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是什麼時候開始衰弱的?爲什麼乾隆一退位就天下大亂了?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嘉慶元年正月初七，湖北白蓮教徒正式舉義反清，然而清廷年號雖由乾隆改爲嘉慶，但實際上清高宗卻仍然執掌朝廷大權。而“康乾盛世”之名猶言在耳，千古明君的乾隆皇帝也未龍馭賓天，可似乎隨着年號更易，大清的盛世就似是如風吹雨打去。
事實上，從乾隆中、後期開始，整個清廷的統治就顯現出了不穩定的態勢——乾隆三十九年山東王倫起義，四十六年、四十八年甘肅兩度出現反清戰事，乾隆五十一年臺灣林爽文起義。
這些起義雖然持續時間不長，但倘若真是太平盛世，又豈能會出現這樣規模不小，需要出動如福康安這等名將的內地叛亂呢?
要知道清朝中前期的地方安定之策，是以“州縣自安，官民聯防”爲核心——即彈壓地方民變匪亂，職責在本地綠營和團練，若平叛不順，才需要向督撫請援，開始調動一省之力進行圍剿，唯有在省級清軍調動下都無法剿滅叛軍，清廷中樞纔會開始調兵遣將。
也就是說，大量的小規模民變匪亂其實還未上達天聽，就被地方安定力量所剿滅，唯有地方不能平定的“大患”纔會引動朝廷干預。
事實上，在乾隆之前的康熙、雍正二朝，能讓清廷從中央調兵遣將，匯聚大兵的戰事，多是如三藩之亂、西征準噶爾這個級別的戰爭。
乾隆中後期的接連內亂，可以說在彼時的“清朝之累”已及“難返之地”——此後的天理教之亂、太平天國之亂的禍根亦是從乾隆時期種下。
·壹····
“谷數較於初踐祚，增才十分一倍就。民數增乃二十倍，固幸太平滋生富。以二十倍食一倍，谷價踊貴理非謬。谷貴因之諸物貴，何怪近利居奇售。”乾隆四十八年，愛好寫詩的清朝高宗皇帝弘曆寫下了這首《谷數民數》。
而這首七言絕句的背景則是乾隆中後期以來，騰貴的物價和繁衍愈多的人口。
順治八年，清廷入關未久，當時治下戶口根據統計爲人丁10,633,326戶，但這個賬面數字不過是清廷中樞所掌握的納稅單位，並不是實際意義上的戶口。
但到了乾隆年間，由於經歷康熙、雍正兩朝的“滋生人丁(人頭稅)永不加賦”和攤丁入畝兩項改革，對於勳貴士大夫而言，隱瞞人口已經失去了政治和經濟上的利益，所以到了乾隆年間，清廷一改此前的“納稅戶口”的人口清查制度，更張爲了近於現代的以“人口”爲基本單位的普查方法。
乾隆六年，清廷治下總人口經統計爲143,411,559人，但到了乾隆四十年，清朝總人口卻已經增長到了264,531,355人——當然考慮到清廷的政治管制能力，再加上乾隆以來的流民滋生，這樣的人口統計數據其實仍於真實情況大有出入。
但哪怕如此，短短三十四年內就增長了超過一億人口，這對於處在中古時代下的大清王朝無疑充滿了壓力。
錢泳在《履園叢華》中記載了從康熙到乾隆末年的蘇南物價，康熙末年的平時米價每升七文，在康熙四十八年遭遇旱情後每升米則漲到了二十四文，而乾隆初年的平時米價雖然相較康熙末年漲幅了不少，但也不過每升十餘文，可等到了乾隆五十年遭遇旱情時，每升米竟然上漲至五十文，而等到災情過去，米價則常年在二十七文到三十四文間徘徊。
同樣生活在乾隆時代的汪祖輝也提到，浙江一斗米的價格從乾隆十年時的九十餘文高漲至了乾隆五十七年的二三百文之間。
而田畝的價格也隨着糧價越來越高，順治時蘇南一畝田地價格不過二、三兩銀，至康熙時升至四、五兩銀，而到了乾隆末年則價高至五十兩。
也就是說從康熙末年到乾隆末年的百年之間，江南的米價在平時竟然增長了兩倍到四倍——而米作爲封建時代民衆的生活必須品，其“量大且剛”是觀察當時物價最具代表性的商品。
而在大米之外，其他物價也水漲船高，以至於時人驚奇的評價到“往年專貴在米，今則魚蝦果蔬無一不貴”。
一面是物價騰貴，一面同時也是民衆大面積的貧困，在馬戈爾尼使團記錄的出使清廷的記錄之中，有着大量的類似描述——“在普通的清朝市民裏，看不見英國市民常見的大肚腩，事實上他們十分瘦弱”，而爲了搶奪使團拋棄掉的雞鴨魚肉和茶葉，圍觀的清朝人會紛紛投入到水裏，游去爭搶。
爲了求得生存，貧困的清朝人民不得不離開原籍，去其他地方尋找一線生計，但到了乾隆年間，腹內各省早已人滿爲患，東北和臺灣雖然還有大量的土地可供墾殖，可由於清廷對這兩地的特殊考量，一直要到同治末年甚至日俄戰爭之後，纔開放這些地區的墾殖禁令。
(晚清民衆)
事實上，川楚教亂的根源，就是因爲百萬無業可爲的流民聚集在了川楚之交的地帶上進行“無照墾殖”——清初順治時雖然就開始實行“墾政”，可地方官府在“招巧流民”之後，流民需要獲得“墾照”才能進行荒地的開墾並享受一系列的“墾荒福利”，但事實上出於管制考量和籠絡士紳，一般升斗小民很難獲得“墾照”，唯有富豪士紳之流才能享受這一樣政策。
一面是物價飛漲，一面是活路難找，可清朝民衆的苦難遠遠不止於此，乾隆中衰也不只是清朝社會的自然演變。
··貳···
清代巡撫的合法年收入是一百五十五兩，兩江總督的合法收入爲一百八十兩，而在雍正元年時，清世宗要求各地督撫上報收受“陋規”的情況。山東巡撫表示，其人陋規年入爲十一萬餘兩，廣東巡撫則稱自己每年收入爲六萬餘兩，河南巡撫則表示一年陋規爲二十萬餘兩，兩江總督亦稱一年陋規收入爲近二十萬兩。
也就是說，哪怕陋規收入最少的廣東巡撫，其灰色收入也是合法收入的數百倍之多，而如河南巡撫、兩江總督則越千倍不止。
雍正閱覽之後，對時任廣東巡撫的年羹堯御筆親批寫下“覽爾所奏，朕心甚悅。全是真語，一無粉飾...”之語——作爲奪嫡的勝出者，雍正曾經辦皇差多年，不管是京中規矩還是外地細務都有所瞭解。
而他之所以在登基之初，就下御旨瞭解各地督撫的陋規情況，其政治目的卻是與其人素來“苛細”的評價無關——雍正皇帝認爲，本朝以來貪污之風盛行，原因就是因爲官員合法收入遠遠不能滿足實際上的開支。
希冀官員“枵腹從事”，既不現實也無益於政治。
所以一場對“陋規火耗”的合法性改革，旨在提高官員收入又不實際增加百姓負擔的“養廉銀”和“火耗歸公”改革便在雍正初年提上了日程。
“陋規”和“火耗”其實是清代的“亞財政”，因爲中國歷代王朝的財政演進，核心思路就是“強幹弱枝”，中央在財稅制度的演變上，其分得的蛋糕越來越大，地方所分則越來越少。
清初承明制，財稅提留比率爲7:3，但到了康熙年間，清朝認爲前明覆滅的原因是因爲“失之以寬”，因此將財稅的提留比例進一步的提高到了82:18。
這就導致地方不僅需要自籌費用興辦教育、修建道路等，甚至就連地方衙門的正常開支，都需要自籌。
以地方督撫爲例，巡撫“察院”和總督衙門作爲地方上的最高行政機關，需要有大量的幕僚和其他公務人員作爲經辦人，可實際除了巡撫和總督本人以外，其衙門成員並無官方編制身份，而這些人員的開支則一併都需要督撫承擔。
同時，古代中國是一個典型的人情社會，官場之上的社交關係更是複雜，例如科考系統下的“同年”、“房師”、“座師”，地方上的“同鄉”等，往來接濟都需要官員提供不菲的開支。
一位巡撫或總督，想要解決正常的個人社交和衙門開支費用，根據學者統計，往往需要八千到兩萬餘兩白銀不等，而這筆費用是督撫官員正常年薪的數十倍到百倍不止。
這樣的財務需求，也導致自明以來的陋規和火耗一直都被政治體系所知曉且包容。
所謂“陋規”，其實是下級衙門向上級衙門和鄉紳對官員，以規、禮、費、敬之名的“上供”，以江西巡撫衙門的規禮爲例，一是節禮，鄉紳和官員，在進行參謁、適逢節日時，向巡撫進行饋贈。二是漕規，由漕務方面所送。三是關規，江西境內的稅關衙門向巡撫衙門所送。四是鹽規，由鹽商饋贈，最後則是錢糧平頭銀，由布政使司孝敬。
火耗則是更具有普遍性的“灰色收入”，從狹義上來講，這是地方衙門對運輸途中的“漂沒”成本和“銀兩重鑄”時產生消耗所加徵的“額外錢糧”。但在清代的實際操作中，則成爲了地方衙門徵收“附加費”的表面名目——可相對於苛捐雜稅，火耗對於地方百姓而言，其實反倒顯得很“正額”。
而這些費用在雍正進行火耗歸公後進行了合法化，將之重新劃入到了監察體系之中——正如前文所述，督撫正常的需求費用不過八千到兩萬兩左右，可實際上的陋規收入有近八成甚至更多的落入到了官員個人手中。
在雍正改革過後，清廷通過“火耗歸公”，擁有了更多收入，並通過“養廉銀”給予官員進行變相提薪——在“養廉銀”制度實施後，總督每年養廉銀爲兩萬兩左右，巡撫爲一萬五千兩左右，布政使則爲一萬兩左右，相較此前合法收入，增長了近百倍甚至更多，而州縣官員的收入亦提高了數十倍。
養廉銀的實施使得清代在雍正時候的吏治大幅好轉，並且由於多餘的“陋規火耗”不再進入官員個人腰包，地方財政得以寬裕，各地賑災能力也大幅提升，間接使得彼時的清代治安亦獲得了恢復——在康熙晚期，就連北京都出現了“輦轂之下聚數十萬遊手遊食之徒，晝則接踵摩肩，夜不知投歸何所”，以致於在“康乾盛世”的鼎盛時期都爆發了陳顯五、朱一貴等起義。
但等到乾隆繼位後，這位矢志要爲大清奠定“千古不易之制”的皇帝，對養廉銀的改革，徹底葬送了雍正皇帝的政治遺產。
在雍正皇帝的設定下，養廉銀製度是一個根據地方官員彙報當年相關財務數據後的動態制度，隨物價、災荒等事件進行波動，可乾隆皇帝繼位後爲便利後代，防止後來的皇帝被地方官員所矇蔽，就將養廉銀從“動態制度”上轉變爲了千古不易的“固態制度”。
然而從乾隆初年到乾隆末年，清朝經歷一輪大規模的通貨膨脹，米價都上漲了數倍之多，更何論官員迎逢所需要的奢侈品?根據學者估計，從乾隆到嘉慶年間，清廷的物價平均增長了差不多三倍，官員開支壓力增加，但合法收入卻絲毫不變，貪腐的硬需求再次出現，也無怪乎養廉銀在乾隆之後難養廉了。
而官員在“火耗歸公”之後再徵“火耗”，民衆負擔因爲貪腐需求而加重，再加上物價昂貴，民衆求活無門，致使地方治安壓力陡增，朝廷在鎮壓叛亂上的開支亦節節高升，爲了彌補這些開支缺口，清廷又不得不對養廉銀進行折扣發放，以彌補軍需——以致於官員們感嘆腐敗賄賂公行於世，但真正出於貪瀆的少，爲現實所迫的實多。
最終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完··
清代人口繁衍，乾隆認爲“實中國數千年所未有”。
而人口需求增加，導致物價上漲也是一個實情，但“年來百物騰踊，無不價增”的核心原因遠遠不只是“人口滋生”。
事實上，根據東印度公司的記錄顯示，從1708年到1757年的五十年間，清朝通過貿易順差一共獲得了650萬磅的白銀，而根據現代學者的統計，從1700年到1830年之間，清朝僅從廣州一地，就輸入了4億兩白銀。
大量白銀的涌入，促使“錢貴銀賤，通貨膨脹”，白銀貨幣的價值快速稀釋，又致使“以一年爲計”的農民很難把握到兜售糧食的最佳時機——事實上，白銀本位下的財稅制度，導致農民不得不在糧價最低的秋季，賣掉一年的收貨，以換取白銀繳稅。
但對於乾隆皇帝而言，他雖然可能意識到稅制下所造成的“穀賤傷農”，可由於“靜態思維”和古代中國的統治難度，再加上自唐代以降的稅收傳統，使得他既無力也無心去改變這樣的現實。
(晚清民衆)
可在此之外的貿易順差和白銀涌入等所帶來的通貨膨脹問題，則遠遠超過乾隆皇帝的認知——乾隆皇帝承繼了雍正皇帝對待西方的態度，不僅對彼時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傳教士”大加限制，甚至直接禁絕了西方洋人來華的合法通道。
而對於這樣的政治思考，乾隆亦有詩曰：“間年外域有人來，寧可求全關不開。人事天時誠極盛，盈虛默唸俱增哉。”
相對於清朝自雍正以來對西方的保守封閉政策，西方人士卻依靠着自明朝以來，在中國的經營，而對明清時代的中國有着清醒的認知——例如西人所著的《中國新史》，用了巨大的篇幅講解了清初北京各部院衙門的職能和政治規則，其中全面之處，甚至還超過了許多當時底層清朝官員的對本朝政治系統的認知。
在這樣的積累下，等到英國從北美的戰爭中抽身，完成了對印度的統治鞏固後，自然可以在知己知彼而彼閉目聽塞下，仗着堅船利炮叩門大清——畢竟這個看似龐然的大國虛實，他們早就洞若觀火。
而清朝的衰弱，早在馬戛爾尼訪華時，就觀察到了所謂“乾隆盛世”下的清朝是如何虛弱不堪——那樣一個貧富差距巨大的時代都能被稱之爲“盛世”，經歷了百年“靜滯不易”的政治後的清廷，又怎能爲大英所忌?
所以晚清以來的國恥，其實早在乾隆時期便已種下根由，而自乾隆以後的清朝諸帝，一代不如一代，又如何能刷新政治，達成中興氣象呢?
道光登基之初，意圖仿效雍正，整頓吏治，再來一次“火耗歸公，反貪養廉”，但卻招致滿朝文武的反對，最終道光皇帝爲朝臣恐嚇所阻——這也就意味着，傳統清朝體制下的最後一次政治刷新努力宣告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