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在秦漢時代，中國的疆域向四方擴大了很多。這些地區，從秦漢以後，幾乎一直留在中國之內，融合爲中國的一部分。可是，有三個地區，在這個時期大量地接受中國文化，接受中國的移民，卻沒有成爲中國的一部分。這個現象值得探討。
跳躍式的海路聯結
首先，是今天中南半島的越南。此前已經提到，在秦漢已有中國的行政單位，而中國的大量移民，也在越南立足。可是，中國建立的郡縣，大致限於越南北方，交趾郡沒有延伸到今日越南南部。在日後的歷史，越南始終是華化很深的地方，到今天我們還可以看見，越南的建築和風俗，都和廣東相當接近。一直到近代，因爲法國的佔領，發展了新的拼音文字，越南的文獻方纔不用中文。但是交趾在中國歷史上，經常列入版圖，又經常獨立自主。越南緊鄰廣東、廣西，卻居然能夠相當程度保持自治。
第二個個案，是朝鮮半島。在漢代，朝鮮半島曾經有四個中國的郡(樂浪、玄菟、真番、臨屯)。在半島上，曾經有過不同的族羣，分別建立國家，難得統一，也長期留在中國疆土之外。朝鮮長期使用中文字：他們的歷史、文學和日常的交流工具，無不是中文。距今四百年前，他們創造了自己的拼音文字，不再使用中文。他們的傳說，無不以殷商王子箕子開朝和燕人衛滿建國作爲早期的歷史。秦漢時代，許多中國移民，從山東經過海道，進入朝鮮，或者遵循陸路，由遼東進入朝鮮。半島上的生活習慣，也和中國的北方十分相近。固然朝鮮半島上的國家，常常是中國最親密的外圍，可是除了漢代設過郡縣，朝鮮始終是自治的國家。
第三個個案，是日本。日本考古學上，一個劃時代的轉變，是在彌生文化時代，也就相當於中國的戰國晚年和秦漢。在這時期以前，日本還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可是一進入彌生時期，立刻出現了稻米耕作、銅器、鐵器、國家組織。凡此變化，在九州島發生最早，然後延伸到日本其他地區。日本民族，來自兩個方向：一支來自北方的亞洲大陸，一支是經由海路，從南方進入的族羣。這兩元的結構之中，北方的一支——江上波夫所稱的“騎馬民族”——可能就是亞洲大陸上使用通古斯語言的一支，日後，他們成爲日本的武士階級;另一支，則是在九州島登陸的亞洲大陸族羣，金關丈夫和梅原末治等人，都認爲是從中國進入的族羣，彌生文化，就是這些人帶入日本。
既然稻米不能在中國北方種植，而日本古代的稻米，在考古學上的證據看，和中國南方河姆渡文化的稻米同一種屬，彌生文化的來源，應當來自中國南方。中國和日本的傳說，都有徐福帶領三千童男女移民日本的故事。我們不必討論這個故事的細節，只看徐福故事的背景，是在秦始皇時代，正是大量中國移民，陸續移入日本的時候。據日本學者估計，從秦和兩漢三個朝代四百多年，從中國移入日本的人口，不亞於三百萬。衆所皆知，日本和朝鮮一樣，長期使用中文，其風俗習慣，也和中國相當接近。可是，日本從未納入大陸疆域之內。
這三個例子，有一個共同點：從中國本部進入這些地區，都是經過海路，固然越南和朝鮮和中國都有陸上連接。最初進入越南的中國影響，卻是經過粵江三角洲的廣州。同樣，經過遼東進入朝鮮的途徑，相當迂遠，倒是從山東半島，一葦渡海，立刻就到了朝鮮西岸。從山東半島進入日本，和從江南進入日本，都可以經過海路，借季候風和洋流之力。秦漢帝國的交通路線，編織了一個龐大的道路網，由縱橫主幹道，經過分支，一步一步，從核心地帶，滲透各處。移民開拓了新的分支道路，也就將中國的行政權力，帶進了新的地區。海路交通，沒有可尋的主幹道和分支道，只是一個港口到另一港口，乃是跳躍式的聯結，不同於陸路的交通，能夠編織爲持續存在的道路網，網羅新的地區於中國的版圖。這一個特點，我想也可以解釋，秦漢帝國的擴張，和羅馬帝國的擴張，兩者之間的區別。因爲後者的本部，是地中海的一個半島，羅馬各方面的擴張，三分之二以上，是經過海路。雖然有“條條大路通羅馬”之說，真正的大路，大概只有三條，都要經過意大利半島的根部。
秦漢中國的各方面優勢
此前所說的“現代人類”從非洲擴散的移徙，分別是從太平洋的西海岸北向的一批;經過東南亞北向穿越今天中國西南部，然後一路直接北移，一路東轉，進入長江流域的一批;經過中亞北上，東轉進入中國西北部的一批;和直上烏拉山下，再東轉，擴散於亞洲北部的一批。這四批大遷移，涵蓋今日中國的整個疆域。以秦漢繼承先秦的發展而言，上述各條路線，覆蓋於後世東方的夷/越族羣、西南的蠻/蕃族羣、西北的戎/羌族羣和北方胡人各族的地區。
遠古人類的時代，距離先秦/秦漢，有數萬年之久;如果那些來自非洲的“現代人類”留下基因，則他們基因的大部分，都會分別傳給中國各地區的各種族羣。在經過先秦/秦漢時期的幾番融合，則中國地區的人類，竟可能擁有非洲人類移入東方的絕大部分，而且各處大同小異，呈現相當程度的一致性。假如，東亞也有原始人類存在，例如丹尼索瓦人，他們的基因注入“現代人類”，應當有助於後到的“現代人類”適應當地生態環境，則東亞人類又會呈現東亞的獨特性。不過，十萬年歲月久遠，目前古人類的研究，資料還不多，我們不能輕易跨越這一漫長的時段，直接“對號”，將各處人類的傳承，確認期間的源流。
總結地說，秦漢中國能夠熔鑄爲堅實的整體，乃是基於文化、政治、經濟各項的“軟實力”。文化方面，從戰國時代的基礎，繼長增高，中國有了完整的宇宙論、倫理學和價值觀念，這些都是建立在儒家、道家和其他各家綜合的基礎上。“天下”觀念具有彈性，可以不斷地收攬和包容，有別於民族國家的疆界。秦漢帝國的文官組織，可以通過察舉制度，收羅全國的人才和信息，也能分層分曹辦事，稽覈成績，信賞必罰。中國的政治結構，相對於同時代的羅馬、波斯和印度，比較具有明確的制度化，不至於完全依賴皇權的人治和貴賤的階級特權。
經濟方面，中國已經發展了當時世界最高度的精耕農業和市場經濟。中國的知識和科技能力，都站在當時世界的前哨：例如，渾天說的天文理論，基於相當精準的觀測、精密的算術和相應的數學理論;醫學有內經和傷寒論的理論和鍼灸、麻醉的實用技術;對於各種知識，有圖書的分類學和語義學的字典;工藝技術方面，知道利用水力，包括灌溉、運輸和水力機械，能鑄造碳鋼的工具和兵器，能紡織染色，製造各種精美的絲織品;製造和生產的工作程序方面，知道標準化等等。這些硬件和軟件的能力，使中國的生產能力，超過四鄰，具有相當的吸引力，以貿易將各處的經濟，納入中國的大系統之內。以上這些“軟實力”，在後世長期延續，而且不斷繼長增高，因此，中國能夠長期維持政治和文化的整體。
至於宗教方面，這時候開始，外來的信仰進入中國，要等到秦漢之後，根本性地改變了中國文化的精神面貌，那是後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