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史》一書，“其至精之義，尤在辨別德器”(劉鹹炘《小說裁論》)。作者從不像他抨擊的勢利之徒那樣以身份標價格、分高下，而始終是以人品定賢否的，而且由於他對上流社會失望，又特別注重用賤行中的君子風來側擊、反諷那些“君子”隊伍中的賤行，於是有了身爲戲子，而品德卻是上上人物的鮑文卿。
常言道：大塊一戲場，古今一戲局。身爲戲子的鮑文卿該如魚得水、當行擅場了，可他偏偏是個呆子! 他當年的同行、演老生的錢麻子經二十年移風易俗，如今那衣飾、氣派儼然翰林、科、道老爺，而且錢麻子自稱，眼角里根本不看那些“學裏酸子”。志在“鑿破渾沌”的張文虎於此處評點道：“今世讀書人無異書生戲子” (天一評)，看來至少從吳敬梓到張文虎時期讀書人如戲子者正復不少。人們都在如戲場之大塊中追求着易位效果，充分表演，以期“各得其所”。鮑文卿即爲戲局一角色，自然也得登臺演出，但他不是用流行道具，而是用真誠來進入角色，並無怨無悔地演到自己謝幕時。沒有那追求易位體驗的浪漫、熱情，在人都不安其位時，他偏偏守份到底，從一而終，其迂腐簡直是不可救藥，太“傻冒”了。
他最符合作者心意之處也正在這裏，作者偏偏要樹立這一形象以呼喚“傻子精神”。“傻子精神”是任何靠道德治天下，重信仰和觀念而輕利慾的學派或個人都提倡、推重的。吳敬梓在公心諷世的同時，志在築構一條道德長堤，以阻遏那瀰漫於全社會的“五河縣式”的勢利風習，罵貪揚廉、斥邪樹正、擊妄擁誠，原爲一體兩面，作者也是雙管齊下的。這誠、正、廉與那貪、邪、妄相比，便是市儈眼中的呆子標本了。《外史》中，鮑文卿、虞育德都是呆功稱絕的典範。
鮑文卿最大的呆氣是不貪，這也是他的立身之本。碰着嘴脣的不吃，到手邊的不拿，堅守着“須是骨頭裏掙得出來的錢才做得肉”這樣一個極樸素又高級也艱難的信念。那兩個口口聲聲叫“鮑太爺”，極盡奉承之能事的書辦懇求他在向鼎面前說個情，只要答應去說就“先兌五百兩銀子”，卻熱臉貼在涼屁股上，被鮑文卿一番“公門裏好修行”的宏論說的“毛骨悚然、一場沒趣。”其實何嘗不讓所有“公門裏損陰”的人毛骨悚然?只是有些人早已刀槍不入了。崔按察司讓他去向鼎處領取按慣例存放的“正當”的款項，本該是授受兩歡喜的事，鮑文卿卻堅拒不收，而且那理由也蠻新鮮，硬說那銀子是朝廷給老爺的俸銀，而自己是賤人，用了朝廷的銀子非折殺不可。若是嚴貢生在旁，肯定會急出眼珠子來，換上權勿用則自有一番“你的就是我的”的高論。向鼎起初對鮑文卿是完全把他當成上司的人，又有恩於己，他給鮑文卿五百兩銀子只是爲了了帳，那時還談不上“平等”的友情。是鮑文卿的呆氣感動了向鼎，遂有了以後一段情緣。鮑文卿公心之呆氣，反而變成了情感、利益投資，這對鮑文卿來說是額外收穫，他是施恩不望報的，何況，對知縣老爺、朝廷命官，他連“施”這個概念也沒有，他爲向鼎在按察司面前說情，也只是敬重斯文、憐惜名士之意。
無慾則潔，不貪則誠，潔誠至，則其人正矣。所以，鮑文卿雖爲向鼎之“幫閒”，卻無篾片之慣態與劣跡。他對向鼎是自幼仰慕、親炙爲樂，絕不是爲了揩油。《外史》中那些可恥、可笑的人物，總因有一慾念，或貪財慕利、或幹求名位，現出種種醜態，而鮑文卿“安貧守分”，毫無邪欲，不求份外“洋財”，更無其他虛榮心，於是，在作者和向鼎眼裏，便成了“傻子精神”的表率，用他們的原話來說就是君子之風。
如果說鮑文卿對向鼎的態度還暗中有個“朝廷的規矩”在爲綱支目，那他對倪霜峯老人的態度，誠如“天一評”所云：“文卿不可及。” 陌路相逢，真心相待，商量修補樂器的過程，事雖極瑣碎，卻很動人。鮑文卿絕無居高臨下的僱傭觀念，更無刻薄心理，是“仁者愛人”古訓的最佳例釋。酒樓上二人的晤談，即可視爲“讀死書”之斯文人的祭文，又是鮑文卿慈心熱腸的別傳。他對倪老爹是真正的仁至義盡，料理完倪老爹的後事，“自己去一連哭了幾場”，一如向鼎哭“老友文卿”! 真有人類皆弟兄之博愛情味。鮑文卿對上不諂、對下不欺，待人至誠，性情醇厚，堪稱君子，當得起“義民”。
向鼎給老友文卿題寫銘旌時，只是展示着向鼎不俗的情懷，並未說明鮑文卿什麼。而當季守備以與梨園同席爲非、臉上不覺有些怪物相時，向鼎講的那一番話卻是真可以當作鮑文卿的“墓誌銘”的：“而今的人，可謂江河日下。這些中進士、做翰林的，和他說到傳道窮經，他便說迂而無當;和他說到通今博古，他便說雜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 不如我這鮑朋友，他雖生意是賤業，倒頗頗多君子之行。”鮑文卿剛返南京看見錢麻子那樣的屁精戲子與儒生衣着、座次等外觀上的倒錯時，他好不受用，以爲戲子“越位”犯規，其實他的君子之行與那些中了進士的構成另一種顛倒關係：“名儒而實戲也” “名戲而實儒也”(臥評)。“義民”鮑文卿也佐證了杜少卿的判斷：那學裏的秀才未必好於奴才! 把教養裏的詞藻當了真的，不是那些腐儒、陋儒、小人儒，以及一些名儒，而是鮑文卿這樣的戲子。這極爲深邃的諷刺，不是筆墨書寫出來的，而是由那個充滿“倒掛”、“錯位”的世界本身的荒謬性構成的。
鮑文卿的“君子之行”、“平生的好處”，簡而言之，即“安位守分”、“仁者愛人”。他以古道熱腸待人的仁厚精神是感人至深的，他那潔正不貪的做人原則也是鍼砭那無恥之徒的藥石。但這個形象絕對沒有作者期待的那種醒世之晨鐘的作用。道德治天下，關鍵在於自律，那個“無智、無聊、無恥”的“三無世界”的活寶們已無自律之本基，就是神州大地處處都有鮑文卿又有何補益! 全社會的頹風已無情宣告：儒家道德治天下的傳統是失效了。可是作者還在鼓吹守分思想，並嚮往用古禮古樂爲“末世之一救”，這就顯然是一種真正的呆氣了。人們學習“謙謙君子，卑以自牧”的鮑文卿不是既便宜了醜類，又方便了昏庸的“牧人”麼?作者肯定、表彰鮑文卿恭謹地遵守禮法，從不越奴隸之位的意圖，再清楚不過地披露着他那世家公子的遺風，對“朝廷體統”的維護。在全書中，作者一直把“守分”與否，作爲劃分“賤行”中君子與小人的一條標準。這些都證明着作者儘管已經有了進步的世界觀，但還是束身於名教之內。鮑文卿對朝廷體統，吳敬梓對守分觀念，都犯的是杜少卿那個“毛病”： “但凡說是見過他家太老爺的，就是一條狗也是敬重的。”
我們幾乎可以說：鮑文卿是《外史》的一個“全息現象”——從中可以同時看出《外史》爲人性立法的優點與缺失。他知人之哲，拒利之潔，是不亞於“名儒”的，而太“卑以自牧” 則真是迂守“戲局”規矩的呆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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