過挫折。
前141年，劉徹從太子成了皇帝。十月，劉徹以“建元”爲年號。皇帝以年號紀元，自此始於劉徹。這位少年天子即位之初，便是一番大有作爲的派頭，誠如後來太史公所說：“漢興五世，隆在建元。”
站在漢武的角度上，放眼帝國周邊，雖有北方的匈奴不時襲擾，但有持續幾十年的和親政策作爲保障，還有邊關農貿市場作爲輔助手段，算是安寧踏實。回頭再看看自己的身後，宮廷之內有竇太皇太后掌舵，秉持黃老治道。除去依附祖母的竇嬰及一干老人們，就是仰仗母親王太后和舅父田蚡的一干新人們。至於姑母大長公主和妻子陳阿嬌那一脈，也不過是祖母的跟班，不成氣候。
於是初登帝位的漢武準備擼胳膊、挽袖子，大幹一番了。
可16歲的少年天子隨後就吃了一次大虧，這是一次很大的政治挫折，只因爲漢武帝看到的是表面上的風平浪靜。
首先說當時的社會背景。
挾“七國之亂”的威名，漢景帝雖然把該掃除的障礙都掃除了。但漢武帝即位之時，他的奶奶竇太皇太后還在。竇太皇太后除了喜歡小兒子樑孝王劉武之外，還喜歡黃老學問，這也是她的意識形態。
建元元年(前140年)，16歲的漢武帝剛一即位，立即下令招賢，重用綱領是加強中央集權的儒家、法家，也就是思想淵源於賈誼和晁錯這兩脈的人士。他在位的第一任御史大夫趙綰、第一任郎中令王臧，也是他當太子時候的主儒學思想的啓蒙老師。看上去，年輕的漢武帝準備開始“大有爲”了。
結果?漢武帝即位第二年，年輕天子的一番新政還沒走出第二步，趙綰僅僅上書建議皇帝處理國事不必請示太皇太后的東宮，趙、王兩人就被處理到了獄中，然後自殺。同時愣頭青一樣的丞相竇嬰、投機家一樣的太尉田蚡全部免職。
這齣戲怎麼比喻?一個馬上就要跨入成年人行列的16歲官二代，迫不及待地想要做點大事業，可一番大動作被自己的保守派奶奶迅速鎮壓。挑事的幹掉，沒頭腦的皇親斥退，小機靈的國戚斥退。官二代受到了大挫折，才明白自己是名義上的天子。
這麼幹的結果，有三種：一種是受了政治挫折，從此在經濟上花天酒地——浪、叛逆、折騰和對抗;一種是受了政治挫折，從此在政治上循規蹈矩——慫、順從、唯唯諾諾、被嚇倒了;最後一種是受了政治挫折，但保持政治態度，不過學到了政治教訓——忍、觀察、學習和分析。漢武帝是最後一種。
這件事情之後，緊接着，建元二年(前139年)，淮南王劉安獻書於朝廷。這本書叫《淮南子》，是淮南王劉安召集衆多知識人才彙編而成的，成書於景帝朝後期，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但它的主體思想是黃老道家的，當然內容是包羅萬象的，博採了戰國以來的非儒之外的百家言論。
政治含義?《淮南子》表面說的是“黃老無爲”，同時批判了儒家和法家。除了迎合竇太皇太后的口味，更重要的是它的實際目的——要達到“維持現狀”的功效，要鞏固和加深長安的意識形態，要讓長安認同一個觀點：維持劉姓諸王的裂土自治現狀。
對此，漢武帝也做了一個迴應，與朝臣複議晁錯之案，以冤案論，爲晁錯平反。可見忍耐不是認慫，是軟中有硬的，是綿裏藏針的。
這段時間漢武帝沒事就去終南山射獵，自稱“平陽侯”。少年天子在雄性荷爾蒙分泌之下，踐踏農田無數。結果平民罵聲一片，大致翻譯成白話就是：“你個橫行霸道的富二代。”
當然漢武帝也有他的小算盤，這些與他共同狩獵的騎射者，就如同很多很多年後康熙大帝的摔跤小夥伴們一樣，是爲了將來所儲備的。漢武要用這些人對抗宮廷諸竇，康熙則是要用那些人對抗鰲拜羣黨。
到了建元六年(前135年)，竇太皇太后病危的消息傳到淮南國，睿智如淮南王劉安說：“天上有彗星掃過，天下將有大亂了。”這話當然不是淮南王真的夜觀天象看見彗星才這麼說的，他是要借用彗星來控制自己淮南國內的人們支持他——修整兵甲，積累財帛，準備武裝叛亂。因爲在朝廷裏的支柱沒了，他感到了危險。
同一時間，被免去太尉職務的武安侯田蚡被啓用爲丞相。爲什麼說田蚡是個投機家，因爲田蚡和劉安也說着悄悄話：“今上無太子，有一天要是出了意外，諸王中除了您老，還有誰能當立?”
這就是漢武帝在當時社會背景下的政治實踐——一個政治大挫折之後的“忍”字。哪怕是後來田蚡操控了百官任命，但漢武帝也只是偶爾嘴上罵街，不過繼續忍耐，這時他才22歲。
建元六年(前135年)竇太后去世，忍到了皇權在手的漢武帝在次年立刻改了年號爲元光。可見第一個6年中，漢武帝對苦盡甘來的體驗有多麼深刻。
元光元年(前134年)五月，漢武帝第三次召見了董仲舒，這一次的意思很簡單：“儒生，聽說你有學問，你告訴我，皇帝要治理天下，而不是忍看天下，該如何下手。”
於是學兼法、墨的公羊派大儒董仲舒，以“天人關係”開始，連續上了三篇對策，後稱“天人三策”。文之尊儒，功不在董仲舒一人，但原理上，如同陳勝有首倡之功是一樣的。
當然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並不是認同了董老夫子的理論，而是發現了這理論的工具性質，可以滿足他的實際政治需求——對付郡國自治的那些勢力手中的黃老理論或縱橫技術。
後世名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有點過於抽象了。當時的漢武帝沒那麼抽象，百家之中的九十八家都是陪綁的，只有兩家是真實的消滅目標。第一是黃老無爲的道家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被郡國既得利益者拿來作爲“維持現狀”的護身符;第二是擅長往來遊說、挑弄列國君心的縱橫家，這些人沒事都能挑出事情來，所以是要徹底消滅的。
至於目錄上的其他九十八家，漢武帝並不實際針對，只是作爲一種掩護手段，以免因爲僅僅打擊黃老和縱橫，反而驚了各地的諸侯王，導致羣起叛亂，同時也會驚了那些縱橫家。要知道，這些遊士慣於提前隱蔽在里弄之中去做看門人，比如張耳、陳餘、驪食其之流。
漢武帝的時代就這麼在跌跌撞撞中拉開了序幕。他接手的是一個平臺運行良好的帝國，但如何順意操控則還需要時間。所以他的初期十年，只有兩個關鍵詞：帝國磨合與權力過渡。
第一，所謂帝國磨合，乃是漢武帝本人與帝國平臺的磨合期。十年之內，漢武帝通過舉賢用郎的行動，順利地將無效率的行政體系轉變爲他可掌握的高效率行政工具。軍事準備上，通過對帝國軍事人才的遴選和嘗試之後，漢武帝不但整頓了帝國軍事機器，而且幸運地獲得了他的天賜寶貝。隨後在軍事機器即將開動之前的軍事動員過程中，帝國又爲商人與遊士創造了經濟需求和外交需求。
漢武帝對外交需求的鼓勵和支持，不但輔助了軍事，也在帝國境內悄悄拉動了商業流通和經濟增長。後一點尤其重要，因爲經濟上的需求，漢武帝在中期從無序到有序，半推半就地又開啓了各項經濟改革。
第二，所謂權力過渡，則是漢武帝實際接管帝制權力的過程，表面看起來四平八穩，而究其實質又格外幸運，恰到好處，在漢武帝登基之後的宮廷政治圈的勢力起伏走勢，其中三個事件可以作爲階段性標誌。
首先，建元元年(前140年)，剛剛繼位的漢武帝就任命了奶奶竇太皇太后的侄子竇嬰爲丞相，母親王太后的哥哥田蚡爲太尉。投機家田蚡準備巴結漢武帝，於是慫恿愣頭青竇嬰挑戰竇太皇太后的權威，失敗後兩人雙雙被罷官。從政治角度的得失看來，老一代外戚兼大將竇嬰的損失要比新一代外戚田蚡慘重許多。靠着祖母輩紐帶的竇嬰作爲戰場上的戰將，太容易被當作一杆長槍了。
其次，建元六年(前135年)，竇太皇太后逝世，田蚡迅速起復爲丞相。漢武帝的母親王太后的指示是必然的。隨着太后黨的崛起，田蚡獨攬朝政，百官附和。此時早已有了經驗的漢武帝，不過是再忍一次罷了。當然，忍田蚡的難度遠遠遜於當初忍讓奶奶竇太皇太后。
忍田蚡是忍一隻貪腐的臭蟲，忍讓奶奶卻是兩種意識形態之間的尊重和角力。所以田蚡時期，漢武帝一邊啓動頂層改革，一邊觀察田蚡就可以了。其時閩越攻東甌，東甌使者求援於漢。漢武帝問田蚡，田蚡怕得罪竇太皇太后，說不足以救。於是，漢武帝已經看透了田蚡的斤兩。
第三，元光五年(前130年)，愣頭青兼暴脾氣的竇嬰因爲庇護同樣猛將出身的灌夫，終於死磕田蚡，招致牢獄之災。他在冬季被丞相田蚡提前處死以免後患，可幾個月後田蚡也於春季病亡。
至此，老一代政治勢力消於無形，隨後廷尉張湯又以雷厲風行的手段懲辦了皇后陳阿嬌的楚服案。長安宮廷政治圈內的老中青三代外戚，全部在合適的時間以合適的方式退出了歷史舞臺。歷史沒有如果，只能說對於完成了帝國權力過渡的漢武帝，他確實有些冷冰冰的幸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