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彭漾傳》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情：恃才傲物，狂妄自大的彭漾被劉備貶官到外地，便滿腹牢騷來找馬超發泄。一開始，鬱郁不得志的馬超也隨口附和了幾句。彭漾以爲遇到知己，便不知天高地厚地“煽動”馬超：“卿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足定也”這句話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推崇自己和馬超，一文一武，一相一將，一主內一主外，就可以安定天下；另一種就屬大逆不道了：打算一內一外，裏應外合，奪取政權。但不論哪一種解釋，都是狂妄的，完全可能給自己招來滅們之禍。馬超聽了他的一番狂言，默默無語。待彭漾一走，便立即上表劉備，揭發他的“大逆不道”。彭漾立即被捕，不久被處死。
馬超這番行爲，確實不夠光明正大。因爲是他先符合彭漾，也發了幾句牢騷，才引出彭漾後面的大逆不道之言。在這種情況下，他爲了自保，便幹起告密的勾當，把彭漾推入絕境，這樣的行爲確實讓人不敢恭維。不過，由此事也可以想象馬超在劉備手下那種戰戰剋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神態。可想而知，馬超在蜀漢受到的猜忌和排擠是如何的明顯。否則，他既不會有寂寞之感，也不會有“危懼”之感的。馬超出身名門，爲一代名將，爲劉備取成都立過大功，卻受到這樣的猜忌和排擠，不是太冤枉了嗎？同樣爲降將的馬岱，黃權，王平，和姜維都受到了信任，授予重任。惟獨馬超卻不同，這就不能不令人想到馬超本人的因素了。
最能說明馬超的行事與爲人的，莫過於潼關大戰了。漢獻帝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打算出兵漢中，討伐割據該地的張魯，準備先派大將夏侯淵率軍出河東，再到關中與駐紮那兒的鐘瑤會合，有人向曹操提出，大軍西進很可能引起盤踞關中和河西地區的馬超和韓隧的疑懼，以爲此舉是針對他們，從而導致他們互相煽動，其兵叛亂，請曹操慎重行事。曹操沒有聽從這個意見，在他看來，馬超，韓遂這類地方軍閥遲早要收拾的，如果他們起兵叛亂，
正好給他一個師出有名的藉口，乘機殲滅，即使如此，曹操還是認爲馬超不見得會起兵，因爲馬超有一個極其嚴重的顧慮，這就是他的父親和馬騰全家的的身家性命。
馬騰的父親曾在河西地區當過地方官，後來丟了官，就留居當地，還娶了一位土著女子，生下了馬騰。馬騰身材偉岸，儀表堂堂，但性情溫和。東漢末年天下大亂，馬騰歸順了曹操，曾出兵幫助攻擊袁紹的女婿高幹，以後，馬騰與韓遂不和，便上表請求到京城爲官，決心依靠曹操這棵大樹，安度晚年了。馬騰全家居於鄴城，實際上已成爲曹操的人質，只要馬超有任何“不軌”的行爲，勢必危及老父和全家，這是明白無疑的。正是基於上述兩種考慮，曹操沒有聽從別人的勸告，毅然出兵河東。馬超聽到曹操出兵河東的消息，立即聯絡韓遂，程銀，侯選等十部起兵叛亂。曹操親率大軍討伐，與馬超在潼關數度激戰，最後大獲全勝，完全控制了關中地區。
古代法律規定，造反者滿門抄斬，銖滅九族，這一點馬超不會不知道。然而，他爲了自己的底盤和實力，只因爲一種並不明確的威脅，便置父親和全家的性命與不顧，悍然起兵叛亂。結果，馬騰和的他的兩個兒子馬休。馬鐵以及全家兩百餘口全部成了曹操的刀下之鬼，而馬超自己也一敗塗地，人馬底盤全部丟掉，到處亡命。
按照古代的倫理道德觀念，馬超的行爲可謂不忠，不孝，不義，不智，既自私，又狹隘。自漢代統治者標榜“以孝治天下”以後，社會上最看重的道德就是“孝行”。因此，馬超的所作所爲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會遭到幾乎所以人的蔑視和唾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