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致清王朝垮臺的武昌起義，雖然事出偶然，但是偶然之中也有必然。其中，一個重要的必然因素，是日本因素。
武昌起義的實際發動者系“三武”——孫武、張振武、蔣翊武。“三武”之中，孫武、張振武都有留學日本經歷，蔣翊武也擁有大量留日生好友。從這個角度上，也可以說，腐朽的清政府是被中國留日生推翻的。
20世紀初葉，晚清留學潮如火如荼，中國留學生遍佈世界，而且留學歐美的中國學生要比留學日本的早好幾十年，但爲什麼最後中國留日生成了大事?他們在日本學到了什麼?
要弄清此由，時光還要倒推十五年。
公元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國一敗塗地。之後是戊戌變法，效仿日本明治維新，但慘遭失敗。中國與日本有相同的歷史文化，爲什麼日本能做到的事，中國做不到?中國人與日本人相比，到底差在哪裏?
於是，中國學子去日本尋找答案。
他們很快找到了，差在“兩口氣”：一是政治革變的志氣，二是不怕死的勇氣。
比起日本的課堂知識來，精神補給對這些中國留學生更具吸引力。
甲午戰爭是體制不及日本的政治失敗，而戊戌變法是效仿日本而不及時代，因爲變法主流人羣缺乏無畏的勇氣。以康梁爲代表的維新派知識分子羣，他們滿腹經綸，口若懸河，但動手的勇氣和能力極差，乃至指望憑藉“三寸不爛之舌”，說動官痞“良心發現”“勤王變法”，豈非緣木求魚?
當時中日兩國知識分子羣，不乏東亞讀書人共性，即大都具有國家憂患意識，多滿腹經綸之士。然而，中國知識分子致力的變法，卻沒有像日本維新一樣取得成功，中日精英所差者，不在頭，而在手。即：變法失敗並不是因爲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比日本差多少，而是歸結於動手的勇氣與能力。
明治維新的成功，及戊戌變法的失敗，給了轉爲革命黨的中國留日生以“實言實行”啓示：“君子動口亦動手。”他們的主要精力與任務不只停留於宣傳政治革變上，而在發動起義，武裝奪取政權上。
自古文人不成事，一是因爲沒有獨立的組織，不能獲取獨立的經濟地位，所以必須依附於豢養，無法獨立成事。二是因爲他們害怕暴力、沒有以暴制暴的勇氣和能力，而縱觀中國封建王朝兩千年之變遷，非暴力革命決難打破。對此，中國留日生開始有了清醒的認識：
滿清統治者決不會微笑着交出政權，必須像日本維新三傑西鄉隆盛等人那樣，對保守而腐朽的幕府政權以武力奪之。
有着這般見識的革命黨文人，這羣中國留日生，與以往歷史中的文人大不同。他們敢說敢幹，不僅造反成了，而且成就的還是經天緯地的大業。
辛亥革命後，許多日本學者認爲：清政府之所以垮臺，是因爲那些留日的中國學生“學以致用”，他們把日本明治維新的種子散播到中國。作爲革命團體的骨幹，他們的行事風格受到日本的深厚影響，對中國革命團體的形成有莫大的功勞。
此言基本不虛。我們前面提過，在日本遭受蒙元侵襲時，中國禪師東渡日本，助日本武士抗敵，並禪補日本武士道。六百多年後，中國飽受韃虜蹂躪，到了日本武士道反哺漢魂的時候了。
攜明治維新而閃耀的日本武士道，驚醒中國青年學子：
日本有和魂武士道，所以推動改革成功，中國武士已然絕世，所以百廢難興。敗血的漢魂，必須要新生，漢民族纔有可能重新站起。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說的其實就是精神的力量。
以日爲師的中國留日生，迅速成爲復活“漢魂”的新生力量。在大量的中國留日生羣中，先秦華夏人的尚武精神回來了。落腳日本的中國學生領袖，從“斷指將軍”黃興，到“鑑湖女俠”秋瑾，無一不受到武士道影響，骨子裏都流淌着“鐵血”。他們敢作敢爲，立志以武力推翻專制的韃虜王朝。
且夫我中國人之樂爲奴隸、不自今日始也。……中國全土，爲奴隸於異種者，三百五十八年;黃河以北，爲奴隸於異種者，七百五十九年。嗚呼!黃帝之子孫，忍令率其嫡親之同胞，舉其世襲之士地，爲他族所奴隸者，何屢見而不一。
吾先以一言叫起我同胞曰：國民，吾願我同胞，萬衆一心，肢體努力，以砥以礪，拔去奴隸之根性，以進爲中國之國民。……吾故曰：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
這是1903年傳遍中國大江南北的《革命軍》段落，雖然書中有“異種”等字樣，但是那裏的“種族主義”，其實是爭取民族解放的“民族主義”的意思，並不是現在所言的“種族歧視”，所以其張揚的精神總歸是浩然正氣。
《革命軍》的問世，向世界發出了一個振聾發聵的宣言：漢魂歸來。
《革命軍》的作者是一個年僅18歲的學生，又是英雄少年，同時也是中國留日生：鄒容。兩年後，他也爲中國革命留下了最後一滴血。
可見，以史堅如、鄒容這些血性男兒爲代表的中國留日生，將“秀才造反”提升到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勇武層次，組成了復活漢魂的生力軍，所以才最終爲漢民族乃至整個中華民族贏得了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