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則天是唐太宗侍妾？唐太宗爲唐高宗之父，武則天原爲唐太宗李世民的後宮之人，被唐太宗寵幸，後因馴服烈馬之事而顯露出的才幹令唐太宗反感而失寵。在此期間，與時爲太子的唐高宗產生曖昧關係。唐太宗死後，根據當時規定，被先帝寵幸而無子的武則天被送到感業寺出家爲尼，後又遇已登基的唐高宗，有孕，被接入宮。此後，一步步登上後位，直至成立大周，成爲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皇帝。
武則天嘗爲唐太宗之才人，後又爲唐高宗之皇后;當武則天爲才人時，宰相劉洎在貞觀十九年(645)年底即已被唐太宗賜死。以此而言，武則天與劉洎之死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但筆者近日得讀史籍，頗疑劉洎之死與武則天及太子李治之曖昧關係有涉，其事雖是宮闈祕事，但又與當時的社會文化狀態不無關係，於是抉隱發微，撰成此文，求教大方，以助譚興雲。
《資治通鑑》卷二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十月條稱：
乙卯，百官上表請立中宮。乃下詔曰：“武氏門著勳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入後庭，譽重
椒，德光蘭掖。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常得侍從，弗離朝夕;宮之內，恆自飭躬，嬪嬙之間，
未嘗迕目。聖情鑑悉，每垂賞嘆，遂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爲皇后。”
陳寅恪先生曾稱高宗此詔以武比於西漢“配元生成”之王政君，“欲蓋彌彰，事極可笑”。但實在的，高宗之詔，似乎並未掩飾其與武則天之關係。“宮壺之內，恆自飭躬，嬪嬙之間，未嘗迕目。”當然是高宗對武則天當時情狀之評價，此自不待說。然詔中“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句，似指高宗爲太子時太宗父子兩人關係，其間要表達的是一種眷眷之情、拳拳之心，但聯繫下文，“常得侍從，弗離朝夕”，初看似指高宗侍從太宗，這當然也說得通，但細細推敲，卻未始不含有武則天與李治兩人兩情相悅之關係：高宗因太宗之慈愛而得武則天之“侍從”，得武則天之侍從而兩人“弗離朝夕”，以至於“聖情鑑悉，每垂賞嘆”。因了這樣的關係，最終“遂以武氏賜朕”。依此而言，太宗在世的時候，武則天對於李治的侍妾關係便已經確定下來，不待武則天之第二次入宮也。
但是，對於這樣的關係，或許有“爲尊者諱”的意思在裏面，一些記載便也語焉不詳，如《舊唐書》卷六《武則天皇后紀》載：“初，武則天年十四，時太宗聞其美容止，召入宮立爲才人。及太宗崩，遂爲尼，居感業寺。大帝於寺見之，復召入宮，拜昭儀。”《新唐書》卷四《武則天紀》稱：“太宗崩，後削髮爲比丘尼，居於感業寺。高宗幸感業寺，見而悅之，復召入宮，久之，立爲昭儀，進號宸妃。”武則天居感業寺爲尼，高宗“於寺見之”、“見而悅之”，則似乎兩人偶爾得見，僅爲邂逅。其潛臺詞便是，兩人事先根本就沒有什麼特殊關係存乎其間——這當然不是歷史的真相。
《唐會要》與《資治通鑑》的記載稍微客觀一些，《唐會要》卷三《皇后》條稱：
高宗皇后王氏永徽元年正月立爲皇后，六年十月十三日廢爲庶人。
天后武氏，貞觀十年文德皇后崩，太宗聞武士女有才貌，召入宮以爲才人。時上在東宮，
因入侍，悅之。太宗崩，隨嬪御之例出家爲尼感業寺。上因忌日行香見之，武氏泣，上亦潛然。
時蕭良娣有寵，王皇后惡之，乃召入宮，潛令長髮，欲以間良娣之寵。
這樣的記載雖使人有疑似之惑，但高宗、武則天兩兩相見，“武氏泣，上亦泣”，或“武氏泣，上亦潛然”，總能說明兩人曾經有過交往，而使人讀來以《立武后詔》中之語爲事實。而《資治通鑑》的記載亦略同。
那麼，李治和武則天關係的確立在什麼時候呢?據《立武后詔》所說，當然是在太宗在世之時，亦即李治“昔在儲貳”之際。但我們能夠把這一時間說得更確切一些。宋人程大昌所撰之《考古編》卷一○“立武后”條稱：“高宗欲易置中宮，顧命大臣合力竭諫，皆不之聽，竟廢王氏，立武氏。武，故太宗才人也，而立之，其於世間公議，若略無畏憚者矣。然其立詔曰：‘武氏往以才行，選人後庭，譽重椒鬧，德光蘭掖。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遂以武氏賜朕。事同故(筆者案：政字之誤)君之錫，已經八載;必能訓範六宮，母儀萬姓。可立爲皇后。’”
此記載與《資治通鑑》可互相補充而成相對完整的文字：“武氏門著勳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人後庭，譽重椒闈，德光蘭掖。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常得侍從，弗離朝夕;宮壺之內，恆自飭躬;嬪嬙之間，未嘗迕目;聖情鑑悉，每垂賞嘆，遂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之錫，已經八載;必能訓範六宮，母儀萬姓。可立爲皇后。”是詔完璧與否，我們已無從知曉，而引起我們注意的則是《考古編》中“事同政君之錫，已經八載”之語。
據《資治通鑑》，唐高宗《立武后詔》頒於永徽六年(655)十月，以此往前推八年，則爲貞觀二十一年(647)十月以前[相隔八年爲貞觀二十年(646)]。也就是說唐太宗把自己的才人武則天賞賜給其子李治，在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649)五月死前兩年，或許竟在三年之前。
而恰恰在貞觀二十年，我們看到了武則天和李治廝混所具備的時間條件。《舊唐書》卷八○《褚遂良傳》稱：“(貞觀)二十年，太宗於寢殿側別置一院，令太子居，絕不令往東宮。”當貞觀二十年之時，唐太宗竟然在寢殿之側，“別置一院，令太子居，絕不令往東宮”。這就是《立武后詔》中“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常得侍從，弗離朝夕”之註腳。當時，李治虛歲十九，武則天年齡稍長一些，但約略相當②。妙齡男女，同處一地，做些出軌之事，亦在情理之中。而唐太宗竟因此而將武氏賞賜於太子李治，則其社會開放程度可爲高矣。
相對於唐太宗的豁達大度、唐高宗的開放大膽，褚遂良的態度則顯得吞吞吐吐。據其所諫之疏，看似以君臣大道之禮儀立論，但其中亦當含有提醒太宗在飲食男女方面應該防患於未然之意，而太宗亦竟聽從了褚遂良之諫。
但是，李治與武則天的這種暖昧關係的發生，確在此時麼?筆者以爲，貞觀二十年左右之際，只是事件發展的一個階段，其“狐媚偏能惑主”狀況的最初發生，大約還要更早一些，具體地說，就是在貞觀十九年唐太宗徵遼，而李治留守定州之時。於是我們就要導入劉洎之死與武則天的關係問題了。
關於劉洎之死，千百年來，衆說紛紜，其關鍵在於對《舊唐書》卷七四《劉洎傳》下段記載之看法：
太宗徵遼，令洎與高士廉、馬周留輔皇太子定州監國，仍兼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太宗謂洎曰：“我今遠征，使卿輔翼太子，社稷安危之機，所寄尤重，卿宜深識我意。”洎進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愆失者，臣謹即行誅。”太宗以其妄發，頗怪之，謂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疏而太健，恐以此取敗，深宜誡慎，以保終吉。”十九年太宗遼東還，發定州，在道不康。洎與中書令馬周入謁，洎、周出，遂良傳問起居。洎泣曰：“聖體患癰，極可憂懼。”遂良誣奏之曰：
“洎雲國家之事不足慮，正當傅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詔問其故。洎以實對，又引馬周以自明。太宗問周，周對與洎所陳不異。遂良又執證不已，乃賜洎自盡。洎臨引決，請紙筆欲有所奏，憲司不與。洎死，太宗知憲(司)不與紙筆，怒之，並令屬吏。云云。
此段文字據《資治通鑑》所稱，乃爲《實錄》之記載，但古人的着眼點多在褚遂良是否“誣奏”上，司馬光以道德人品立論，兀自不信“忠良正直”的褚遂良竟有誣告之勾當。《資治通鑑》卷一九八太宗貞觀十九年十二月條《考異》稱“此事中人所不爲，遂良忠直之臣，且素無怨仇，何至如此?蓋許敬宗惡遂良，故修《實錄》時以洎死歸咎於遂良耳云云”。而宋人孫甫、蘇軾亦有同樣的看法。
現代人的着眼點與司馬光輩大有不同，他們往往從政治大局出發來看待褚遂良是否譖殺劉洎的問題。比如呂思勉先生就指出褚遂良譖誣劉洎爲事實，而唐太宗殺之自有別故;汪先生提出太宗之所以殺劉洎在於“劉洎與李治素不同心”，而褚遂良則投合了太宗顧忌心理，於是劉洎不得不死;王元軍先生髮揮了汪先生的觀點，針對各家以爲許敬宗借修《實錄》之機而誣衊褚遂良的說法，提出貞觀十九年的《實錄》並非許氏所修，而褚遂良譖殺劉洎應是事實，褚遂良之所以有這樣的舉動，原因還在於劉洎不利於李治的順利接班。
司馬光等人的觀點顯然不對，當政治鬥爭尖銳複雜時，人們的是非曲直觀念並不能僅僅以人品道德標準來衡量，如褚遂良，依《舊唐書》卷六○史臣所言，他非但誣陷了劉洎，而且對吳王恪、宗室李道宗也下了手。以此而論，汪等先生從政治着眼的觀點自是棋高一着，褚遂良實在有誣告劉洎之動機與目的。
但筆者以爲，政治因素只是根本原因，在太宗誅殺劉洎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下面，還有一些直接原因：徵遼失敗，使太宗有發泄的對象，這原因不言自明;而另一個原因則千百年來均未曾引起過人們的注意，那就是太子李治與太宗後宮嬪妃相廝混，其中便包括才人武氏。李治與後宮廝混這樣的宮闈祕事當然不能公之於衆，但太宗與褚遂良君臣也只是心照不宣，馬周先是證褚遂良之僞、辯劉洎之誣，但一旦風聞劉洎案與世民李治父子爭風有關，也只能是緘默不語了。
李治與太宗後宮廝混純屬宮闈祕事，直接的證據我們只能提出武則天，其他的蛛絲馬跡倒還有一些。《舊唐書》卷七九《李淳風傳》稱：
初，太宗之世有祕記雲：唐三世之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嘗密召淳風，以訪其事。
淳風曰：“臣據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從今不逾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殲盡。”帝曰：“疑似者盡殺之，如何?”淳風曰：“天之所命，必無禳避之理，王者不死，多恐枉及無辜。且據上象今已成，覆在宮內，已是陛下眷屬。更三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雖受終易姓，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即當復生，少壯嚴毒，殺之立讎。若如此，即殺戮陛下子孫，必無遺類。”太宗善其言而止。
此段所記李淳風議論，純爲讚頌其好生之德，實在形同讖緯，但在迷信的外表下，揭示的卻是李治淫亂後宮的事實。觀李淳風“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且“已是陛下眷屬”，即可略知一二。尤可注意者，爲太宗之言，“疑似者盡殺之”，說明太宗當時還不知道具體對象。《舊唐書·劉洎傳》雲：“洎臨引決，請紙筆欲有所奏，憲司不與。洎死，太宗知憲(司)不與紙筆，怒之，並令屬吏。”由此我們大約可以知曉劉洎“欲有所奏”的是什麼內容，而“憲司不與”紙筆，恐怕也不是他們自作主張。當然，在這個時候，太宗還是不知道具體對象，他的震怒也是必然的了。
實際上，劉洎應該擔負有監察李治之責任。《資治通鑑》卷一九七貞觀十七年(643)閏六月條稱：“初太子承乾失德，上密謂中書侍郎兼左庶子杜正倫曰：‘吾兒足疾乃可耳，但疏遠賢良，狎暱羣小，卿可察之。果不可教示，當來告我。’正倫屢諫不聽，乃以上語告之，太子抗表以聞，上責正倫漏泄。對曰：‘臣以此恐之，冀其遷善耳。’上怒，出正倫爲轂州刺史。及承乾敗，秋七月辛卯，復左遷正倫爲交州都督。”。杜正倫負有監督之責，因其漏言而左貶，此其治罪尚輕。而劉洎當與杜正倫一樣，亦負有監察之職任，於是便有太宗所說的“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之語。劉洎監察不力，出了如許大事，其死亦宜哉。
此外，我們還應注意到以下事實，《資治通鑑》卷一九九貞觀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月條載道：“丙戌，車駕至定州，丁亥，吏部尚書楊師道坐所署用多非其才，左遷工部尚書，壬辰，車駕發定州。十二月辛丑，上病癰，御步輦而行，戊申至幷州，太子爲上吮癰扶輦步從者數日。”《黃帝內經素問》卷一雲，癰爲“營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唐人王冰注：“營、逆則血鬱，血鬱則熱聚爲膿，故爲癰腫也。《正理論》雲：‘熱之所過，則爲癰腫。’”元人滑壽撰《難經本義》卷下稱：“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結爲癰。”看起來，唐太宗真是血氣不和，急火攻心，以致留結爲癰，而李治吮吸，扶輦步從，乍一看，似乎可以把它當作父子情深之極好事例看待，或許可以把它看作是李治孝道之表現，但若聯繫以上所推測，知道李治與後宮有染之事實，我們大約可以說是他做賊心虛之補救措施吧。
太宗在貞觀十九年十一月丙戌(二十二日)從幽州回到定州，同月壬辰(二十八日)從定州出發往幷州，十二月辛丑(七日)患癰，戊申(一十四日)到幷州，同月庚申(二十六日)下詔令劉洎自盡。瞭解了這張時間表，大約更能得出唐太宗患癰、劉洎之死與李治有關的結論。
尚有二事可證成其說，此二事都與劉洎之子爲其父翻案有關。《舊唐書》卷八一《樂彥瑋傳》稱：
樂彥瑋者，雍州長安人。顯慶中爲給事中，時故侍中劉洎之子詣闕上言，洎貞觀末爲褚遂良所譖枉死，稱冤請雪。中書侍郎李義府又左右之。高宗以問近臣，衆希義府之旨，皆言其枉。
彥瑋獨進曰：“劉洎大臣，舉措湞合軌度，人主暫有不豫，豈得即擬負國?先朝所責，未是不愜。且國君無過舉，若雪洎之罪，豈可謂先帝用刑不當乎?”(上)然其言，遂寢其事。
《資治通鑑》將是事繫於顯慶元年(656)“是歲”條下。這是劉洎之子第一次爲其父翻案，其事當然與褚遂良的倒臺有關，但沒有成功。其原因依樂彥瑋的說法，還是不能推翻貞觀中給劉洎定的罪名，亦即褚遂良並未誣告，而太宗的斷刑沒有不當。但我們假若考慮到此時武則天已成皇后，高宗與武則天兩位當事人當然明白劉洎之死的真相。於是，所謂的“上然其言，遂寢其事”也只能看成是高宗、武后有心爲劉洎平反，而又礙於羣臣反對而不得已的無奈之舉了。
劉洎之子第二次的翻案成功了，但那已是近三十年以後的事。《舊唐書·劉洎傳》稱：“武則天臨朝，其子弘業上言，洎被遂良譖而死。詔令復其官爵。”此事在《新唐書》卷九九《劉洎傳》中記作“文明初”，亦即公元684年。劉洎之子的第二次翻案是在“武則天臨朝”之後，往事已成雲煙，而武則天仍然記着當年劉洎的恩惠。如果說當年的高宗礙着其父太宗的面子沒有給劉洎平反的話(儘管他也知道劉洎是替罪羊)，那麼，武則天就根本沒有必要再有多餘的考慮了。
兩次上訴，一敗一成，不也昭示着劉洎之死與武則天有關嗎?從以上種種跡象看來，高宗與武則天於貞觀十九年在定州有染大約可以確定了。但是還有一個問題，武則天當時在定州嗎?假若她不在定州，那麼我們的結論就完全變成無稽之談了。
武則天在定州的確切記載，我們未能找到，但旁證還是有一些。《史記》卷九《呂后本紀》稱：“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女魯元。太后及高祖爲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爲人仁弱，高祖以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云云。”《隋書》卷三六《后妃·煬帝蕭皇后傳》稱：“帝每遊幸，後未嘗不隨從。”以此可見，帝王出征、巡遊，常攜帶姬妾，劉邦帶着戚姬，楊廣攜從蕭後，就是很好的二例。想來唐太宗也是如此，武則天或許就跟隨着太宗出京到了定州。但是，到定州後，高宗留了下來，武則天是跟着太宗走呢，還是留在定州了呢?《冊府元龜》卷一八《帝王部·帝德》稱：“(太宗)又嘗徵遼，將發定州，詔以宮女十人從，司徒長孫無忌表請：‘陛下躬自度遼，天下兵符及神璽悉從，宮女減少，將委官人，天下觀之，以爲陛下輕神器。’帝曰：‘度遼者十餘萬人，皆離家室，朕將十人，猶慚太多，夫自厚其身，必勞百姓。十人以主璽符，足可不任官人，朕心已在言前，無煩公重請。’”以此而論，太宗徵遼，宮女隨軍，必定也有姬妾。而太宗從定州出發，只帶宮女十人，便把武則天這樣的一大幫人留在了定州。這一留，從小的方面看，成就了李治與武則天的好事，從大的方面看，或可認爲是“吾國中古史上爲一轉折點”，而成爲“開啓後數百年以至千年後之世局者也。的前提。
然而，我們還得解決一個問題，爲何太宗戴了綠帽子，不對李治、武則天有所行動呢?假若我們拔高此事之意義，而從社會風氣、社會心態以及政治動向三方面加以考察，則可明瞭箇中緣由。
首先，與朱熹所言“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爲異”之社會風氣有關。《資治通鑑》卷一九八貞觀二十一年八月條稱：“丁酉，(太宗)立皇子明爲曹王。明母楊氏，巢剌王之妃也，有寵於上;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爲皇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贏自累!’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胡注：晉太子圉爲質於秦，秦穆公以女妻子圉，將逃歸，謂之曰：‘與子歸乎?’贏氏不敢從，圉遂逃歸。及晉公子重耳入秦，秦穆公納女五人，懷贏與焉，謂之辰贏。賈季曰：‘辰贏，嬖於二君是也。’)”而太宗亦曾“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以此看來，當時男女關係混亂大約是很平常的事。其實，非但唐朝王室，就是與李氏帶有血緣關係而同樣有着胡族血統的隋煬帝楊廣，其所作所爲亦約略相同。當隋文帝臥疾時，太子楊廣即對文帝之宣華夫人陳氏無禮，而在文帝崩後，楊廣就“丞”於陳氏，而在煬帝嗣位之後，陳氏“出居仙都宮，尋召入”，其事就與唐太宗崩，武則天出居感業寺，其後由高宗召回宮中有異曲同工之妙也。至於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故事更爲大家耳熟能詳。於是，李治與武則天之關係，便也能爲李世民所容忍。
其次，與當時的社會心態有關。武則天是太宗才人，才人雖爲內命婦之一，但充其量不過是一個侍妾，侍妾與皇后自不可同日而語。於是，在高宗把武則天從安業(感業)寺迎回宮中之時，我們不見朝廷中有任何的反對意見，而要把她立爲皇后時，則反對者大有人在，其中的代表就是褚遂良。《新唐書》卷一○五《褚遂良傳》稱：
帝(高宗)曰：“罪莫大於絕嗣，(王)皇后無子，今欲立(武)昭儀，謂何?”(褚)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後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歸田裏。”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
《新唐書》記載褚遂良所言“請更擇貴姓”，他書多作“妙擇天下令族”。假若我們把褚遂良諫高宗與魏徵諫太宗的話相比較：一個說“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一個說“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贏自累”，何其相似乃爾。褚遂良也好，魏徵也好，他們告訴我們的是這樣一個信息：不管是武則天，還是楊氏，她們爲侍妾是可以的，爲皇后“母儀天下”則不行。當然，太宗接受了魏徵的諫言，而高宗則沒有接受。既然如此，太宗對李治、武則天無所行動，後來還把武則天賞賜給李治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歸根結底，武則天只不過是個侍妾而已。
再次，與當時的政治動態更有緊密的聯繫。問題還得回到李治的身份及地位上來。李治被立爲太子曾經有過戲劇性的一幕，陳寅恪先生對此有過頗爲精彩的論述，讀者自可參而觀之。在李治立爲太子之前，宮廷中有太子承乾與其同母弟李泰之鬥爭。《資治通鑑》卷一九六貞觀十六年(642)八月條說：“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最終，承乾被廢，但李泰亦未能如願。在長孫無忌、褚遂良的支持下，李治被立爲太子。當其時，太宗曾有過關於太子身份地位的論述。《資治通鑑》卷一九七貞觀十七年四月條稱：“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爲後法。且泰立，承乾與治皆不全;治立，則承乾與泰皆無恙矣。’”司馬光爲此大加讚歎：“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以此而言，李治爲太子是安定朝廷的一着重要棋子，“蓋皇位繼承既不固定，則朝臣黨派之活動必不能止息”。也正因爲如此，當“太宗又欲立吳王恪，(長孫)無忌密爭之，其事遂輟”。在立儲問題上有過幾次反覆的唐太宗，從心底裏有着投鼠之忌，遼東軍歸，震怒之餘，亦只能遷怒於劉洎了。這可以說是劉洎不得不死的又一原因。
論證至此，我們可得出的結論便是：(1)武則天在貞觀二十年便由太宗賞賜給了太子李治;(2)李治與武則天戀情的開始時間要更早一些，即在貞觀十九年，地點在定州;(3)劉洎的死非但與政治有關，也與武則天與李治的戀情相涉;(4)劉洎之死、武則天進宮、武則天爲皇后都是當時社會形態、政治趨勢之反映，毫不足怪。歸納劉洎之死與武則天之關係，則李治與太宗嬪妃廝混，劉洎難免監視失責之咎;但李治亂倫之具體對象太宗並未明瞭，於是武則天成漏網之魚也是幸運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