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大順軍攻克北京，明朝崇禎皇帝朱由檢自縊身死，當天大順皇帝李自成進入北京，標誌着明朝的覆亡。在短短的兩三個月裏，大順政權憑藉兵威和深得民心，迅速地接管了整個黃河流域和部分長江流域的大片疆土。然而，李自成的大順政權爲何卻曇花一現、迅速敗亡呢?
李自成的故事非常勵志，至少在當皇帝之前是如此。據說他的偶像，是漢高祖劉邦。不過他的出身，與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更爲相似。明朝天啓年間，北方地區天災頻仍。爲了混口飯吃，老家在陝西的李自成只好到廟裏做和尚，平日裏給地主放牛。後來，他去西北當了一名驛卒，儘管公職在身，依然是吃不飽穿不暖，日子比過去好不到哪兒去。
崇禎帝上臺的時候，明王朝經過歷代昏君的折騰，早已積重難返。官僚腐敗，黨爭激烈，東北的後金對關內虎視眈眈，還不幸遇上了氣候小冰期，糧食歉收，饑民遍野。此時的北方地區猶如一個火藥桶，只要一粒火星，就能引爆整個社會。而此時，明朝政府決定裁剪公務員隊伍，李自成也在被裁撤的名單裏。他失業後回到老家，因爲還不起債被豪紳嚴刑拷打，一怒之下，李自成殺了債主，走投無路的他，只好前往甘肅投奔軍營。
1629年，後金入侵北方，李自成隨軍趕赴北京，誰料上級軍官竟然剋扣軍餉，這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李自成帶領手下殺死長官和縣令，最終加入起義大軍。後來的故事我們都知道了，李自成率部勢如破竹，農民軍數年內猶如滾雪球般不斷壯大，而他們的對手明朝軍隊，則顯得低不堪一擊。
一方面，廣大明朝士兵也和曾經的李自成一樣，飽受上級貪腐之苦，他們拿不到軍餉，所以對鎮壓起義並不積極，甚至還有不少人臨陣倒戈。另一方面，明政府認爲自己最大的敵人是東北的滿洲，至於西北的農民軍，僅僅視爲一羣流寇而已。李自成每到一處，就打開糧倉賑濟災民，和歷代農民領袖一樣，他以“均田免賦”爲口號，贏得了廣大民衆的支持。
當然，李自成的創業之路並非一帆風順。1636年，他的部隊被明軍圍剿，最後只剩下17人。在之後的三年時間裏，他和部下躲進陝西南部的深山老林，一度從人間蒸發。後來，圍剿農民軍的明朝部隊被調往東北，李自成再度崛起。這一次，明政府再也沒機會了，此時的他們腹背受敵，北方的後金軍隨時隨地準備入侵，西北的李自成正率領數萬農民軍捲土重來，而在南方，曾和李自成並肩作戰的張獻忠降明覆叛，給明軍造成了不小的麻煩。
就這樣，農民軍一路摧枯拉朽，最後直搗京畿，建立了大順政權。崇禎帝上吊自殺，北京的明朝政權宣告滅亡。到此爲止，李自成離自己的偶像——漢高祖劉邦，只有一步之遙了。
1644年春，李自成率領大順軍攻佔北京，他在京城的表現，是否真如後來人們所說的那樣，一頭扎進溫柔鄉里，從此驕奢淫逸樂不思蜀了呢?事實並非如此。佔領北京後，李自成所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是重建社會秩序，使民衆對新政權產生信任。宰相牛金星反覆告誡，必須嚴格約束手下的士兵，禁止他們爲非作歹。於是，大順軍一進城，即命人發佈告示，告示上這樣寫道：“天師臨城，秋毫無犯，敢有擄掠民財者，凌遲處死。”
這一舉措收穫了良好的效果，第二天，北京市民就恢復了正常生活，市肆商鋪照舊營業，所有士兵只負責把守城牆城門，未經允許，不得擅自進城。有人親眼目睹，農民軍把個別搶劫的士兵處死，將他們的手足釘在柵欄上，以此來威懾全體官兵。除了安撫人心，另一件當務之急，就是接管明政府的官僚機構。這也是令農民軍頭疼的問題，面對如此龐大的官僚隊伍，這個年輕的政權該如何應對呢?李自成採取了強制的辦法。
他下令，前朝的文武官員，必須在規定期限內前來報道，凡是不來的，一經發現，殺無赦，就連藏匿的人家也以死罪論處。這讓尚存僥倖心理的前朝官員不敢再玩躲貓貓，大夥爭先恐後前來登記，爲了謀得一官半職，不少人費盡心機，想到了一切可以拍馬屁的法子。與此同時，李自成還下令開科取士，從全國各地廣納賢才，最後總共錄取了50位舉人，20名秀才。
但新政權還有一件大事有待解決，大順軍僅僅佔領了北方地區，要想穩住陣腳，必須給軍隊籌餉，但是軍餉從哪兒來呢?他們想到了一個最直接的辦法，問京城的達官貴人要。在苦出身的農民軍眼裏，京城的官員們統統貪腐成性，正所謂“卿相所有，非盜上則剝下，皆贓也”，這給他們向官員索要軍餉提供了合法的理由，爲此，大順政府專門成立了追贓機構，命各級官員如期上繳財產以供軍需。凡抗拒者，一律大刑伺候，他們甚至特地趕製了5000副刑具。
此舉在京城官場引發了地震，有十分之三的官員慘遭刑罰，不少人受到了殘酷的虐待。更多的官員則被軍隊關押起來，只等家屬拿錢來贖人。大順軍用這種極端的方式，爲自己籌得了7000萬兩白銀。最後在李自成的干預下，派餉活動被迫中止。那麼，入主紫禁城後的李自成，有沒有過上花天酒地的日子呢?
事實上，他終日身着戎裝，來往只騎戰馬，還兩次召見了北京百姓，詢問軍隊有沒有干擾他們的生活。凡是接觸過李自成的人，都被他的平易近人所打動。無論如何，李自成都該是下一位聖賢明君。然而，沉溺在勝利喜悅中的大順政權，卻忽略了一位最可怕的敵人，處在關外的清軍。
自1636年建國以來，清朝皇帝就把征服華夏作爲終極目標。李自成攻佔北京，對他們是千載難逢的良機，舊政權分崩離析，新政權立足未穩，此時若趁虛而入，天下唾手可得。但是他們面前的還有一道屏障，那就是山海關。而且，鎮守山海關的吳三桂已經向李自成投降，這就意味着，他們將面臨大順軍與明軍舊部的雙重阻擊。
然而，此時故事發生了戲劇性的轉折，一件事是吳三桂的父親吳襄被大順軍抓了，索要軍餉20萬。另一件事是他的愛妾陳圓圓被李自成的部下搶走。吳三桂聞訊後徹底不幹了，於是轉而投靠了清軍。很顯然，無論是吳襄被抓還是陳圓圓被搶，都不是李自成的主意。他不會傻到想要招攬一位將領的同時，還要奪走他的家人。得知吳三桂回撤的消息後，他還派人給吳三桂寫信，希望取得對方的諒解。與此同時，他決定御駕親征，萬一吳三桂不聽勸，就率領軍隊攻下山海關。
李自成對戰勝吳三桂有十足的把握，客觀而言，吳三桂的確不是李自成的對手，但大順軍忘記了一點，他的背後還有清軍。四月十九日，大順軍從三面包圍了山海關，吳三桂拒不投降，雙方展開激戰，就在李自成認爲勝利在望時，一羣留着辮子的“韃子兵”向大順軍呼嘯而來，李自成的噩夢開始了。這場戰役，李自成損兵折將，一路潰逃。而失敗所產生的政治影響更爲嚴重，北京的官員和百姓，在聽聞大順軍慘敗之後，紛紛向江南逃難，京師一時間人心不穩，大夥紛紛猜測，清兵就要打過來了。
如果李自成敗退之後，能夠據守北京城，那麼他不是沒有翻盤的機會，畢竟，北京在歷史上有過成功抵禦外敵入侵的經驗。再說，清軍與吳三桂的軍隊加起來，也不過20萬人，而大順軍隊號稱有一百萬。奇怪的是，李自成回到北京，既沒有打算絕地反擊，也沒有制定防守計劃，而是在草草舉行登基大典之後，下令全軍撤退。
這一舉動，令曾經對他翹首以盼的北京百姓大失所望。而大敗之後的這場登基儀式，更是耐人尋味。按理說，李自成此時稱帝，應有穩定軍心，提振士氣之義。然而，姍姍來遲的稱帝與其說是向軍民表達決心，不如說有一種過把癮就死的味道。離開北京後，大順軍一路向西撤退，此時他們的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陝西，那也是衆多大順將領的老家。就這樣，華北平原的大部分土地，就這樣拱手相讓。
然而，清軍並沒有放棄追擊，各地的明軍舊部也趁亂對大順軍展開突襲。1645年，大順軍與清軍在潼關鏖戰13天，大順軍慘敗。李自成率部南逃，但清軍不會再犯當年明朝犯過的錯誤，在敵人的緊追不捨之下，李自成最終逃入湖北九宮山，並在那裏被當地村民截殺。此時距離他在北京稱帝，僅僅過去了一年多的時間。
歷史曾經給予李自成爲首的大順政權統一全國的機會。大順軍以秋風掃落葉之勢迅速接管了包括山海關在內的黃河流域全部疆土，但是卻成爲中國歷史上時間曇花一現的政權之一，其成功之迅速在歷代農民起義中屈指可數，然而其瓦解之迅速，也是中國封建王朝歷史之最。那麼李自成的大順政權究竟失敗在哪裏?它真的像後世歷史中所說的那樣，僅僅是因爲入住紫禁城之後就因階級侷限性而迅速腐化了嗎?
其實擺在進京後的李自成面前的關鍵任務是怎樣才能站穩腳跟，實現一匡天下的目的。這一任務實際上取決於兩點：一是他應當認識到遼東興起的滿洲貴族建立的清政權是同大順政權爭奪天下的主要對手，加強針對遼東的防務是新生的大順政權存亡的關鍵。二是在漢族文官武將大批倒向自己的情況下，大順政權必須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調整，儘量縮小打擊面，由打擊官紳地主改爲保護他們的利益。然而關乎爭取全國勝利的這兩點李自成的大順政權都沒有做到。
自明中期以後，縉紳勢力已經成爲社會上舉足輕重的力量，能不能爭取到他們的支持直接關係到大順政權在管轄區內的穩定和遏制並隨後解決遼東的民族對抗。從當時形勢分析，大順政權的領導人如果能夠高瞻遠矚，對全國形勢有情形的認識，完全可以採取正確的對策。佔領北京以後，大順政權接收了明朝皇帝的內帑，沒收同朱明王朝關係密切的宗室、國戚、勳貴、太監的全部家產，對朝廷官員和各地投降的基層官紳追贓助餉，以解決軍隊和政權的經費。
然而，李自成爲首的大順軍領導人並沒有依據形勢的變化在財政政策上做出必要的調整。他們仍然以農民利益的維護者自居，在管轄區內實行打擊官紳地主的追贓助餉政策。各地文獻都表明大順政權委派的官員到任後幾乎毫無例外地拘拿明朝官紳追贓助餉。
如甲申三月，劉芳亮部佔領大名府，“布州縣僞官，毒掠縉紳”。進佔廣平府之“次日，拷掠鄉紳，以官職大小定銀數之多寡，慘不可言”。鄒平縣令王世傳上任後“陽言刑逼鄉官，漸及富戶，謂之追餉”。北京聚集着明朝廷大批中央機構的官員，從三月下旬開始，未被大順政權選用的官員大抵發往各營追贓助餉，“言卿相所有，非盜上則剝下，皆贓也”。
這些都說明大順政權在北京的鼎盛時期沒有制定賦稅政策，仍然停留在追贓助餉的階段，顯然這不是一個志在奪取全國統一勝利的政權所應進行的路線。雖然他們沒有忘記自己的窮苦兄弟，沒有放棄維護農民利益的基本宗旨。但顯然出於十字路口的大順政權在關鍵時刻跟不上形勢，陷於茫然失措的境地。
要知道官紳地主的歸附大順政權，正是爲了保護自身利益不惜在政治上變節，把過去痛罵的“闖賊”李自成當作新的靠山。在追贓過程中官紳們巧取豪奪的家貲難以保住，而且往往遭到刑拷，官紳體面掃地以盡，這對於大批歸附大順政權的官紳地主來說確實是非始料所及的。當大順軍所向無敵時，官紳們懾於大順政權的兵威，不敢公開反抗，但已經暗中“人人飲恨，未及發也”。
總之，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未能依據客觀形勢的變化即使調整政策，在接管區內大搞追贓助餉，把業已倒向自己的官紳地主推回到敵對地位，在統一全國的戰爭過程以及與滿清勢力的角逐中，沒有爭取到管理廣大鄉村的漢族官僚及地主階級的支持。正是由於李自成爲首的大順政權沒有完成封建化的質變，大順政權才被漢族官紳勾結滿洲貴族所扼殺。
在軍事部署上，也突出反映了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缺乏戰略眼光，軍事上的失敗則導致了大順政權的徹底覆滅。從萬曆末年起遼東的滿洲貴族軍事力量日益崛起，成爲明朝廷棘手的課題，而明末農民戰爭的全過程又是同明清之戰交織進行的。按情理說，李自成在西安決策大舉東征，以推翻明王朝爲目標時，就應當對下一步應戰清軍做到胸有成竹。
事實卻完全相反，歷史他幾乎沒有意識到清軍將是同自己爭奪天下的主要對手。這首先表現在他在北京地區集結的軍隊不足以抵禦清軍大規模的進犯，而大批主力部隊卻分佈在西北、湖廣襄陽等四府、河南等地，兵力及其分散。這種部屬對於穩定大順政權統治區的局勢雖然有積極作用，但是分兵駐防的結果勢必造成在京師和京東地區缺乏足夠的兵力。
例如，李自成在湖廣荊襄地區部署了以大將白旺爲首的七萬兵馬，當大順軍向北京推進時，明軍左良玉乘機進攻湖廣承天、德安;河南劉洪起等地主武裝也同左良玉相呼應，顛覆當地的大順政權。白旺上書請援，李自成當即決定派綿侯袁宗第帶領軍隊由陝西奔赴湖廣先擊敗左良玉部，隨即北上河南平定了叛亂，直到大順軍在山海關戰敗，袁宗第和白旺的軍隊仍滯留於河南與湖廣。
白旺七萬之衆完全可以牽制住左良玉部，戰爭不在於一城一池的得失，袁宗第所統右營爲大順軍攻城野戰的五大主力之一，本應調到北京地區，李自成計不出此，說明他對用兵的輕重緩急缺乏戰略頭腦。佔領北京以後，李自成的麻痹輕敵思想進一步暴露出來。李自成在大同留下了大將張天琳鎮守，在河北真定委任了大將馬重僖爲節度使，唯獨在山海關一帶沒有派遣嫡系大將去鎮守。他的着眼點僅限於招降撤入關內的吳三桂、黎玉田和關門總兵高第，而對關外虎視眈眈的清軍卻置之度外。
從他下令被招降的吳三桂率部進京和派原駐畿輔地區的明朝投降總兵馬科率原部一萬兵馬遠征四川來看，他根本沒有意識到到清廷入主中原之心。似乎在他看來清兵在遼東的用兵和三次深入內地都是明朝的事，大順政權從未同清軍交鋒，彼此無怨無仇可以相安無事。這充分說明李自成對清軍即將參加逐鹿中原的嚴峻形勢毫無認識。
許多人輕信了封建史籍對大順軍的污衊之詞，斷言李自成進京後領導集團腐化變質，喪失民心，終歸失敗。這種觀點完全不符合事實。且不說不少親歷甲申燕京之變的人士記載大順軍在京期間紀律嚴明;就以時間而言，三月十九日大順軍進京，四月初十左右得到吳三桂率部叛變回軍攻佔山海關，十三日晨李自成、劉宗敏親率大軍離京平叛，其間時限爲二十三天。中國歷史上許多王朝肇建伊始欣欣向榮，若干年之後壯志消磨，出現文恬武嬉的局面;卻沒有聽說過在二十天左右就腐化得喪失戰鬥力的。
大順政權之所以站不住腳，不是因爲領導層變質，失去貧苦羣衆的支持;恰恰相反，由於它尚未完成爭取官紳階級的封建化質變，繼續執行打擊官紳地主的政策，引起縉紳們的強烈不滿，把漢族各階層人士結成抗清的一致勢力，典型例子就是轉而降清的吳三桂。軍事上部署的失誤又導致滿洲貴族得以勾結漢族官紳，構成對大順軍壓倒的優勢。說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因驕致敗，是指他們目光短淺，驕傲輕敵，而決不能解釋爲他們驕奢淫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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