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國的省份名稱，許多是以名山大川命名，彼此不乏對應的稱呼。譬如太行山分隔開“山東”、“山西”，黃河區分了“河南”、“河北”，連洞庭湖南北也有“湖南”、“湖北”，但偏偏作爲國內第一大河的長江，因之命名的只有“江西”，卻無對稱的“江東”，這是怎麼回事呢?
從大變小的“江東”
“江西”這一名稱，可以追溯到唐代。唐初政區實行州、縣二級制，由於州的數量太多(達300多個)，中央政府管理起來很麻煩。據說唐太宗李世民苦於記各州長官們的名字，只好將他們都寫在屏風上。於是，他在即位之初的貞觀元年(627)，便將天下分爲十個監察區，稱“道”。其中北方、南方各五道，人稱“貞觀十道”。
貞觀十道中的江南道
其中的江南道包括長江以南、南嶺以北、西至今貴州、東至海的整個華中地區。“貞觀十道”尤其是江南道的範圍過於廣袤，各地的社會經濟文化差異頗大。到了開元二十一年(733)，風流天子唐玄宗遂將道的數目增加一半，達到15個。江南道從西到東依次被分爲黔中道(治所今四川彭水)、江南西道(治豫章，今南昌)、江南東道(治吳縣，今蘇州)。今日的“江西”之名即是取了“江南西道”的簡稱。
安史之亂以後，藩鎮割據之勢已成。節鎮(北方多叫節度使，南方多叫觀察使)取代了道的地位，結合各地的半割據狀態，朝廷又把江南東道再分爲浙西(今蘇南及浙江錢塘江以北)、浙東(今浙江錢塘江以南)、宣歙(今皖南)、福建四個觀察使轄區(俗稱仍爲“道”)。
一分爲四的江南東道與江南西道
經過五代的短暫分裂，宋代改“道”爲“路”，與“江西”相對的“江東”又“復活”了。但這一時期的江南東路轄區已大大縮小，實即唐代的宣歙觀察使轄區以及江南西道部分地區，鑑於這一地區沒有大城市，所以把五代十國南唐故都升州(江寧府，今南京)從兩浙(西)路析出，併入江南東路作爲首府(轉運使駐地)。
元代統治者發明了行中書省，是中國行政區劃史上的一大變革，其名稱一直延續至今。在行省制度下，宋代的江南西路換個馬甲又成了江西行省。命運多舛的江南東路就沒這麼好福氣了，雖然一度被改爲江東宣慰司，但隨着元朝對南宋故地統治的鞏固，江南東路就與兩浙東路、兩浙西路、福建路一道劃入了新成立的江浙行省。
消失的“江東”與龐大的南直隸
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大明，定都南京應天府。明代改前元的“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習稱仍爲“行省”)，江西行省因之改爲江西布政使司而延續。但明朝也不曾恢復故宋的“江東”，而是以應天府所在周邊區域爲“直隸”。於是太湖流域的財富之區盡屬直隸，舊兩浙西路只剩下治所杭州府與各方面均無足輕重的嚴州府(屬今杭州市)，與舊兩浙東路合建浙江省。
由於鳳陽是朱元璋的桑梓之地，也是祖先陵寢所在，太祖皇帝的鄉土觀念使得明初的“直隸”北界竟越過了淮河，大體上囊括了宋代的淮南東路、淮南西路、江南東路、兩浙西路的廣闊區域。大概朱元璋自己也覺得這個直隸着實大得離譜，於是一開始就將原江南東路的信州府(今上饒)等地改隸江西省，洪武十四年(1381)又將舊兩浙西路的湖州、嘉興兩府還屬浙江省。
隨着明成祖把首都遷往北京順天府，改北平行省爲(北)直隸，南京降爲留都，管轄區域相應改爲南直隸(今安徽省、江蘇省與上海市)，遂形成明朝所謂(南北)兩京十三省的體制，而只剩下形影相弔的“江(南)西”。
整合宋代多路的南直隸大體範圍
以往歷朝歷代的留都，多隻是榮譽上的虛銜，不曾設有與都城一樣完整的行政機構，“商遷五都，不別置員。周營雒邑，惟命保釐。漢、唐舊邦，止設京尹。宋於西京，僅命留守”。而明朝的留都南京卻同樣設有一套完整的中央行政機構，“設二都於南京與北京，造就了兩個都市區，從而將中原的兩端均置於國都的直接管理之下。這是中國中央集權化的重要步驟。”
兩京制度下的留都機構設置同於北京，只在前面加上“南京”二字，設有宗人府及(南京)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建制同北京明朝中央的六部無甚差別。通常有一尚書總領五侍郎留陪都，以南京兵書尚書專任參贊機務，與勳臣擔任的南京守備及守備太監一起構成留都權力核心。
南京官員名義上是“京官”，與地方各級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揮使司等官不同，但就職權範圍而言，僅限於南京及所轄南直隸地區，對其他地區事情無過問權，更無指揮權，實與其他行省無異。南京六部官員多爲閒職，稱爲“吏隱”，如景泰年間，何喬新任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政務甚簡，終日閉戶讀書”，明代中後期之後，“大臣有不合目忌之者，即打發至南京”，南京各衙門更是淪爲政爭失勢者的收容所。
雖然如此，遷都後南京政治地位的降低只是相對京師(北京)而言，作爲兩京之一，南京實際上是明朝的一個備選首都。土木堡之變時徐有貞等人就曾主張南遷;崇禎末年，在與滿洲及農民軍作戰屢敗時，北京岌岌可危時連崇禎帝的皇后也說“我們在南邊還有一個家”。最後，在李自成攻陷北京後，當年四月初八，消息傳到南京，僅過了一個月(五月十五)，利用南直隸完備的機構設置，南明弘光政權就成立了。
“江南西”與“江南”並稱“兩江”
清朝入關之初，基本沿用了明代的行政區劃和建制。明代十三省全部照舊。但是清王朝卻面臨着一個過於龐大的南直隸：“府一十四，州一十七，縣九十六”;“田賦之供，當天下十之三;漕糈，當天下十之五……是以一省當九州之半未已也”。由於南直隸對明王朝的地位特殊，因此清朝的統治者也對這個問題很敏感。
攝政王多爾袞鄭重地召開過御前會議，令“九卿、科道會議江南設官因革裁併事宜”。會上居然出現七種主張，從“議立都督府，以親王領之”到“六部堂官俱應分設如行在例”，統統主張規格高於行省。但這些意見不合最高統治者的胃口，多爾袞下令，以明南直隸的轄區爲範圍，“著改爲江南省”;應天府尹，亦貶爲江寧知府。
新鮮出爐的“江南省”其實名不副實。在黃河奪淮改道後，“江南省”的北界居然在黃河以北!恐怕稱作“河北省”也是無可無不可的事情了。無論如何，“江南徐州府”的稱謂聽上去都頗爲滑稽。相比之下，“江南省”四分之三的轄區在長江以北反倒尚在其次了。
與明代不同，清代的總督、巡撫漸成常設之職，明代主管錢穀的布政使與主管刑名的按察使反成其屬官。尤其總督往往兼轄數省，儼然封疆大吏。除了天子腳下的直隸總督外，“地居藩首”的正是兩江總督(1649年設)，所謂“兩江”，今天往往被誤解爲江蘇與浙江，其實不然，指的即是江西省與江南省。前者大體沿襲了唐宋的江南西道(路);後者雖然和宋代的江南東路一樣都以今天的南京爲治所，轄區卻遠遠過之。按說“江南西”本就屬於“江南”，如今兩者卻成了並列關係，令人啼笑皆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