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曆史的傳說中，創造文字的人名叫倉頡，而倉頡的實際身份，正是遠古“三皇五帝”中黃帝的“史官”。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認爲：中國文字的產生從源頭上就與記錄歷史聯繫在一起。
大致來說，史官分爲兩種，一是單純記錄，二是編撰。《禮記》中便有專門負責記錄的史官，稱爲左史和右史。正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也就是說，帝王的每一句言論由左史記錄，帝王的每一個行動則由右史記錄。
我們不能小看這種隨時隨地跟在帝王身邊，記錄其一言一行的人，他們無形的監督也會給天子們很大的壓力。
雖然這種壓力不一定來自皇帝同時代，但是，來自後代的壓力，對於活着的皇帝們依然是一種無言的約束力量。
從漢代起，記錄類史官開始有所分工，有一類專門負責天文星象等。我國傳統認爲，天文星象也與皇帝的所作所爲有關。還有一類專門負責皇帝的言論舉止，其記錄的內容稱爲“起居注”。此後，歷朝歷代都有皇帝的起居注。
當然，不同朝代的皇帝對於起居注的態度也不盡相同。起居注的內容也有劃分，例如，唐代后妃爲皇帝侍寢也有詳細的記錄，包括侍寢的人、侍寢的次數，甚至鋪牀疊被都有記錄。
從事這方面記錄工作的，有的朝代叫女史或女官，有的朝代則用宦官。因此， “君舉必書”是我國古代史官的分內之事，皇帝的一切行爲都必須記錄在案，從而使皇帝成爲全天下最沒有隱私的人。
按照制度，史官記錄的內容皇帝是不能看的。從歷史記載看，大多數皇帝遵守了這一規定，但也有少數皇帝破壞了這個制度。
據宋代司馬光編撰的《資治通鑑》記載，唐太宗李世民就破壞了這個制度。他之所以想要查看史官的記錄，顯然與他發動“玄武門之變”，殺死了自己的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後，自己登上皇位有關。
當時負責記錄的官員名叫褚遂良，李世民向褚遂良索要史官的記載。褚遂良說： "我從未聽說皇帝要看歷史記錄的事情。”並以此爲由拒絕了李世民。
唐太宗說：“我所有的事情，你都要記下嗎? ”
褚遂良說：“這是我的責任。”
另一個官員在旁邊接話說： “皇帝的過失如同日食和月食，人們都能看見。即便史官不記，天下人也會記着。”
但是，李世民並沒有放棄想看史官記錄的念頭，到房玄齡任史官時，李世民又向房玄齡索要歷史記錄。房玄齡開始不同意，但後來答應了。
李世民特意看了關於“玄武門事變”的記載後，反而要史官“削去浮詞，直書其事”，並沒有讓他們刪除歷史記錄。
李世民之後約200年，他的後人唐文宗也想看史官的記錄，自然又被負責記錄的史官拒絕了。
唐文宗問： “以前就有皇帝看過，爲什麼你現在不給我看?"
這位官員回答說： “那是以前的史官失職。如果皇帝親自查看史官的記錄，史官在做記錄的時候就會有所避諱，這樣記錄下的內容，後人怎麼能相信史書記載呢?”唐文宗只得就此作罷。
這兩件事情在《資治通鑑》中都有記載。司馬光編撰的《資治通鑑》最初的目的就是給皇帝看的歷史教科書。從《資治通鑑》的書名看，它的意思就是“鑑於往事，資於治道”，即借鑑過去的歷史，爲當今的社會治理服務，也就是“以史爲鑑”。
那麼，司馬光爲何要在《資治通鑑》中專門講到唐太宗和唐文宗查看史官記錄的事情?
原來，宋朝也有一個類似唐太宗李世民“兄終弟及”的事件，這就是宋太宗趙光義繼承了哥哥趙匡胤的皇位。歷史上對這件事情的真相有不少說法，但都沒有實實在在的記載。
人們探究這個原因時發現，宋太宗繼位後做了一個規定：史官的歷史記錄要給皇帝看過，然後再進入史館存檔。從這個細節上看，宋代歷史記錄中關於趙匡胤之死沒有清晰的記錄，有可能是宋太宗審閱史官記錄後刪改的結果。
然而，司馬光寫《資治通鑑》是在宋太宗之後，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認爲，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特意寫進唐太宗的事情，就是以委婉的方式，對宋太宗趙光義提出批評，並告誡宋朝以後的皇帝。
宋哲宗元祐時期，當時有一位史官名叫呂陶，主管皇帝的日常言行記錄。有一次，一位大臣上殿與皇帝議事，要求皇帝屏退左右和史官，一副要與皇帝說悄悄話的架勢。
呂陶當即說：“要皇帝左右離開已經不妥，怎麼能再讓史官也離開呢?大臣與皇帝商量事情要對史官保密，可見內容不是光明正大。”
《宋史》記載，宋哲宗隨後發佈詔令，規定以後議事，史官必須在場。由此也可見，只有心虛、心中有鬼的人，纔會擔心史官寫的是什麼。如果坦坦蕩蕩，以天下爲公，根本無須擔心史官的一支筆。
也正是因爲從遠古就有史官這一從業人員，我們纔有了歷史滄桑變化的記載，纔可以“以史爲鑑”， 纔有了五千年的華夏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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