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蘇轍兄弟是四川宋代文人士大夫最傑出的代表，兩兄弟與其父蘇洵在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中佔了三席。可蘇軾、蘇轍兄弟不僅僅因爲傑出的文學成就名垂青史，由他們開創的“蜀學”，與程頤、程顥兄弟的“洛學”，以及王安石的“新學”在整個宋代儒家學說形成“三足鼎立”。到南宋時期的繼承者張栻、魏了翁，繼續與朱熹的理學、陸九淵的心學並列。
那麼，以文學見長的蘇軾、蘇轍兄弟的蜀學內容究竟有什麼內容?他們在儒家經典方面究竟有什麼獨到的觀點?由於絕大多數人們都只關注蘇軾、蘇轍的文學成就，顯然在學術創造方面長期被忽視，值得被重新梳理一番。接下來小編就帶來歷史真相，一起看看吧!
一、蘇軾、蘇轍兄弟爲宋代儒學代表之一
從蘇洵開始，蘇家父子三人早年一直在四川眉州家鄉讀書多年。蘇洵年輕時科舉多次不順利，除了短暫遊歷，基本都在家教育蘇軾和蘇轍。
人到中年，兒子也基本成人，蘇洵帶蘇軾、蘇轍到汴京遊學，拜會了文壇名宿歐陽修。對蘇洵的《衡論》、《權書》、《幾策》等文，認爲可與賈誼、劉向相媲美，向朝廷推薦蘇洵，經歐陽修的助推，蘇洵的名氣就傳播開。
仁宗嘉祐二年(1057)，蘇軾、蘇轍應試及第，名動開封。十年後，蘇洵編寫《易傳》過程中病重去世，囑咐蘇軾繼續完成。因此，蘇軾、蘇轍是宋代蜀學的開創者。
不過，要說蘇軾、蘇轍以博大的胸懷與傑出的學識憑空創造一種儒家學說體系，也是不科學的。他們的家鄉巴蜀地區相對中原雖然較偏僻，但學術根基卻十分深厚。從漢代文翁、嚴君平兩大教育名家以來，巴蜀之地涌現的文士大多有創新精神，有揚雄這樣的學術大家，有陳壽、常璩這樣的史學名家，也有譙周這樣純正的經學家。
以儒學名士班固的《漢書》所記，“蜀地弟子在京師求學者之衆，可與齊魯相侔，”之後，常璩在《華陽國志》最早提出“蜀學”概念，他將巴蜀的文教事業與儒學傳播聯繫在一起。
到唐代以後，多元文化兼容幷蓄，互相成就，正是推動巴蜀文化走向繁榮的重要標誌。儒釋道三家都在巴蜀取得深厚的文化積澱，名家學說綿延不斷。唐代衆多優秀的文人士大夫，隨大批北方世家大族涌入巴蜀，爲當地思想的蓬勃壯大奠定了文化基因。五代十國的前蜀後蜀階段，大量精英文士匯聚巴蜀，與南唐成爲當時全國文化最繁榮的地區，儒學極爲興盛。
孟氏後蜀將《周易》、《詩經》、《尚書》、《春秋》、《周禮》、《禮記》刻於文廟石壁，田況守蜀時又補刻《儀禮》、《公羊傳》和《穀梁傳》，儒家經典《九經》完備，也標誌巴蜀儒學的根基強大。比蘇軾年長十歲的老鄉呂陶(今眉山市彭山縣人)在《經史閣記》總結說：“蜀學之盛冠天下而垂無窮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高公之禮殿，三曰石壁之《九經》。”
稍微瞭解宋代文學發展脈絡都知道，北宋初期崇尚南唐餘音，文章以駢儷爲時尚，詩詞以西昆體流行。反對這種萎靡風格的正是一批文人士大夫，希望以儒家經學理念爲依歸，推崇言之有物，文以載道的標準。從王禹偁、石介、尹洙、范仲淹、梅堯臣、歐陽修、蘇舜欽等人的作品和觀點，逐步扭轉宋代文化的潮流趨勢。
如范仲淹和歐陽修，作爲兩個奠定宋代文化基礎風格的大人物，范仲淹爲一代名臣，在地方、朝廷、邊關都有很好的成績，是儒家出世理念的踐行者。崇尚教育，推崇經典，但范仲淹傾向於“事功”一派，在南宋以後有虞允文、陳亮等人相呼應，他們都有深厚的儒學根基，但又與純粹研習典籍的士大夫不同。
范仲淹發掘的胡瑗、李覯等人是北宋著名教育家，他重視“師道”，提倡“宗經”，以儒家經典培養能通達“六經”、悉經邦治國之術的人才。也注意兼授諸算學、醫藥、軍事等基本技能，培養實用人才。范仲淹相比後來王安石能開創經學方面一家之言來說，更傾向於務實的才幹。
而歐陽修生平在政務方面的才幹不算明顯，在文學、史學和經學三大領域則都有不俗的成就。只不過歐陽修的儒家經學方面，與他的史學、文學特點一樣喜歡標新立異，表達不俗見解。作爲一代大家，有些方面是可取的，有些方面就有點刻意，正如歐陽修主持寫史，主要貫穿了他的儒家理念，不管在《新唐書》還是《新五代史》，對一些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批評都體現他的儒學宗旨。
尤其歐陽修的爲人廣受稱讚，對有才華的同僚、後學都大力推舉，像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曾鞏、張載、程顥、呂大鈞、包拯、韓琦、文彥博、司馬光等等各方面的才俊，幾乎都得到過歐陽修的激賞與推薦。
可以看出，北宋文化到歐陽修開始，總體而言不是“守常”，而試圖“圖新”，以歐陽修爲風向標，這一創新思想深深影響了王安石和蘇軾。
三蘇父子正以融通三教、兼採諸子的特色創立宋代蜀學。好比蘇軾贈蘇轍的祝壽詩《子由生日》中寫:“君少與我師皇墳，旁資老聃釋迦文。”經常被拿來舉例說明蘇軾的學術淵源以儒爲宗、兼融釋道。
蘇軾、蘇轍在宋神宗時聲名最大，但這一階段兩兄弟在朝廷的實際地位並不大高。到宋哲宗元佑時期(1086—1093)，朝野形成三個學術思想與政務見解相聯繫的派別，即以蘇軾、呂陶、上官均爲主的蜀派，以程頤、朱光庭、買易爲主的洛派，以劉摯、樑燾、王巖叟爲主的朔派。他們相互進行政治鬥爭，而蜀洛之爭最爲激烈。
南宋之初總結北宋滅亡的歷史教訓，清除蔡京黨羽，恢復元佑時期的學術風氣，對蜀派和洛派在過去朝廷方面的見解一概不追究，單單推崇他們各自在儒家學問方面的貢獻，故“蜀學”與“洛學”成爲宋代學術的標誌。紹興六年(1136)，朝廷開始禁黜程學，被視爲“僞學”，而蘇軾、蘇轍兄弟的蜀學從北宋到南宋前期基本都居於尊崇地位，直到南宋後期朱熹繼承程頤的理學才佔上風。蜀中學者李石《蘇文忠集御敘跋》雲：“臣竊聞之，王安石以新說行，學者尚同，如聖門一貫之說，僭也。先正文忠公蘇軾首闢其說，是爲元佑學人謂蜀學雲。”
概括來說，蘇軾、蘇轍在學術上以儒家經學爲根本，雜於佛道、縱橫之學，他們不同於傳統儒者，既是王安石新學的反對者，又是洛派理學的否定者，在宋代學術中保持獨立自由的品格與巴蜀地方的學術特色。
以蘇軾、蘇轍爲宗派領袖，以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等衆多蘇門弟子爲成員，既經歷從神宗到北宋末年大大小小的朝野紛爭。同時，他們強大的文學創作影響力，基本代表了北宋中後期文壇的最高成就，即使蜀學因一定朝廷力量受到衝擊，但其依附在文學思想之後進行傳播，依然成爲蜀學影響大量文人士大夫的一種方式。
講述蘇軾生平的連環畫
二、蘇門蜀學的內容與特色
宋代幾乎公認是中華歷史上文化學術的巔峯，以吳天墀等先生研究所得，雖然四川在宋代文化學術方面是一大重鎮，但巴蜀文人士大夫在宋代前期的地位卻不算高，從開始就頗受排斥。
四川從唐代後期開始一直與江南齊名，長期爲文化、經濟繁榮之地，如三蘇家鄉眉州，人文基礎深厚，據說有一座孫家書樓建造於唐代，對眉州讀書人影響很大。三蘇祖上蘇渙年輕時還當過盜匪，被鄉里稱爲“白跖”，後來卻開始讀書學習， 在唐代宗廣德二年(764)中進士，杜甫離開巴蜀前往至湖南時，還寫過一首《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記異》詩，記錄與蘇渙的交遊。
北宋初期，宋軍入蜀頗受抵制，宋太宗登位不久發生過王小波、李順的反抗，很多人忽視宋朝對巴蜀徵稅的高昂，不論北宋還是南宋，巴蜀川峽四路一直是全國交稅最高的地區，這也是四川會出現“交子”的一個經濟方面的原因。
另一方面，儘管有陳省華、陳堯叟、陳堯佐、陳堯諮一門父子在宋朝都算高官，非常引人矚目。但從社會影響和文化學術方面卻不突出，尤其澶淵之盟前夕，陳堯叟以來自蜀地，還建議宋真宗以遷都名義逃到四川躲避遼軍，受到宰相寇準嚴厲批評。換句話說，除了個別狀元高官，宋代前期的巴蜀文士還沒有真正讓人心服口服的飽學之士，只有到“三蘇”父子被歐陽修這樣一等一的大文豪欽佩才發生改變。
蘇軾、蘇轍兄弟在文學上的成就不用多說，他們在蜀學上如何融匯“博雜”的特色?
三蘇融合蜀學傳統的第一大特點是引入“史學”觀念。蜀學一大傳統是史學，因爲儒家最重要的核心典籍就是《春秋》，史學是儒學根基之一。不論揚雄、陳壽、常璩等前輩，還是對“三蘇”有知遇之恩的歐陽修，他們除了文學成就之外，都是重要的史學家。
儘管歐陽修後來自認爲廬陵人(其老家祖籍爲吉州永豐，歷史上吉州爲廬陵郡)，但歐陽修本身是出生於四川綿州(今綿陽市)，隨父親歐陽觀在蜀地生活了三年，父親過世，歐陽修才隨母親鄭氏前往隨州投奔叔父。
蘇軾、蘇轍兄弟在家鄉讀書較長時間，自然深受濃郁的蜀中學風薰陶，到開封參加科考以後，更受歐陽修在文學、史學方面的影響，尤其父子三人都在史論上堪稱獨到，三蘇的論說文字幾乎都是精彩華章。他們觀察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的特點是更注重與尋常人的聯繫，擴大到對傳統經典的解釋更看重世俗人情方面。
蘇氏蜀學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充滿“人情”味，這從蘇洵對儒家經典的解讀就開始。如《六經論》一開始就認爲，禮所代表的倫理道德典範都建立在人情基礎之上。“聖人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見蘇洵《六經論·禮論》)蘇洵認爲的人情，就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慾念，自然本性，以至於後來朱熹認爲，“看老蘇《六經論》，則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
蘇軾繼承蘇洵的觀點，也堅持“六經之道，惟其近於人情。”他還說：“夫聖人之爲經，《禮》與《春秋》合，然後無一言之虛，而莫不可考，然尤未嘗不近人情。”(蘇軾《詩論》)蘇轍後來也發揮這一觀念，提出獨到的“禮以養人爲本論”，並洋洋灑灑寫成一篇專文。他解釋如冠禮養人之始，婚禮養人之親，喪禮養人之孝，賓客禮養人之交，鄉禮養人之本，等等，把各種禮儀都同人們的世俗生活結合，不再侷限於過去抽象的儒家倫理解說。
朱熹對三蘇的論述非常有意見，甚至認爲蜀學比王安石的新學更加離經叛道，雖然正統宋學對蜀學帶有偏激的排斥，也足以看出蘇氏兄弟的蜀學對儒家的解讀和切入點是非常與衆不同的。
蜀學的容納包容更體現開放性，所以第三大特色就是佛道融合。
衆所周知，蘇軾結交佛道非常廣泛。在單純的學術觀念上，如代表性的《東坡易傳》，對宇宙生成等看法，大量採納老子說法，以老解易，如“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爲象或爲形，所在之不同，故在雲者，明其一也……”包括運用水等理念，形容陰陽變化，非常有“玄”理，與朱熹等僵硬的天理說解釋的確完全不同。在重要的存在論方面，蘇軾看重物性自然，與莊子的觀點相呼應，另一方面也與人情論相聯繫。
而蘇轍的一些說法，更融合三教相統一，認爲三教觀念出於一心，有相同相通之處。他說：“老佛之道，非一家之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誠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其間而民不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悖，泯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遺意哉!”(見蘇轍《欒城後集》)蘇轍在《老子解》等著作中，也把其含義與儒家相結合來解釋，往往認爲與孔子孟子相一致。同時，蘇軾在爲蘇轍寫的跋文中也一再爲弟弟鼓吹，認爲其見解合乎先賢的真諦。
因爲蘇軾、蘇轍是文章高手，蘇軾的門生如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陳師道、李廌等無不是宋代著名文士，他們一起互相著述傳播，頓時比洛學、新學門人單純的學究水平高出不止一籌，所以，北宋後期到南宋前期，蜀學成爲影響最大的學說，也進一步影響到純正的儒家弟子。
三、蘇氏蜀學的傳承影響
就在仁宗時期，蘇洵帶蘇軾、蘇轍到京城開封參加科考，父子一舉成名以後，隨着蘇軾、蘇轍兄弟一流的才華，蘇氏兄弟在中原打開蜀學的名號。
幾乎與此同時，傳統的儒家弟子如周敦頤、程頤師徒反而有前往巴蜀的經歷。仁宗嘉祐元年(1056)，周敦頤離開家鄉湖南爲官的第一次遠行，就是到合州(今重慶市合川區)爲判官，一共五年。在合州，周敦頤生下長子周壽，妻子陸氏過早病故。
周敦頤在巴蜀期間，爲很多當地學子教授易學，尤其完成了宋代理學史上重要著作《太極圖說》，這是一個劃時代的原創作品。這樣一部影響深遠的儒家著作，正是周敦頤在巴蜀地區吸收當地佛道兼容思想完善出來的，頗爲讓人詫異。
周敦頤被程頤程顥兄弟視爲洛派宗師，其實並沒有因爲他是正統儒家士大夫，表面批評佛道思想，本質上週敦頤還是順應時代，開宗明義“易有太極”，將陰陽與中庸，太極與無極，將儒家易學與老莊道家的許多思想都進行吸收融合。
在嘉祐五年解職回到京師路上，周敦頤與要進京述職的王安石相遇，兩人都是聞名已久。之前，王安石剛向朝廷遞交生平第一篇重要的萬言長文《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已經提出要積極大展抱負的志願。他也是宋代儒家標誌性的人物，雙方都開創一派，對儒家學說進行了透徹交流，互相都受到很多啓發。
王安石之父王益，曾在四川新繁爲知縣，所以，王安石少年時也有隨父親入蜀生活的經歷，與歐陽修近似。王安石身上的創新精神也很大，後來號稱“新學”，本身王安石對佛道思想同樣兼容幷包，尤其他的詩文，後期離開朝廷，恬淡安靜的氣息更加突出。所以，宋代儒學看似各自爲陣，本身基礎方向卻是大體一致的，只是各家都有獨到見地，這才產生不同的門戶之見。
周敦頤最重要的弟子程頤，二十四歲在京師講學。神宗熙寧五年(1072)，聲名遠播，重臣文彥博將其鳴皋鎮(今洛陽市伊川縣境內)的一座莊園贈送給程氏兄弟講學，改建爲伊皋書院，兩兄弟前後在此講學長達20多年。
哲宗繼位後紹聖四年(1097)，程頤被貶涪州(今重慶市涪陵縣)進行編管。過去史學界往往認爲這是程氏兄弟與蘇氏兄弟之間矛盾的尖銳化，因蘇軾成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以後，與程頤同爲哲宗的老師。蘇轍更深受高太后器重，一直做到龍圖閣大學士、代理太尉，進爵開國伯。而程頤也是司馬光、王巖叟等守舊人士倚重的人。哲宗親政以後，實際對兩邊大臣都進行了處置，程頤就比較典型。
蘇軾性格豁達，生活上不拘小節，與年輕的哲宗比較投緣，而程頤一貫比較嚴厲、刻板，蘇軾多次批評程頤對皇帝過於苛刻，有些不近人情，造成兩邊矛盾加深。哲宗對程頤非常反感，後來斥責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連司馬光都曾在書信裏表示遺憾：“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正爲此等人也。”(見《寓簡》)
程頤如周敦頤一樣，在涪州期間，他也完成了一部代表作《伊川易傳》，就是更爲嚴謹的義理學說形成，充滿思辨性的哲學見解和儒家倫理體系初具規模，此後成爲宋元明最有影響的一派學說。
程頤學說在巴蜀的流傳也反過來對當地的儒學士子產生新的影響，例如張栻(今德陽市綿竹縣人，爲兩宋之交抗金派重臣張浚之子)就深受啓發，以及之後魏了翁，南宋以後的蜀學繼續發揚融合包容的長處，這就是吸收洛學思想進行充實，南宋的蜀學開始具備一些思辨性的解釋，像在太極、理、道、心、性、器等等概念方面，都有哲學本體論的特色。此後使南宋蜀學能夠繼續與程朱理學和陸九淵心學“三足鼎立”，足見蜀學獨特的生命力，所以宋代由蘇軾、蘇轍兄弟的開創之功與鑄造的蜀學特色功不可沒，成爲巴蜀文化中最具厚重底蘊的一大歷史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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