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被“三兩銀子”困死的清朝，希望對你們能有所幫助。
前些天，有個朋友突然向筆者打聽有啥比較好的投資項目，筆者對這行真不太瞭解，但卻對此事倍感驚訝。要知道，這位朋友此前的生活十分簡樸，出門買水，能買礦泉水就絕不買飲料，而同樣是礦泉水，有1塊錢的就絕不買1塊5的。很難想象，平時連2塊錢一注彩票都不捨得買的“老實人”居然要搞投資，問其原因，答曰：車貸還完了，房貸也還得差不多了，眼下沒啥花大錢的事兒，手裏慢慢有點錢了，爲啥不想法子撈點外快呢?
這種事在當今社會並不算啥稀罕事兒，甚至可以說是再正常不過了，然而在古代，這卻是皇帝們最怕的。
提起清朝，若拋開後半段的屈辱，恐怕人們印象最深的莫過於“康雍乾盛世”了。它被視爲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個盛世，然而鮮爲人知的是，在被包裝出的繁華表象之下，大半個康雍乾盛世實際上被浸泡在觸目驚心的貧窮之中。一如乾隆五十八年(1797年)夏，英王派出的第一個使團來到中國。在英國人眼中，中國仍是那個“遍地黃金”的神話傳說一般的伊甸園，然而，從南到北整整3日的行程裏，使節們卻不禁發出了這樣的感慨：“所見一切，遠不能同雷德里夫或是瓦平相比。”
要知道，後二者不過是泰晤士河畔名不見經傳的小城，然而在使節眼中，即便是鄉村也好過人間地獄——使團中後人後來在日記中寫道：無數房屋和行人從河道兩旁掠過，他們卻沒有看到任何一個豐衣足食的百姓，沒有一幢看上去像模像樣的屋子。更可怕的是，每個人臉上都寫滿了麻木，帶着空洞的目光如行屍一般走來走去。街上熙熙攘攘，使節們感受到的並不是繁華，而是一種難以言狀的詭異與恐懼。
英國使節還在手記中寫下這樣一個小插曲：當他們的船順着運河行經某處城鎮中心時，有路人被圍在河邊看熱鬧的人羣擠下了水。落水者拼命掙扎，令人不寒而慄的是，所有人居然像啥也沒發生一般。眼看落水者奄奄一息，使團提出要靠岸救人時，船伕居然毫不猶豫地拒絕了。“我們當時船速是一小時七英里，這居然就成了他們不肯停船的理由。”
顯而易見的是，此行極大地改變了清朝在西方國家眼中的形象：“就滿清而言，其高壓手段完全馴服了這個民族，並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這個民族的性格。他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爲完全由朝廷的意識形態所左右，幾乎完全處在朝廷的控制之下。”那麼，這個GDP佔當時世界經濟總量近1/3的國家，如何淪落到這份兒上了呢?從《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農民卷》中，我們便可發現端倪。
此書中有如下記載：工業革命前夕，英國一個普通農戶家庭，一日三頓都以牛奶、麪包、奶酪和薰豬肉爲主，尤其是奶酪、薰豬肉等“檔次較高”的事物，數量上還有嚴格限制。有些家庭爲防止吃了上頓沒下頓，他們還特意將一塊豬肉分成好多份，隔天再吃剩下的。而到工業革命後期，這些食物都管夠不說，普通農民也能隔三差五地喝頓啤酒，甚至享受下午茶。
相比之下，中國農民一直以粗糧、青菜爲主，偶爾能吃一頓蛋提升一下伙食水平，除節日或是其他特殊時間，肉類很少出現在餐桌上。這種情況並沒有隨着時間的發展而改善，相反，他們甚至吃得更差了。《農民卷》還列出了這樣一組數據：當時，中國一個普通中等農民家庭一年收入在32兩白銀左右，但花銷卻多出了3兩，爲35兩;同一時期，英國一個普通中等農民家庭的淨收入在35～44兩白銀之間，差距十分鮮明。
不比不知道，對比之下差距如此之大，甚至有些觸目驚心。那麼，領先世界千百年的封建中國，爲啥在世界大變革的前夕，悄然落後西方國家這麼一大截呢?前文提到的那“3兩白銀”的收支差額便是罪魁禍首。
正如文章開頭的題外話所提到的那樣，人在解決了最基本的溫飽問題後，便會不由自主地琢磨着怎麼讓日子過出花兒來。從人類誕生到今天，每每推動社會發展的根本因素是需求，若用一個比較俗的詞來代替，那便是“慾望”。而在社會生產力不斷膨脹的同時，社會體制也要不斷髮展、完善甚至是淘汰，從而同前者匹配。歷史告訴我們，封建制度是落後的產物，被淘汰是難以阻擋的歷史大趨勢。西方國家懂得搞君主立憲，而清朝的皇帝們則絞盡腦汁地挽救皇權，這“3兩白銀”就是其產物。
首先，一個家庭一年掙32兩卻要花35兩，這個數字本身就很微妙。在乾隆年間，一兩白銀能買約100斤糧食，在城市的一般地段，1兩銀子可以買幾平方房子。如此來看，3兩白銀也並不算一筆了不得的錢，按照如今的思路來考慮，一家人做做兼職打打零工，不很容易就扭虧爲盈了嗎?然而，事情遠沒有這麼簡單。
衆所周知，封建中國社會自古以來就把人限制在很小的範圍裏，從形式上來說，朱元璋就曾把大明江山畫作棋盤，設立里長，百姓被限制在方圓一里的土地上。哪天突然要從A村到B村辦點事兒，就必須經過嚴格審批，提前申報哪天幾時出門，合適歸來;若逾期不回或出了其他岔子，當事者連同里長、鄰居甚至都有可能要掉腦袋——封建社會的“封建”二字就殘酷在這兒。
除了對人的活動範圍有限制，百姓更是一早就被劃分了“成分”，士農工商各做各的，誰也別想亂躥道。農民的兒子是農民，商人的兒子也要做商人。即便是明清以來出現了不少耕讀家庭，但一聽說農民的兒子也想考取功名，不少人恐怕都忍不住要取笑。作出這種規定的目的很簡單，就是把古代中國的整個社會給搞成靜態的。大家不妨這樣想：一潭死水擺在那兒，一點威脅也沒有;然而當水流動起來時，它就有能量了;速度足夠快，它可能變成摧毀一切的洪水。
封建制度下的中國社會，基數最大的便是農民。在各個階層相對孤立的情況下，農民是封建統治者們最堤防的羣體。而拴住農民的手段就是給他們製造出這樣一個美好的願景：我勤勤懇懇耕田，說不定哪一天就補上那3兩銀子的赤字，從此奔小康了呢!然而，正如咱們剛剛所說，這3兩銀子的差距可能是永遠也抹不平的：糧食大豐收時，官府價稅多收;哪裏欠收，官府就適時降稅;而鬧饑荒揭不開鍋時，皇帝再高調地撥款派人緩解災情，農民自然會感慨“皇恩浩蕩”。反正無論是怎麼折騰，這“3兩銀子”就一直襬在那兒，鐵打不動。除非碰到荒淫無道的混賬主子或是極爲特殊的歷史時期，這幾乎是每個及格線以上的皇帝都駕輕就熟的馭民之術。
康熙、乾隆這爺孫倆正處於歷史變革風暴的最中心，面對洶涌而來的洪水，兩人選擇了不同的處理方式，但目的卻是相同的。先說康熙，筆者並不否認康熙帝的開明與某些方面的偉大，他對西方科技、數學及文化均有一定了解，他也完全有能力將那會兒的中國引導到一條光明大道上。然而康熙畢竟代表着皇權，更是一名少數民族政權皇帝，在一番取捨下，他毫不猶豫地將西方舶來的先進玩意兒束以高閣，防止漢人觸碰。
乾隆則更變本加厲，在延續爺爺政策的同時，乾隆進一步鎖死了社會流動起來的可能：他給農民更多的耕地去操勞，給皇親和官宦更大的財富，卻禁止他們對皇權打哪怕是一丁點心思。若以“皇帝”這個狹隘的標準來評判，康熙、乾隆無疑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從一個國家的領袖、一方文明的代表來看，他們顯然是有侷限的。同時，從這個角度來看，恐怕“閉關鎖國”並不是對所謂的“天朝上國”的自信，而是害怕外來力量撼動滿清的統治根基。
我們不妨將同一時期東西方發生的一切形象化一番：當一股洪水洶涌奔來，眼看就要衝到下游的一片村落時，西方人毅然放棄了村子，等洪水衝來形成河道後，他們在河畔重新修建了嶄新而繁華的城鎮。而清朝這個村子規模比較大，人丁不少，他們在中游挖了個大水庫，築起銅牆鐵壁;當洪水衝到下游時也變成了涓涓細流。滿清的村子免於搬遷，但村子始終是村子;而滿清統治者們修的這個“水庫”，便是開闢更多的耕田，養活更多的人，以“賬面的盛世”來掩蓋日益尖銳的社會問題。
“飽暖思淫慾”，爲防止某些壞想法出現，清朝皇帝先下手爲強，把“飽暖”控制在一個範圍內。農民始終在3兩白銀的紅線上下奔波操勞，商人、官員恐怕也有各自的桎梏來約束。客觀地說，站在王朝統治者的角度考慮，誰不希望自己子孫後代萬世千秋?做出這樣的舉措，其實也是無可厚非的。只是這區區3兩白銀鎖住了近代中國同世界同步的機會，在歷史大變革的背景下，在西方列強瘋狂奔向終點線的同時，清王朝卻在後邊悠閒踱步。封建統治者的過分約束換來的是整個社會的麻木與低沉，皇帝們自以爲將皇權擺在了溫牀之上，他們卻忽視了極爲致命的一點：並非皇權養活百姓，而是百姓在滋養皇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