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漢元帝的故事，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漢元帝在歷史上給人留下儒君皇帝的形象，主要由於他與父親漢宣帝的一段對話：
歷史記載，宣帝晚年，尚爲太子的劉奭抓住一次陪侍父親的機會，假作隨意地說：“皇上用刑太重，應該多用儒生纔是。”
宣帝聽到這話，臉色一變，怒形於色道：“你懂什麼?我們漢家的制度，本來是雜用王霸之道，以符合時勢。而不是純粹學習周朝，專行德政。而且庸俗的儒生不通時務，喜歡是古非今，使人迷亂於繁雜的義理概念之中，不知道堅守什麼!這樣的人，怎麼能夠委於重任?”
上圖_ 漢宣帝劉詢(前91年—前48年1月10日 )，原名劉病已，字次卿
宣帝認爲，劉奭軟弱猶豫的性格，以及對儒術的過度嗜好，都不是勝任皇帝之位的良好品質。他曾一度嘆息：“亂我家者，太子也!”但因爲不忍辜負故劍情深的許皇后，最終沒有做出換儲的決定。
漢元帝(劉奭)繼位登基，實現了自己“多用儒生”的願望，前後統治了16年。但漢朝沒有因此變得強盛，反而走向了衰落。人們不禁疑問，果真所謂的“雜霸王道而用”，纔是治國良策嗎?推行“純粹”的儒教政策，果真是漢朝走向衰落的罪魁禍首嗎?
其實不然。深入分析，發現漢元帝的儒化政策，所用非人，走了岔路，兼之國家積弊已久，暮氣沉重，多重因素組合，才使得西漢王朝走上了下坡路。
漢元帝乍始登基，就受人左右，迫害死一批最有才幹的儒臣。
宣帝給他指定三名輔政大臣，分別是蕭望之、周堪和史高。前兩者是碩學望儒，後者是血緣外戚。其中蕭望之最有才能，深受宣帝賞識。原來在宣帝末年，蕭望之就有可能出任丞相。但他心氣頗高，輕視老丞相丙吉。宣帝一氣之下，將他貶去給太子教書。他的另一層用意，是讓蕭望之培養與太子的感情，日後輔佐新皇。
元帝繼位，蕭望之果然成爲首輔大臣。以他爲中心，再加上週堪、金敞、劉向、張猛等，組成一個緊密的儒臣政治聯盟，銳意進行改革。然而其中措施，衝擊到宮廷內兩個宦官弘恭和石顯的利益，引起強烈不滿。他們拉攏外戚史高，共同排斥儒臣。
史高是宣帝在民間時的親戚，本來就沒有什麼學識文化。宣帝爲了酬恩，確保史、許兩家外戚的利益，才特別指定他輔佐元帝。蕭望之連丙吉這樣的老官僚都輕視，更加看不起土氣的史高。平時議政，將他當成泥雕木塑式的，沒給插嘴的機會。史高不滿已久，與弘恭、石顯一拍即合。
於是，儒臣聯盟與外戚、宦官聯盟，展開了一場激烈而殘酷的鬥爭。漢元帝這位傾心儒學的皇帝，終究抵擋不住與史高的親情，以及左右宦官的日夜譖毀，倒向了理性相反的一方。幾個回合下來，儒臣聯盟一敗塗地。蕭望之、張猛被逼自殺，周堪驚憂而死，劉向被廢黜禁錮。
父親給他指定的三名輔政大臣，漢元帝一下就搞死兩個。剩下一個史高既沒文化，也沒能力，形同擺設。他的後半生，就由弘恭和石顯兩個宦官擺弄了。
其實，無論儒家政治，抑或法家政治;王道政治，抑或霸道政治，本質上都屬於人治模式。如果政治改革沒有擁有才幹的人來設計執行，最後效果都會大打折扣，甚至導致失敗。很明顯，漢元帝失去最優秀的一批儒學人才。之後他雖然尚儒、崇儒，但質量乃至本質已不可同日而語。
勝利者們深諳元帝的心理。他不是好儒嗎?那麼他們就找聽話的儒生，推薦給他。年近八十的貢禹，官海浮沉，庸碌一生。在接受石顯的保薦後，終於飛黃騰達，躍升相位。然而他受恩於宦官，不得不對他們唯唯諾諾，馬首是瞻。受史高舉薦的匡衡，亦是如此。
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儒生們有了進階官場的穩定通道。自此催生了一大批庸俗、勢利的官迷，他們眼中只有功名權位，沒有理想情懷。與貢禹、匡衡具有相同經歷，被宦官和外戚拔擢提升、深受元帝重用的儒臣，還有韋玄成、薛廣德等。他們身居高位，卻一心只爲稻粱謀，抱着持祿保位的心理，得過且過。類似蕭望之式觸動既得利益者的改革，他們想都不會想。
漢元帝得到這些背後被操控的“名儒”，大喜過望，在他們配合下，推行了一系列以儒學思想爲指導的政策：
第一節財省用，終止宮館臺閣修繕，減少珍禽異獸的豢養，裁減宮廷宿衛。
第二勸農安民，還田於民，鼓勵生產;多次賑災，減徵賦稅;不再設建陵邑擾民。
第三杜絕與民爭利，廢除鹽鐵官營。
第四推行道德教化，簡化刑罰。
第五強化儒學，多次要求地方薦舉通經異才，免除他們的賦役，廢除對博士弟子名額的限制。
第六進行禮制改革，廢除郡國廟，確立京師廟。
第七在外交和軍事上採取保守策略，主動放棄海南島，打壓在西域擅自進行軍事行動的甘延壽和陳湯。
這些措施，成效甚少。原因一，一些雞零狗碎的規定，沒有令國家和人民切實受益。原因二，一些理想化的錯誤政策，沒過多久就被矯改。原因三，漢政府體制腐敗，政令不達，某些政策只是虛張聲勢。
爲了讓元帝加深對他們的依賴，貢禹、匡衡等人還將元帝導向了繁縟、瑣屑、教條的儒學復古主義道路上。西漢中後期，《周官》、《禮記》等大批儒教典籍面世，使得儒教政治化有了明晰的參考典範。然而當時對儒學的信仰，已經達到迷戀乃至迷信的地步。元帝想依葫蘆畫瓢，將書本的內容複製到現實中，實現太平盛世。在一批迂儒的推波助瀾下，儒學復古主義浪潮趁勢興起，一直延續到西漢滅亡。
班固曾經批評元帝“牽制文義”，只瞭解儒學的皮毛和表面，未了解精義。他的一系列措施，也只能滿足自己愛儒、好儒的個人心理，對國家和社會未產生正面影響。在某些方面，元帝很像一個玩心甚重的孩子。儒學，只是他迷戀的一件玩具而已。
在更宏觀層面，皇室宗族和官僚機構的臃腫，民間土地兼併的加重，外戚宦官變本加厲地干政，進一步侵蝕王朝肌體。原來蕭望之的改革，即是對它們對症下藥。隨着他的失敗，挽救成爲了不可能。這些隱患潛疾，附體在徒有其表的儒學復古主義浪潮上，將延續了近兩百年的王朝裹挾向了衰敗之路。
總而言之，不能簡單認爲漢元帝崇尚儒學，才導致西漢由盛轉衰。歷史上有以儒術治國強盛的例子，也有以儒術治國衰弱的例子;有以霸道治國強盛的例子，也有以霸道治國滅亡的例子。所謂的王霸之爭，也從不是涇渭分明、相別霄壤。否則，何以解釋鄙夷德政的漢宣帝，給繼承人安排了兩個碩學望儒作爲輔政大臣?
在人治時代，等而下之的制度和法則，並不是國家必然強盛或衰落的原因。很多時候，偶然性因素髮揮的作用，比想象的要大得多。假如元帝沒有逼死蕭望之和周堪，假如他沒有寵用奸佞的宦官，假如他對儒學不是“牽制文義”、紙上談兵……西漢王朝可能是另一個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