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時期歷來文化包容，尤其唐朝以後不分族別，任用了許多外族文武大臣，尤其武將衆多，在玄宗時期，以張說和李林甫兩個宰相的調整徵兵制度，對安祿山、史思明等邊鎮可以豢養私兵，爲他們的野心爆發埋下很大的根源。
都知道，唐朝對安祿山、史思明和大量史書中的一些人物，歷來有一個專有稱呼爲昭武九姓，具體爲哪九個姓氏其實並不一致，過去以《新唐書》所記，有康、安、曹、石、米、何、火尋、戊地、史稱昭武九姓。其中康安石曹何等感覺有中國姓氏色彩的都好理解，但以火尋來說，就是後來著名的花剌子模，明顯和其他幾個姓氏淵源不一樣，以地名爲姓氏來說，並沒有什麼人叫火尋某某的，唐朝有以花爲姓氏的如杜甫寫詩稱讚過的武將花敬定，與北朝傳說的花木蘭等總體淵源是中原祖先的傳承，和西北塞外火尋或花喇子模毫無關係。還有像《北史》、《隋書》記載烏那曷、穆國、畢國等也屬於昭武九姓，所以，一方面並沒有一個確切說法，另一方面姓氏總體代表的是地方，屬於姓氏演變的早期，中華姓氏早期也有因家族不斷遷徙或家族封地變化，然後再以地名改爲姓氏。
但是，關於西北塞外這九姓的由來很難理解，尤其對“昭武”的解釋。今天國內榮新江、姜伯勤等不少專家學者傾向唐朝這些遷入中原的昭武九姓胡人基本就是所謂粟特人，可見《粟特人在中國》《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上的粟特人》等代表性著作。看起來分析史書的描述是有根據，但仔細想想又很難認同。
昭武這一說法最重要的源頭是《漢書·地理志》。認爲塞外九姓的祖籍是河西張掖郡昭武縣(今天的甘肅臨澤)，河西故地本爲月氏人、烏孫人所居，漢代以後月氏人大多流落西北塞外，慢慢演變融合成了中亞地區的粟特人，他們以經商著名，因此在魏晉南北朝300年間，在絲綢之路上活動的大批從西域前來中原經商貿易的是爲粟特人。看起來有根有據，很有條理和說服力，那麼後來大量生活在中原的粟特人自然就慢慢華化，其中就有了唐朝重要的安祿山、史思明等人。這一說法對解釋身在中原的九姓胡人由來看似已經清楚明白，但對於塞外昭武九姓本身的淵源，事實恐怕沒那麼簡單。
還是以諸多史書爲準，從東漢開始，前來中原的粟特人往往被稱爲粟弋，可見《後漢書西域傳》，也是粟特這一詞最早的記錄。《後漢書》爲南朝劉宋史家范曄所著，史學見識有口皆碑，可以認爲是魏晉到南朝一個主流觀點。
再像與粟特有莫大關係的康國，也是九姓諸國中最大的，在兩漢時期也早有康居這一稱呼，甚至用康居來稱呼颯秣建(今烏茲別克斯坦的撒馬爾罕)一帶，到隋唐之際依然存在。而關於粟特人，其實很難被認爲是一個民族或者族羣統稱，更像是籠統指代某一個地區的好幾個民族，他們在南北朝時也往往有專門的稱呼——窣利，這一稱呼也在隋唐時期玄奘法師西遊的時候還存在。如單獨的粟特，在《周書》中稱“在蔥嶺之西，蓋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治於大澤，在康居西北。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方物。”甚至可以想見地方不大，粟特並非指代周圍一系列地方和部族的統稱。
正因其實粟特人早在漢魏時期已經出現，就塞外的傳統情況來說，當時如月氏人就是月氏人，前來中華的往往就有“支”作爲漢姓，可以認爲月氏的氏被讀作“支”來解釋。可是，像颯秣健(撒馬兒罕)爲什麼會叫康?蒲華(今烏茲別克斯坦的布哈拉)爲什麼叫安?赭時(今烏茲別克斯坦的塔什干)爲什麼叫石?其實很多地方的淵源都解釋不清。何況至少康安米等等，不屬於中華傳統姓氏，而是模仿或我們認爲翻譯出來的漢姓。
若從讀音演變來看，勉強可以說赭時可能源自西漢李廣利遠征大宛時的“貳師”城，後來是有名的柘枝城(塔什干)，因爲流傳到中華有非常出名的柘枝樂舞和胡旋舞。讀音與“石”這一稱呼還算有些關聯，其它的就很難說清了。像五代時出賣燕雲十六州的石敬瑭，就是西北塞外石國後裔，但他們一家來中原，卻另外投身沙陀族，而沙陀族是鐵勒族薛延陀部落的後裔，由於他們被滅後，輾轉到沙漠地帶邊緣，改稱沙陀。
事實上，不止柘枝舞的故鄉石國以歌舞著名。唐朝有許多音樂人才都是西北塞外昭武九姓，好比著名詞牌何滿子本尊，據說是滄州的教坊歌人，但獲罪，臨行前想以歌舞贖罪，唐玄宗以她的歌舞才華赦免，但從此打入深宮。後來元稹、張祜都以何滿子的故事寫詩，尤其張祜《宮詞》“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成爲傳頌千古名作。通過這首詩前兩句，已經說明何滿子的故鄉是遙遠的塞外，輾轉流落中原。
尤其唐代琵琶高手基本以西域爲多，從太宗到德宗時期，曹妙達、曹善才、曹保、曹剛等，還有康崑崙，全是來自昭武九姓曹國和康國的音樂人才，他們在許多唐詩中都留下過印記。直到今天，絲綢之路上中亞地區依然是歌舞勝地，足以印證歷史的淵源。
從以上可見，今天認爲這些塞外昭武九姓的不同特色、不同淵源的人，只用一個粟特人的淵源解釋，不過爲了是把複雜的族別出身問題進行簡化，並沒有實際的說服力。假如認爲這一大批人的祖上都是來自一個粟特，那麼隋唐時期的史書上只需要用粟弋、粟特或者窣利等幾個不同稱呼這些人來歷就可以了，爲什麼還要冠以“昭武九姓”的頭銜?去刻意標榜這許多人的華化或漢化?
事實上這個昭武的來歷也很令人費解，問題不在於史書上解釋中國境內昭武縣的由來，從漢代設立昭武，就是爲了彰顯漢武帝開疆拓土收復河西的功績，命名“昭武”原本非常貼切，但西北塞外的九姓貼上這個“昭武”的名號似乎另有由來。
以筆者所見，從許序雅等先生的研究中引用海外學術界觀點，其實很早就有人指出，昭武一詞很可能也是外族語言的翻譯，因爲中國史書認爲昭武是一個王姓，也就是說，他們很早的確是來自一個王國，這個王國和粟弋也好窣利也罷，並沒多大關係，而是嚈噠人所立，所謂的昭武王姓是根據他們各自統領的城邦，後來貼上一個王族標籤，來華的大批昭武九姓人羣之所以這麼做，真正意義就是爲了擡高他們的歷史出身，這與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原的門閥習氣很相似，正說明歷史的發生不是無緣無故的，每一階段的一些現象背後都有特定的含義。
根據日本學者在20世紀90年代的研究，昭武一詞很可能就是當地王姓的構成詞，恰恰這主要存在於嚈噠人中。北魏太武帝期間，嚈噠人正在中亞地區打破過去以康居爲主的大國稱霸局面，然後分別有悉萬斤和粟特兩個表述，可見《魏書·孝文帝紀》。其中悉萬斤就是分解以後的康國，其他地方也都分立城邦，粟特當時也算其中之一，這就是之前提到《周書》單獨有《粟特傳》，正說明粟特人是當地部族之一，並非一衆部族的統稱。
隋唐以後，如果仔細看昭武九姓的那些人，尤其是中原的九姓，與南北朝粟特人善於經商的特點(這是榮新江等專家非常看重的特色，只能說對粟特是事實，但不代表整個九姓人羣)其實有不少的差別，也能說明粟特和昭武諸胡並非是一個民族。唐朝的昭武九姓往往不以商業著稱，就拿安祿山來說，只是少年時生活在邊疆地區爲了謀生當過經商買賣的牙人(相當於中介經紀，不是安祿山本人做商人)，絲綢之路上的傳統與這些人似乎絕緣了。
實際大多九姓之人在中原都成爲好武尚勇之徒，或者歌舞人才、醫學人士(唐宋時代背景的小說經常出現身份模糊的胡醫往往指從西域來)，甚至是雜技幻術師，只有民間可能纔有較多從事經商的塞外胡人，這是一種含糊其辭的說法，也很難認爲他們是來自同一個地區的同一個民族。
總之，昭武九姓在歷史上並非是確定的九個邦國和九個姓氏。他們的演變歷程，可能是中亞本地的粟特人和外來的月氏人、嚈噠人等互相融合而來，甚至是以嚈噠人爲主。昭武九姓算是一個泛稱，嚴格地說，若看《新唐書·西域傳》《冊府元龜》一類史書中，前來長安、洛陽入貢的九姓官方使臣、國王、王子中，甚至還幾乎沒有姓康安何曹石米這樣屬於真正“九姓”的人，實實在在體現了塞外諸部和昭武九姓關係的複雜性，而德國學者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發現了這個問題。
像石曹安何穆史諸國，在隋煬帝開拓西域期間就相繼來入貢，唐高祖李淵登基以後，他們繼續前來中原，尤其九姓中實力最強的康國於武德七年入朝。之前，康國實際一直與突厥聯繫密切，有和親，史書特別記錄康國遣使，算是看到唐朝已經慢慢在塞外有了影響力。
尤其李世民建立天可汗的聲望以後，直到唐玄宗天寶末，前後一百多年裏，九姓入貢留下記載的、官方史書多達130多次，幾乎年年不斷。尤其中亞的九姓諸國在大食入侵後，不管從習俗壓迫(如信仰改變)還是賦稅剝削都是當地民衆難以忍受的，爲了擺脫困境，不斷求助唐朝主持公道。
696年(萬歲通天元年)，武則天封康國大首領篤娑鉢提爲康國王。712年，大食破其城國，國王烏勒伽投降，但之後於719年(開元七年)還上表唐朝求助反抗大食。744年(天寶三載)唐封其子康國王咄曷爲欽化王，從太宗高宗年間康國遭大食攻打起，由於九姓之地太遠、邊疆駐軍有限(安西四鎮名義上軍鎮駐紮到了碎葉，但官軍實際一直在安西，這從張孝嵩、高仙芝等經營西北就能看出)，對中亞地區的各部從來就沒有要遠征的意思。
米國治弭秣賀城(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東片治肯特)，與康國毗鄰，兩邊關係密切。654年(唐高宗永徽五年)爲大食所破。658年(顯慶三年)還接受唐朝以其地爲南謐州，授其君昭武開拙爲刺史。718年(開元六年)還遣使來唐，米王迪瓦什蒂奇於722年被大食人所俘，隨即被殺。731年，康王烏勒伽請唐朝封其子默啜爲米國王，744年，唐朝賜米王爲恭順王。760年以後，片治肯特就被廢棄。
曹國西曹治瑟底痕城(今撒馬爾罕西北伊什特汗)，也與康國關係密切。731年(開元十九年 )唐封康國王烏勒伽之子咄喝爲曹國王。天寶三載賜曹王爲懷德王。中曹治迦底真城(在今撒馬爾罕西北之凱佈德)。東曹爲布恩吉卡特，一說在今烏勒提尤別，一說在烏勒提尤別西南之沙赫里斯坦。722、740年曾屈服於大食，但沒多久745年就上表唐朝請求內附，直到752年(天寶十一載)仍遣使上表唐朝請求出擊黑衣大食。這一次遣使是東曹繼武德年間入貢以來，時隔百餘年再次遣使長安，足以想見他們對懇求唐朝出兵多麼急切。之後天寶十三載，東曹國王再次聯合安國副王和諸國聯合上表請求與唐朝共同討伐大食，這是整個唐朝規模最大的一次外邦蕃臣聯名上表，但唐朝仍然只是安撫和勸慰。
何國在屈霜你迦(今撒馬爾罕西面)。唐高宗永徽時以其地爲貴霜州，任命君主爲刺史。
安國(在今烏茲別克斯坦名城布哈拉)，唐高宗顯慶時爲安息州，任安王爲刺史。其王別頓之遺孀可敦在7世紀下半葉曾多次領兵抗擊大食，其子安王篤薩波提一度被篡位，709和710年，由大食重立篤薩波提爲王。但719年(開元七年)篤薩波提還是向唐朝上表乞師以抗大食，後被大食人所殺，其子屈底波也曾遣使來唐，751年也爲大食人所殺。
石國在658年(顯慶三年)由唐朝設立瞰羯城爲大宛都督府。713、714年遭大食侵入。開元初封其君莫賀咄吐屯爲石王。721年(開元九年)伊捺吐屯屈勒嗣立，請求唐朝討伐大食。739年(開元二十七年)莫賀咄吐屯相助唐朝擒突騎施可汗吐火仙，受封順義王。740年，大食埃米爾納斯爾再次入侵。753年唐朝封石國王子那俱車鼻施爲懷化王，之後就是著名的怛羅斯一戰。但是，石國至762年(寶應元年)尚遣使朝貢唐朝。另外，火尋也曾在751年遣使請擊大食。
以上可見昭武九姓諸部對唐朝依附的淵源，如回溯隋朝之際，這些九姓大多還受突厥統治，唐朝打敗突厥迫使臣服後，由於駐軍不切實際，就以突厥和康國爲主要首領互相羈縻，然後隸屬於唐朝設立的安西都護府。
由於突厥諸部一直反覆，爲了安定民衆，唐朝在平定他們的同時就把不少征戰時的俘虜或希望離開是非之地的民衆遷入內地安置。結果，原本頗有傳統的“移民”策略，在國際外部形勢和唐朝內部問題上統統留下了安全隱患。
高宗調露元年(679年)十月，塞外單于大都護府管內突厥降戶反叛，北方大亂。爲防突厥脅迫勾結靈州境內九姓，在靈州境內置魯、麗、塞、含、依、契六個羈縻州(史稱“六胡州”)，授予九姓各部族首領相應官職。中宗神龍三年(707年)，在靈州轄境置蘭池都督府(治今內蒙古鄂托克前旗境內)，分置六胡州爲縣。到開元九年(721年)，六胡州居民因“苦於賦役”，以康待賓爲首，康、安、何、石等衆多九姓聚衆起事，攻陷六胡州。但時間不長，康待賓很快被俘，送京斬殺。次年，康氏家族的康願子重新起事，唐朝再次平定之後，復置魯州、麗州、契州、塞州。同年，強制遷徙六胡州民衆五萬餘口於中原腹地，“始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
開元十八年(730年)，又將遷到中原的一些人回遷靈州舊地，復置匡、長二州。可以看出，唐朝前期九姓胡人內遷的數量至少在5-8萬人，這絕非一個小數目。在六胡州一事後，第二波九姓部族引發的就是天寶末年劃時代的安史大變。
不僅如此，從貞觀年間開始，在六胡州中間還安插了另一個後來產生重要影響的羣體——党項，隨着安史平定，驅散各地昭武諸胡，党項便藉助擁戴李唐王朝而佔據靈州、夏州之地，成爲後來顯赫一時的西夏崛起資本，党項拓跋家族受到冊封，也就是此後李思恭、李彝興、李繼遷、李德明和李元昊這一家人姓李的原因。
對於唐朝來說，六胡州位於靈州和夏州之間，說大不大，說小不小，這些從西北塞外遷入中原邊地的昭武九姓並非一朝一夕，照理也並非一定會是禍患。但是，歷史又確實是在某個時候種下了因，方纔在另一個時候結出果。
若從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看，在南北朝時期，姑臧等地也早有昭武九姓生活的移民聚落。在唐代，從碎葉一路往東，蒲昌海(今新疆羅布泊)、西州、伊州、燉煌(今甘肅敦煌縣城西)、肅州(今甘肅酒泉)、涼州(今甘肅武威)、長安、藍田、洛陽等地其實沿途各個較大州府都有昭武九姓的聚落。據敦煌寫卷《光啓元年沙州、伊州殘地誌》，唐代在今羅布泊地區有康國大首領康豔典建立的五六座移民大城鎮;敦煌郡敦煌縣從化鄉住着昭武九姓胡三百餘戶，人口當有一千多人。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唐末五代的佔據沙州、瓜州的歸義軍首領曹氏家族，名義上宣稱是內地亳州曹操家族後裔，事實上正是昭武曹國後裔。
客觀來說，顯然安史並非是依靠這些散居各地的九姓族人釀成反抗唐朝的資本，但在某種意義上，安祿山的軍隊在約束管理上依賴部族色彩也確實很重，例如他也有發揮西域祆教的巫術色彩。絕不能等閒視之。
從怛羅斯之戰到安史之亂是一次連鎖反應，也就是國際形勢和內部問題相繼發生，跟着回紇與內部藩鎮完全將李唐的盛世之夢擊得粉碎，儘管不久之前，上上下下還沉浸在唐朝繁榮開發，對外來文化非常熱衷與包容的心態中，這一大轉折貌似顯得很有一些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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