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兩千多年前司馬遷寫下《史記》，我國的正史創作就進入了一個新階段。至清代乾隆年間《明史》定稿，在我國史學界有着無可動搖地位的《二十四史》也基本成爲體系。
然而在這貫穿中華上下五千年的“二十四史”之中，一個享國祚一百九十年的獨立政權卻沒能被好好記下。這個“憋屈”的政權便是西夏，存在於北宋寶元元年(1038)至南宋寶慶三年(1227)。
一、 崛起於西北的少數民族政權
西夏政權，屬於党項這個民族。但党項的歷史並不止於西夏。早在公元三世紀，也就是魏蜀吳正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党項人就在四川西北部建立起了吐谷渾政權。只不過在西南強敵吐蕃的侵犯下，党項不斷北遷，最終進入了今甘肅和陝西二省的部分地區。而我們常說的唐代中後期絲綢之路逐漸脫離李唐王朝的控制，党項就是一個推手。當然，他們是站在奪走李唐對絲綢之路控制權的那一方。
到了北宋太平興國七年(982)，一個漢名爲李繼遷的党項人，以“夏國王”的身份出現在人們面前。遼國首先承認了李繼遷政權的合法性，並賜其封號。隨後北宋也認可了李繼遷的地位，甚至給他賜名爲“趙寶吉”，將他當北宋皇室宗族對待。而西夏政權的真正獨立，是在李元昊自立稱帝時，即北宋寶元元年(1038)。
在極盛時，党項人藉由西夏政權控制了今青海、寧夏和內蒙古的大片土地，南抵黃河，西至敦煌，東、北與契丹、女真等其他少數民族相接。且在其疆域內，肥沃的草原和資源豐富的鹽湖多不勝數。党項人的巔峯，便大抵是如此。
二、 西夏與周邊政權的恩恩怨怨
前面我們提到，党項人曾阻斷了李唐的絲綢之路。而至宋代，已經基本失去經濟意義的陸上絲綢之路，隨着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而逐漸被遺忘。不過在李元昊的經營下，西夏仍舊通過其他途徑與中原政權和其他少數民族政權保持着密切的聯繫。西夏的“朋友圈”，仍然充滿跌宕起伏的故事。
在與北宋和遼國直接接壤的時期，西夏選擇了左右逢源的外交策略。對曾意圖消滅自己的北宋，西夏主戰，但亦採取和平手段。而對更尚武的遼，西夏則主和平手段而輔以必要的軍事手段。
在北宋被滅，尤其是陝西地區直接落入金朝控制中後，因爲與南宋不再直接接壤，雙方不存在太多直接的利益關係，加之金朝防備南宋與西夏聯合，西夏便基本不與南宋展開公開正式交往。而與“武力值”明顯高出自己的金朝，西夏一開始也曾掙扎過。但隨着雙方越來越傾向於穩定的關係，尤其是金世宗主張息事寧人的外交政策，硝煙便逐漸從金、夏間淡去。
不過你以爲西夏的對外也就這樣了?並不是。隨着蒙古不斷南下，西夏和金朝都感受到了來自蒙古的強大威脅。但因爲金曾拒絕出兵幫助西夏抵抗蒙古，因而在蒙古尚未滅夏時，金、夏就先自己鬥了十餘年，“一勝一負，精銳皆盡，而兩國俱弊”。
三、 西夏沒能被好好記載的緣由
其實說了這麼多，党項從三國時就與中原政權有了不少聯繫，因而有大事被記入正史其實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但不正常的就是，元代在編修前代史書，寫了《宋史》、《遼史》和《金史》時，獨獨沒管和這三個政權有密切聯繫，且存在了一百九十年的西夏的歷史。
其實這事還真不該元人來負主要責任。追根究底，西夏沒有史 傳，還是他們自己追求“左右逢源”而惹的禍。
後代爲前代修史，尤其是官方正史，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原因就是意圖藉此強調自己的正統。因爲按照傳統史學觀念，只有名正言順的接替者纔有資格爲前代編修史冊。
而若是帶着這層目的去看西夏，那元代的文人們就有點難動筆了。在以宋爲前代正統的大前提下，西夏與北宋主戰，與南宋缺少官方交流。且自李元昊起，西夏還一個勁地模仿宋代，學了一堆宋代的文化而發展出一堆在元人看來“四不像”的制度來。因而無論是把西夏當做宋的“附屬”，還是宋的“對手”，都不合適。
再加上在滅亡西夏的過程中，蒙古人也吃過不少敗仗，連成吉思汗都死在他們的毒箭下。所以若是老老實實把西夏的歷史記錄下來，就還有點打元代自己的臉的意味。因而在左右爲難的情況下，元代史官們乾脆“眼不見爲淨”，修了《宋史》、《金史》和《遼史》，卻獨獨沒修西夏曆史。只可惜了党項人奮鬥數百年，最後卻連百十書頁都沒能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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