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抽象的實現自我的理論講，我們幾乎沒有理由譴責這位青年，因爲一個青年人，心中懷抱着對榮譽和幸福的嚮往，是不能簡單地斥之爲無恥的。難道底層青年人都應該永遠安守他那屈辱而貧困的地位麼?
問題在於，那個社會爲青年擺好了什麼樣的路?馬二先生成了國家發言人，向他講了，必須走科舉之路，否則哪個給你官做?在官本位的社會，沒有官位就沒有社會地位和能產生實惠的榮譽。不是馬二誘惑、欺騙了青年，而是那個社會原本是那麼回事。馬二隻不過以半生辛酸爲代價認識了這個“規律”，並向匡二陳述了這個日常事實罷了。說匡二是被馬二教壞的，是個冤案。
那條路是制度性的，此外還有那空氣一般的習俗、社會心理呢。這些東西顯然比馬二說得更加低下、赤裸而現實。匡大作爲小本經紀人的周遭經歷，事實上每分鐘都在提醒不像他那麼糊塗的弟弟：人不能這樣生，路不能這麼行!要跳出平民的窪地，要出人頭地，這種願望既是擠出來的，也是順理成章的，因爲他精神頭足，勤敏聰慧，可以不像豬一樣老死槽前。簡言之，他要跳槽從理論上講是無可厚非的。關鍵是他能跳到哪裏去，又是怎樣去跳的?前者是個環境的規定性問題，在《外史》來說屬於“風俗喜劇”場景;後者就是他本人的道德主體性的方向和性質的問題，在小說中屬於性格悲喜劇的領地。
能跳到哪裏去呢?官方社會擺出來的是科舉道路，“黑社會”是潘三的世界，居其中間的地帶便是“斗方詩人”的沙龍，這些就是這位懷着村鎮少年的單純與機敏，要到“大世界”打天下所面臨的三塊佈景不同的舞臺，我們不能不驚佩作者的現實主義的寫實手法的高明!
走科舉之路，需要先吃飽飯。潘三給錢，匡超人就代作槍手去了。科舉勝利的榮譽是吝嗇的，來得又太慢。人這種動物似乎每天需要得到鼓勵和滿足，纔有精神進行下一天的角逐。現放着成名的機會而不去摘取，這是不合匡二這種“生狼”的情理的，所以他連夜剪貼文章去參加詩會，居然不比那些老手差，至少沒有“且夫” “嘗謂”那樣的硬傷。於是，匡超人變成了“名士”。而且是“兩棲”的，除了當名士外，他投入了選評八股文的工作。這樣，他不但在“大世界”站住了腳，還佔據了一個有利的地形，進可以攻，退可以守，進退有據。
匡超人，他在《外史》中是個當代英雄。他比那些假名士務實而有能力，他比那些八股迷靈活而能應變，他在運用社會給他的經驗去選擇自己的活法。他隨時準備鑽入上層社會。這個當代英雄的誕生確鑿地說明了傳統教化的破產。
他的蛻變最能說明那個社會的發展趨向： 哪個還管什麼道德文章?招搖撞騙且圖一時快活而已。如果說作者那段有名的論五河縣風俗的妙文是描述了普泛的社會風氣，那匡超人的人生選擇則深入地揭示了那種風氣下人性的變形。人是脆弱的。
作者對匡超人的批判，當然還是一如既往的秉持着公心，這公心的大部分內容只能是他認可的傳統道德。
匡超人其罪之尤者是忘恩負義。潘三猶如伏脫冷，是一個活地獄，但他對匡二的關懷卻有幾分俠氣。匡二見潘三落網，反用效忠朝廷的大道理拒絕會一會潘三。作者覺得在這一點上匡二比潘三更令人唾棄，潘三惡劣，匡二卑鄙。天底下有不同的道理供匡二隨心所欲地引以爲據，他停妻再娶時引用：“戲文上說的蔡狀元招贅牛相府，傳爲佳話，這又何妨!”“意義即用法”，維特根斯坦這句名言，在中國的“巧人”身上屢驗不爽。魯迅將這類巧人稱爲“流氓”：隨時撿起一種道理駁詰對方、證明自己，不講道義，中間也無任何變化的軌跡可循。當然，匡二這種人永遠不知道真理和道義是什麼，他爲了一點虛榮，還要貶低曾對他恩重如山的馬二先生，藉以擡高自己，胡吹“五省讀書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是書案上，香火蠟燭，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這可真是一個連國語都沒掌握的大儒，“先儒”反而是準確的了，因爲這種人作爲一種道德實體，他雖生猶死了，不用別人難以容忍了。
尤讓人啼笑皆非，也算個古典式的荒誕罷：當匡超人道德淪喪成爲宵小無賴時，溫州學政“把他題了優行，貢入太學”。管監察的給事中李本瑛，不但不糾察、懲處這個混入來的壞人，卻極爲賞識這個油頭粉面的騙子，替他“料理”考取教習，還招他爲外甥女婿。這遲到的榮譽，豈止是構成了諷刺，分明是判處了那種制度的死刑：當匡二作爲“大柳莊孝子”，服侍久病的父親，孝養母親，敬事兄嫂，親睦鄰里，表現出“孺慕之誠”(臥評)時，他只能是個賣豆腐的細民;當他全面蛻變後，卻擁有了榮譽和幸福! 這是一個多麼強烈的諷刺!
免責聲明：以上內容源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創版權請告知，我們將盡快刪除相關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