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德皇威廉二世借兩名德國傳教士在山東鉅野縣被殺事件電告遠東艦隊：“中國人終於給了我們期待已久的理由。艦隊立即駛往膠州灣，佔領該處村鎮，並採取嚴厲報復手段。”次年，德國迫使清政府簽署《膠澳租借條約》，從而佔據了膠州灣，並獲得在山東的開礦和鐵路鋪設特權。
“庚子之亂”時，德國派出的侵華遠征軍人數前後總計達到2萬，形成了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最大規模的海外軍事行動。在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後，來自柏林的統帥瓦德西發動了46次對中國抵抗力量的討伐行動，其中有德軍參加的行動達35次。在中國根據《辛丑條約》必須賠償的4億5千萬兩白銀中，德國獲得了其中的五分之一。在兩次世界大戰中，中國和德國都分處對立的國際陣營。
中、德之間之間似乎又存在着某種緣分。
從19世紀下半葉起，積貧積弱的中國把歐洲的後起之秀德國視作富國強兵的榜樣。洋務運動的風雲人物張之洞率先借用德國建制和德國教官來組建新式軍隊，李鴻章也曾選擇德國的克虜伯大炮來加強中國的海防，並完全採用德國戰艦來裝備中國的北洋水師。
1876年，清政府派遣淮軍的軍官到德國留學，卞長勝等7個年輕人成了中國最早的陸軍留洋學生。
在一次次探尋民族振興的出路而又一次次遭受挫折的情況下，中國的一代知識精英在20世紀20年代接受了誕生於德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民衆的命運從此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很少有人知道，在抗日戰爭的初期，對中國最大的境外援助竟是來自德國。
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和戰爭的初期，世界列強對日本的侵華計劃大多持觀望態度。美國樂觀日本與中、蘇兩國爲敵，對中國政府提出的軍援請求置之不理。蘇聯爲免遭日、德兩國東西夾擊的威脅，也曾經希望日本把侵略矛頭指向中國。蘇聯不僅拒絕了中國提出的對日出兵請求，還和日本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同時宣告：“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並就此停止了對中國抗戰的援助。
留德學者陳仁霞曾在研讀大量歷史檔案的基礎上完成了一篇題爲《中德日三角關係研究》的博士論文。她在這篇論文中揭示了一個鮮爲人知的歷史事實：在抗日戰爭的前夕和爆發後的初期，德國曾是支持中國抗日的第一國際力量。
爲了避免中蘇兩國出現結盟，促使日本在遠東地區對蘇聯形成有效鉗制，主導納粹德國外交部、國防部和經濟部的德國傳統精英派分子曾旗幟鮮明地反對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七七事變”爆發3星期後，德國外交部在一則工作訓令中指出：“因爲日本阻礙中國之團結統一，導致了共產主義在中國之成長與蔓延，而其最後結果將驅使中國投入蘇聯懷抱。日本因此不能期望獲得德國的支持。”
“九一八事變”爆發5年後，日本發動全面侵華的戰爭已迫在眉睫。1936年，德國曾協助中國的國民政府制定了一個在華南和華中建立新經濟中心的《中國工業發展三年計劃》，以應付日本可能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根據雙方祕密簽署的信用借款合同，德國應在隨後5年中每年向中國提供價值2000萬馬克的軍火和機器，中國則在10年內每年向德國提供價值1000萬馬克的農業、礦業產品用於還貸。
1936年，中國從德國訂購軍火的數量佔據中國進口軍火總額的80%以上。在“七七事變”爆發的1937年，由德國軍事顧問團培訓的30萬中央軍成了在正面戰場抗擊日寇的絕對主力，而在這一年裏由德國輸入中國的軍火數量在全世界佔據第一位。面對頭戴德制M35鋼盔，手持德國武器，以德國顧問傳授的戰術與之作戰的大批中國軍隊，日軍恍惚感到正在進行的是一場對德國人的戰爭。在日本的一再抗議和退出《反共產國際協定》的威脅下，德國在1938年決定停止對中國的軍火供應，同時撤回了德國軍事顧問……
在改革開放，建設現代化強國成爲中國發展的主旋律之後，人們漸漸發現，德國又一次成爲了中國在歐洲的最重要的經濟合作伙伴。而中國則成爲了德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最大投資市場。
誠然，國際關係的構成從根本上說是以利益需求爲基礎的，刻板而務實的德國從來都不會致力於和世界上哪一個國家謀求“萬古長青”的友誼，或者希望“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德兩國透過一個多世紀的往來獲得了一個共同的經驗：長期以來在中德之間總是利益的互補明顯大於利益上的衝突。也許正是因爲這樣，中國人特別矚目德國。而要認識今天的德國，就離不開了解那兩次震驚世界的大戰，因爲那段歷史捲入了所有的德國人。當代德國人幾乎毫無例外的都是“二戰”老兵的後代。
在柏林，我接觸過很多對德國充滿興趣的國內來客。但說起德國，他們全部的歷史知識似乎只有一個“二戰”。一位工程師出身的國內處長甚至可以津津有味地說出古德里安、隆美爾、凱瑟林等一連串德軍名將的名字，還能對德軍搶在英軍之前登陸挪威、在進攻荷蘭時首次動用傘兵佔領要地、繞過馬奇諾防線以裝甲部隊突襲法國、在東線一次俘獲蘇軍60萬人的大包圍戰等等德軍經典戰例如數家珍。很明顯，他對歐洲這場浩劫的解讀更多的還屬於一種基於個人愛好的戰史和戰例欣賞。
的確，波瀾壯闊的戰爭在旁觀者的眼中不乏娛樂性，對熱衷軍事，崇拜強人和喜歡刺激的人來說尤其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之所以能打得如此激烈、殘酷和持久，德國軍隊的素質、裝備和耐力無疑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軸心國軍隊的最高作戰能力是由意大利軍隊來代表的，那麼這場戰爭極有可能在爆發一、兩個月後就徹底結束了。
戰爭的延長，換來的是資源和生命的持久而巨大的消耗，在近六年的戰爭中，歐洲死掉了近4000萬人，被摧毀的城市和村莊不計其數。無論是走向勝利還是走向失敗，在這場大廝殺中扮演主角的各國軍隊走過的都是一條血路。也只有對這些慘痛代價毫無體驗的人才有可能成爲“二戰迷”，“德軍迷”，“希特勒迷”，甚至是新納粹分子。
從上世紀70年代起，僵死的納粹主義以一種新的形式，並在更大的範圍內悄悄復甦。目前，新納粹組織如雨後毒菌一樣在美國、俄羅斯以及衆多的歐洲國家大片滋生。當傳統的強勢國家開始面臨發展的瓶頸時，其內部的右翼勢力總會在外部尋找責任人，矛頭所向或是其他國家，或是內部“異類”。前者導致國際霸權主義的不斷強化，後者導致國內極右勢力的沉渣泛起。一旦大衆的排外意識轉變爲極端分子的行動，納粹的種族主義綱領、宣傳口徑和組織形式就很容易成爲現成的武器，新納粹組織也就應運而生了。
在互聯網的虛擬空間裏，活躍着一大批酷愛德國國防軍和黨衛軍的形象、裝備、戰術素質和作戰業績的“二戰迷”，這一點已經是公開的祕密。戰爭帶給人們的刺激、對歷史的誤讀、對德軍之“酷”之“帥”的欣賞、在各種玩具、電影、讀物、殺人遊戲的影響下逐漸生成的崇尚暴力的心理……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一些年輕人不加掩飾地賞識納粹的意識形態和侵略行徑。在網上以“黨衛隊”爲自己冠名，用納粹禮的那聲“萬歲”和網友打招呼，把納粹的萬字符甚至希特勒頭像用作個人的形象圖標……。
一個在德國商會駐華辦事處工作的德國人曾對我說，他有一次在北京乘坐出租車，司機師傅一聽說他是德國人，又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馬上就和他大談希特勒，還豎起大拇指說：“人家是這個，厲害。”好像不這樣就難以表達對德國哥們兒的敬意。最讓他難以忍受的是一些年輕人爲了和他表示親近，會開玩笑地把右臂斜舉起來向他行納粹禮。他說，每到這時他就爲自己國家的歷史臉紅，也爲這些人的無知而氣憤。他苦着臉問我：“如果我對你們豎起大拇指說：你們的‘四人幫’是這個，了不起！你們會怎麼想？”
這些奇怪的表現折射出的是隔膜，是前人和後人，歷史和現代，無知和理性，親歷者和旁觀者之間的隔膜。戰爭對於人類到底意味着什麼呢？從本質上說戰爭是野蠻的，因爲它是人類的同種彼此殺戮。縱觀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我們不難歸納出以下規律：
除自然災害之外，人類所承受的最大損失和痛苦從來都是來自彼此之間的戰爭；
戰爭的根本起因總是源於不同族羣、集團或國家間的利益爭奪；
物質文明的每一步顯著進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導致戰爭手段，即殺人武器和技術的更新；
戰爭在物資消耗和環境破壞的效率上超過了人類任何其它的活動；
爲準備應付戰爭而持久投入的軍費，是人類對地球資源造成的最大浪費；
敵對國家之間武力對比的失衡狀態並不能遏制戰爭，反而會促成戰爭手段的多樣化；
……
讀懂戰爭的最好方法就是從戰爭的歷史中悟透戰爭，但我們通常是怎樣對待歷史的呢？法國學者福柯說：“重要的不是話語講述的年代，而是講述話語的年代。”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也說過：“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二者發出的暗示可謂異曲同工：歷史永遠是爲現代人的需要服務的。既然如此，戰爭於人類的意義也就很難從其歷史中被悟透。
德國哲人黑格爾有一個著名的論斷：“人類唯一能從歷史中吸取的教訓就是，人類從來都不會從歷史中吸取教訓。”歷史上無數次慘烈戰爭的教訓原本足以讓現代人變得更加理性睿智，但遺憾的是，人類對歷史教訓的記憶力總是很差，或者說根本就不願去面對歷史這面鏡子。因此，他們記住的往往是戰爭的功效，而不是戰爭的代價。於是，這個世界會不斷出現任意打擊或佔領其它主權國家的軍事計劃和行動；會發生花樣不斷翻新的以平民生命爲代價的各種恐怖襲擊；會上演以武力作爲遏制競爭對手的最高手段的大國間博弈。激光武器、生化武器、鑽地高爆彈、遙控殺人飛機、洲際導彈、太空武器以及足以讓地球生物毀滅上百次的核武庫，人類的最高智慧不斷結晶於能夠高效殺戮同類的各種新型武器……如果這一切並非源於人類的集體愚蠢或健忘，而是出自少數人在控制世界財富的動機下的周密計劃，事情就變得尤爲可悲。
縱觀世界各國，德意志人對戰爭的記憶和理解無疑最爲客觀和深刻。在世人心目中，這個民族的個性閃光點在於它嚴謹和求精的行事作風。但在我看來，德國人認識和思考歷史的態度和能力纔是最爲可貴的。他們製造過最深重的罪惡，經歷過最沉痛的教訓，也完成了最徹底的歷史反思。
德國人把前輩打過的戰爭分爲兩類，一類是常規戰爭，其特徵是以爭奪利益爲目標，在作戰手段中基本遵循國際通行的行爲準則；另一類是滅絕戰爭（Vernichtungskrieg），其特徵是以屠殺生命作爲征服敵手並獲取利益的重要手段。在閱讀德國的戰爭史時我發現，德國的歷史學家們只把其前輩進行的兩場戰爭冠以了“滅絕戰爭”稱號，其中一次是“二戰”時期德國在東歐戰場上進行的戰爭，另一次是20世紀元年德國遠征軍在中國鎮壓義和團的戰爭。爲此我專門查閱了一批德國曆史學和漢學的專家撰寫的關於義和團戰爭的書籍和資料，其中有一本書的標題很能代表德國知識分子對前輩鎮壓中國義和團的認識，書名叫作《我爲來到中國而羞愧》。作爲德國遠征軍的後代能以這樣的立場書寫先人經歷的歷史，這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德國在“二戰”後重新融入世界的一個根本性條件，那就是在德國的大衆誠信基礎上，德國的知識分子所具有的獨立和深刻的歷史反思精神。在我看來，這種精神具有四大特徵，其一是對歷史的反思超越了民族意識、自身利益和政治時尚，其二是在對歷史的反思中把普世價值觀作爲了評判歷史是非的尺度，其三是對戰爭歷史的反思並不受戰爭的勝負結果和歷史定論的影響，其四是對歷史的反思具有足夠的時代縱深。一個社會的思想精英羣體能夠以這樣的姿態去引導人們讀史，這個社會的當代行爲就不大容易陷入愚昧和迷茫，從這一點出發，人們也就不難理解爲什麼“二戰”後的德國人和日本人的國際處境會如此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