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中日的海軍指揮官互換，北洋艦隊是否能取勝?”這是個很多人非常想知道的問題。
若是雙方易艦而戰，作爲海戰這種極端依賴技術裝備的戰爭形式，清軍在佔據航速、速射炮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必然會採取易於發揮艦隊火力的縱隊戰法，而日軍在訓練水平遜色於清軍(黃海海戰中清軍炮擊命中率較日軍高出四分之一)，採取橫隊作戰則戰鬥結果難以超越黃海海戰的日勝清負，採取縱隊戰術則更加不易發揚火力，海戰結果毫無疑問是日敗清勝，只不過使用日本戰艦的北洋水師會更加迅速地決出勝負。
這樣的結局可能出乎許多人的意料，但北洋水師與日本聯合艦隊的裝備差距，雖然相隔僅七年，卻早已超出了人力所能彌補的範圍。如果說甲午陸戰是訓練更加有素的日軍擊敗了裝備水平接近的清軍的話，甲午海戰就是裝備更加先進的的日軍擊敗了素質更高的清軍。
1870年到1900年的三十年，正是海軍技術突飛猛進的三十年。隨着魚雷、水雷、蒸汽機、鋼質裝甲、蒸汽鍋爐、管退式火炮等新技術不斷應用於海軍艦艇，從無敵艦隊時代延續三百年的風帆木殼戰艦列隊互射的海戰場景徹底被淘汰，而新的海戰該如何開始，十個海軍上將可能會有十二種不同的答案。
正因爲這一原因，這時代設計和建造的戰艦不但千奇百怪，甚至是奇葩輩出。完全圓形的戰艦、除了火炮和煙囪全部沉在水下的戰艦、不用炮只用魚雷的戰艦、不用炮也不用魚雷單純用於撞擊敵船的戰艦……不僅如此，傳統的主力艦隊決戰理論也受到了挑戰，法國就在這一時期開始了所謂“新學派”，主張拋棄昂貴的鐵甲艦，而用便宜的魚雷艇、潛艇和快速的巡洋艦通過積極的遊擊來擊垮別國。在這樣快速發展的時代，海戰的打法幾乎每三年變一個樣，而不斷出現的新技術則能在幾年之間讓新銳戰艦變得一錢不值。
值此百家爭鳴時期建立的北洋水師，幾乎每一條軍艦都帶有當時流行海戰流派的烙印：從“超勇”、“揚威”所代表的早期撞擊巡洋艦，到“定”、“鎮”兩艘鐵甲艦代表的橫隊戰法，再到“致遠”、“靖遠”的縱隊海戰及“來遠”、“經遠”的裝甲巡洋艦開端，北洋水師幾乎在每次技術飛躍的第一時間就採購了相應的軍艦。日本聯合艦隊在購艦上並非所謂“善用資源”，購買巡洋艦純粹是國力所限的妥協而已。至於所謂篤守“新學派”思想，馬幼垣教授似乎既沒有注意到其本身沒有主力艦隊決戰的相關理論，故無法指導黃海海戰這樣的戰鬥，也沒有認識到集“新學派”大成的日本“三景艦”其實完全是一組失敗的嘗試，至於清軍同樣遵循“新學派”購買的蚊炮船和魚雷艇，馬教授則以“無異廢物”評價，認爲他們價格高昂卻毫無用處。
馬幼垣教授所詬病的“炮塔斜置法”，實際是英國當時最先進鐵甲艦“不屈”號的前衛設計，不僅爲英國、意大利所用，還成爲美國海軍復興時期最早主力艦的火炮佈局，如果考慮到當時法國正受“新學派”影響停止建造戰列艦，西班牙海軍早已衰落，德國海軍尚未崛起。事實上這種炮塔布置方式在當時是各國列強應對橫隊炮戰的主要方式。
不難發現，北洋水師始終通過購買當時最先進的艦艇走在海戰理論的前沿，但1888年停購外艦以後，面對新一代的管退式速射炮和快速巡洋艦的威脅，北洋水師在得不到新艦和更多速射炮的情況下，已經難以面對新時代海軍的威脅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面對日本聯合艦隊，即使把北洋水師的水兵換成美國海軍或者俄國海軍，戰況怕是也不會更加樂觀，即使換上英國皇家海軍，怕也是難以迴天。換上法國人的話，也許艦隊多少能得以保存，不過那將是以正在大東溝上岸的幾千清軍的傷亡潰散乃至陸上作戰的失利作爲代價。
不過馬幼垣的觀點並非如此。儘管他的文章連篇累牘地描述着北洋水師在裝備和硬件上存在的客觀的不足和不客觀的不足，但當最終談論到如果將這一切劣勢加諸對手時，他的結論卻又完全不同：如允許假設，我相信戰果仍會是日勝中敗，因爲日方將領多有懂海軍者(東鄉平八郎就是顯例)，知道如何應變，丁汝昌、劉步蟾、林泰曾諸人則難有此本領。
北洋水師作爲中國第一支近代化軍隊，不僅所有成員都是常年訓練所得，軍官的作戰口令也全部用英文。劉步蟾、林泰曾等高級軍官全部有留洋經歷，在英國皇家海軍實習且獲得較高評價。丁汝昌雖然騎兵出身，但統領海軍十餘年，早已熟諳海上作戰的實際情況。下層官兵在海戰中的表現更是可圈可點。在此，不妨以參加黃海海戰的洋員馬吉芬的回憶錄作爲例證：“各艦皆卸掉舢板，只留六槳小艇一隻。真遇不測，殘餘船員既不想偷生，亦不會投降，誓與艦同存亡……戰事爆發在即。每個人的神經都已繃到了極點，就在這時定遠艦前炮塔上升起的一團巨大白煙一下舒緩了大家緊張的情緒……十二英寸炮炮手執牽索正在瞄準之際，被打來的敵彈擊飛頭顱，粉碎的頭骨打在周圍炮手的身上。一士兵見其仆倒，立即伸手將其扶住，然後將軀體移交給後面士兵，自己取而代之，緊握牽索，矯正標尺，繼續發炮射擊……當來遠艦尾起火。火勢熾烈……不得已關閉通風管……艦內人員忘卻身處二百度高溫的包圍之中，專心職守達數小時。不久大火撲滅，但這些勇敢大膽的輪機艙人員多數雙目俱盲，無不焦頭爛額……”
顯然在馬先生心中，儘管讚賞“研究某時段者自當熟悉該時段的海軍專業知識”的治學方式，也坦誠“艦隊層次之別是硬件設備和軟件條件差距的總和，說明了中日兩艦隊相去之遠”，但一旦涉及中日強弱，哪怕交換艦隊，馬先生也要一反其技術推演的結果，用“說不定丁汝昌會依其老本行，視艦隻爲騎兵，命諸艦分組羣衝上去”這樣的理由，將只是在英國商船學校學習駕船東鄉平八郎作爲“懂海軍者”，咬定中日在彼時的所謂“人的差異”。至於這究竟原因何在，筆者無從得知，不過在這位受過香港教育又在美國教學的中國文學教授眼裏，也許他堅信的東西，有着自己獨特的原因。
回過頭看甲午戰爭，中日雙方在當時都不具備完整的工業體系。兩國各自憑藉買來的槍炮訓練了陸軍，依靠買來的戰艦組建了海軍，又在同一套戰爭理論下學着進行工業化戰爭。兩國既沒有能力徹底修建全新的戰艦(當時中日自行建造的艦船不僅性能較差，上面的配套設備也幾乎全部進口)，也無法大規模生產新型武器(江南機器製造局在戰爭前已經能成功自制速射炮，但是戰爭爆發前只生產了寥寥數門，根本無補大局)。這樣的戰爭，決定勝負的唯一因素，就是在戰爭之前，參戰者進行軍隊和武器投資的多寡而已。
海戰史終歸是歷史的組成部分，馬先生反覆強調海戰史研究需要鑽研“裝備和硬件”，最後卻要把勝敗歸結到“人的因素”。但也許他自己也沒有意識到，海戰的勝敗早在戰爭爆發前其實就已經註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