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了一篇關於漢朝的士兵吃什麼的文章，歡迎閱讀哦~
在《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中寫過這麼一句話：宜懸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這句話估計是很多人對於漢王朝最深刻記憶的一半，而另一半則來自於“雞血”橫流的《漢武大帝》、《漢書》作者班固所處的東漢初年與匈奴交往的“屈辱史”，讓他對“外患”的筆墨遠比司馬遷更重，這種情緒與當代年輕人滲入骨髓的近代屈辱史教育完美契合。
所以，西漢王朝很容易就被套上了“鐵血”的標籤，與《大秦帝國》中的“赳赳老秦，共赴國難”堪稱一時瑜亮，進而腦補出了一個上古時代的“軍國主義”想象，由此發散漢武帝固然是好皇帝，“獨尊儒術”的經卻被後世念歪了，以至於儒生誤國，否則，中華的疆域早就到歐洲了，可能新大陸也要說漢語了。
問題是，這些想象是事實嗎?
我們先來看看軍國主義這個詞，英文是Militarism，指崇尚武力和軍事擴張，將窮兵黷武和侵略擴張作爲立國之本，將國家完全置於軍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經濟、文教等各個方面均服務於擴軍備戰及對外戰爭的思想和政治制度。
這個詞彙，在人類歷史上最匹配的，就是普魯士王國，也就是所謂的“普魯士是軍隊擁有一個國家，而不是國家擁有一支軍隊”，在軍事優先的程度上，就算是二戰前的日本軍國主義也要瞠乎其後。
但是請注意，無論是上述概念還是事實，都導出了一個核心，那就是“先軍”二字，這個我們鄰國利用漢字的精妙總結。
軍事優先，乃至於軍隊優先，至少要保障在營軍人的生活水平，哪怕國民吃不飽，也要讓士兵有力氣打仗，冷兵器時代尤其如此，畢竟沒有力氣，士兵是拉不開強弩，揮不動刀槍的。
那麼，被視爲“軍國主義”的大漢王朝能做到嗎?
我們還是來看看它的邊防士兵的食譜。
原本這麼瑣碎的信息，在《史記》、《漢書》等文獻中是很難見到的，萬幸在近百年來出土了一系列的漢代邊戍的竹簡和木牘，爲研究者提供西漢邊防軍人生活、執勤的第一手資料，讓我們得以窺見一系列的細節。
《史記》上有“五穀”之說，即“黍、粟、麥、菽、稻”，但南北地域廣大，主食各不相同，比如關東地區就以麥飯爲主，《說文·食部》：
陳、楚之間食麥飯日蜚。
所謂“麥飯”，顏師古註釋《急就章》卷二“餅餌麥飯甘豆羹”條稱：
麥飯，磨麥合皮而炊之也，甘豆羹，以洮米泔和小豆而煮之也;一曰以小豆爲羹，不以醯酢，其味純甘，故曰甘豆羹也。麥飯豆羹皆野人農夫之食耳。
翻譯過來就是經過粗加工的小麥，不經磨麪粉精加工的工序，直接做成一粒粒的麥飯，屬於下層百姓的食物，當然，大人物若是混不好，也得吃這個，見《後漢書·馮異傳》：
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
此時已經是漢光武帝起兵之後，西漢早已滅亡，石磨早已不是稀罕物，民間仍舊在吃麥飯，以至於遇厄的漢光武也只能吃這個。
不過，關東、關西和江南本就有所不同，河西地區的主要糧食作物是粟和麥兩類，其中“粟”，今天北方俗稱爲“小米”、“穀子”，在漢簡中又分爲幾個種類，如粟、白粟、秣粟、粟米等。
還有屬於“粟”的作物“黍”和“稞”。
“黍”就是今天說的黃米，有粘性可釀酒，在漢簡中有個多個異名，如“糜子”、“黃米”、“稷”等。
“稞”則是比較優質的“粟”，往往有黏性，漢簡中也稱爲“粱”、“白粱”、“粱米”、“秫”。
至於麥子的食用，漢簡中也記載頗多，有“麥”、“米麥”、“大麥”、“小麥”、“穬麥”等不同的叫法，按照何雙全先生在《居延漢簡所見漢代農作物小考》(《農業考古》，1986年第2期)中的考證，這些麥的形象特徵與今天的冬小麥相同。
主食之外是副食，比如“菽”，也就是豆子。
與先秦時“菽”仍是主糧不同，西漢時，“菽”的地位在下降，直接將其作爲主糧食用的情況越來越少，而代之以“豆醬”、“豆豉”、“豆腐”、“大豆黃卷”等形式，而且，河西地區因爲氣候特性，豆類並非產區，雖然有戍卒食用的記錄，應該屬於糧食輸入的情況。
另一項重要副食是蔬菜，徐元邦先生在《居延漢簡中所見之蔬菜》(《古今農業》，1988年第1期)中的考證所見的蔬菜名稱有：
蔥、姜、韭、葵、毋菁、薯和薺、胡豆。
葵，在明代以前並非指向日葵，又名“冬莧菜”或“滑菜”，王幀《農書》記載：
葵爲百菜之主，備四時之饌，本豐而耐旱，味甘而無毒，供食之餘可爲菹臘(鹹乾菜)，枯枿之遺可爲榜簇，子若根則能療疾。
毋菁，即“蔓菁”、“蕪菁”，也稱“諸葛菜”，蔓菁按根形分爲長圓兩種，有多種顏色，性似蘿蔔、喜清涼，皮色光潔者爲貴。
薯，不是馬鈴薯、紅薯，它們是外來物種，中國原生的薯，也稱“藷藇”，也就是今天的“山藥”。
薺，在漢簡寫作“介”，或爲“蕓薹”，即今天所說的油菜，薺子還可做醬，也就是油菜籽。
胡豆，居延有出土實物，形狀與豌豆類似，應指今天的豌豆。
這些蔬菜的種植並非士兵們自行處理，而是有專門的區域，名爲“園”，並有明確的人員分工，有守園、助園、擇韭、鋤蔥的，收穫，自然也不是自行取用，並由官吏駐地管轄，可能是服務於官署的“官園”，也就是說，戍卒是撈不着吃的，類似的情況，也在唐代的敦煌文書中存在，官署有專門的“菜戶”供應菜蔬，士兵就未必撈得到了。
忘了一項重要的副食，就是“鹽”，這個東西作爲戰略物資，漢軍是絕對配發的，而且是按人定量，見：
鄣卒李就鹽三升十二月食三單三鬥三升少十一月庚申自取。 254:24
這裏的鹽三升，正好與《漢書·趙充國傳》中計算的每卒鹽三升相吻合，可見是漢代的定製。
按理說接下來該說“肉”了，但是對於這個話題，其實不同的研究者是有分歧的，因爲簡牘的記載很有意思。
在居延漢簡中，可以看到爲數不少的肉食的交易記錄，有人就認爲地處邊塞，農牧雜處的地區，獲取肉食並不困難，但是，另一部分研究者指出，從數據來看，肉食還是很昂貴的，大概10斤肉相當於600斤糧食，也就是1：60的比例。
問題在於，這些購買記錄往往是“公事”，也就是“公家”行爲，而私人購買的記錄要少得多，且主要爲燧長之類的軍吏購買“下水”，也就是動物內臟，如頭、肝、肺、心臟、胃、舌、腎等等，且一個牛頭就值錢五百，一個牛心就值錢九十。
對此，趙寵亮撰寫了專文《漢簡所見邊地戍所的肉食消費》研究辨析，得出的結論是簡牘所見的肉食消費，主要是牛、羊、雞、魚等，馬肉和狗肉也有少量記載，豬肉則無材料證明，且多爲購買所得，而非自行飼養，最重要的結論是，上述購買肉食，主要用途是“戍所的祭祀之用”和“公務接待過往使者、官員的傳食”，而非“吏卒配給”。
春秋社祭和臘祭爲每年固定舉行的公共祭祀，事後要分割祭肉，這三次祭祀纔是漢代邊疆戍卒的主要肉食來源，而私人購買肉食，只有有俸錢的軍吏才能偶爾享受，所以，在敦煌漢簡中才有這樣的詞句：
……相助爲省艱顧致不可不食耳何敢望肉願敕
由於簡牘不清，不能理解全句，但是“何敢望肉”，這個說法，很明顯否定了漢代戍卒有“配給”肉食的可能性，一年三頓“祭肉”，纔是這些大漢邊防軍僅存可見的“葷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