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期的空前繁榮之後，伊朗經濟在1975年盛極而衰。由於世界石油需求萎縮，油價驟降，政府財政從上一年的盈餘20億美元一變爲73億美元的赤字。大手大腳已成習慣的伊朗當局被迫實行緊縮政策，兩年內將開支削減了190億美元，超高速的經濟增長戛然而止。
伴隨着經濟的下行，長期被炫目的經濟增長數據掩蓋的問題浮出了水面。面對商業衰退和國家過多地管制市場，商人們怨聲載道。農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使農業生產也出現了巨大損失，這與“白色革命”的初衷截然相反。十年前，伊朗還能夠向外國出口穀物、稻米和食糖，而1970年代中期以後，每年卻需要進口小麥250萬噸，大米30萬噸，肉羊250萬頭。相當於每個伊朗人一年中有一個月的口糧依賴外國供應。
城市的局面同樣糟糕。幾百萬收入低微的伊朗人在超過20%的通貨膨脹中掙扎。除了少數企業裏的技工，絕大多數工人收入微薄：四口之家平均日收入55-204里亞爾，而一公斤米和肉分別賣到90里亞爾和220-250里亞爾，一間房租金每日100里亞爾，衆多工人只好全家住貧民窟。貧富差距大至駭人的地步：在德黑蘭的大資本家一天進賬5萬美元，從來不必在乎週末是到歐洲還是北美購物;與此同時，小農每年只能賺到150-200美元。
對國王鼓吹的“偉大文明”的高期望值和令人沮喪的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使伊朗民衆普遍感到不滿。在伊朗這樣一個既沒有工人運動傳統，也沒有民主選舉歷史的伊斯蘭國家，人們很自然地轉向宗教尋求慰藉，因爲“現代化和那種被大肆吹噓的社會發展並不能帶來心靈上的安寧”。
這對巴列維國王而言絕不是一個好消息。早在“白色革命”開始後，國王便與伊朗歷代王朝的傳統支持者毛拉(伊斯蘭教士)勢不兩立了。土改摧毀了毛拉們對農村土地的佔有，給予婦女選舉權更是被視爲對《古蘭經》的背叛。早在1963年，伊斯蘭教什葉派領袖(伊瑪目)魯霍拉·穆薩維·霍梅尼就公開發起了對國王的抗爭，面對“準備讓刺刀穿透我的心臟，也絕不向暴君屈服”而又深孚衆望的霍梅尼，巴列維最後無可奈何，只能將他驅逐出境。
1978年元旦，正在德黑蘭訪問的美國總統卡特還稱讚巴列維國王在動盪的中東地區創建了一個“穩定之島”。可卡特剛離開伊朗，這個“穩定之島”立即陷入伊斯蘭革命的狂潮之中。1月7日，國王的御用報紙攻擊流亡國外的霍梅尼是紅色殖民主義者(指蘇聯)和黑色殖民主義者(指英國人)的工具，引發庫姆神學院的4000名學生走上街頭示威抗議。警察向示威者開槍，造成約70人死亡，400人受傷的“庫姆慘案”。抗議浪潮從此蔓延全國，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而曾經狂言“那些反對憲法、君主制度、國王的人只能在監禁和流亡之中做出選擇”的巴列維，在危機期間實行的是一種在政治上自殺的自相矛盾政策：既實行自由化政策，又試圖抱着專制王權不放;面對自由化政策釋放出來的政治參與訴求，在妥協和鎮壓之間猶豫不決，頻繁地尋找和懲罰替罪羊。結果，反對派越來越激進，國王越來越衆叛親離。1978年12月10日，100多萬民衆走上了德黑蘭街頭，要求推翻君主制，建立伊斯蘭政府，擁護霍梅尼爲國家領袖。此時，就連巴列維統治的支柱——強大的伊朗軍隊也出現了動搖，霍梅尼警告士兵，如果向民衆開槍，“就如同向古蘭經開槍一樣”，這導致了軍隊中下層士兵士氣的徹底瓦解。
就在國王大廈將傾之際，1979年1月6日，美國駐伊朗大使沙利文“建議”巴列維出走：“現在你離開伊朗的時間已不是以天計算，而是以小時計算!”巴列維在回憶錄中哀嘆：“我像一隻死耗子一樣被美國扔出了伊朗。”十天以後，國王帶着家人乘上了他的價值1.15億美元的波音707專機，神情黯然地踏上了流亡之路。半個月後，霍梅尼從巴黎飛抵德黑蘭。爲了保持穆斯林清貧艱苦的生活方式，他把專機的頭等艙座位讓給了隨行的記者，自己則坐在飛機的地板上。300萬伊朗人排成32公里長的隊列歡迎他們的領袖歸來，他們等到的霍梅尼回國後的第一句話是：“君主制時代已經結束。”
事實上，“白色革命”和巴列維國王的現代化夢想也都在這一天宣告終結——1979年2月1日，號稱得到70萬軍隊、全體工人和大多數人民支持的國王還是敗在了沒有一槍一炮的宗教領袖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