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文島事件是19世紀末圍繞朝鮮半島的一次國際衝突，但較同一時期東北亞地區發生的其他重大事件相比，長期以來，它並未引起學術界太多的關注。原因有兩點：其一，巨文島事件的解決僅限於外交交涉，並未引起武裝衝突;其二，巨文島事件對當時東北亞局勢的影響並非顯而易見，它的潛在影響暗含於事件後各國的戰略調整之中。因此，通過重新回顧巨文島事件的交涉過程，分析事件本身與各國事後在東北亞的戰略調整的內在聯繫，可探求巨文島事件對19世紀晚期東北亞局勢的重大影響。
一、巨文島事件的緣起
1885年4月，英國悍然出兵佔據朝鮮巨文島，然而事件絕非偶然，它是英俄殖民爭奪在遠東的一次交鋒。19世紀80年代，沙俄不斷開拓國外市場，並對周邊國家進行領土吞食，佔領了其西南鄰國的大片土地，將邊界推至阿富汗北部。而英國早在1878年便迫使阿富汗承認其爲英國的保護國，面對俄國瘋狂的領土擴張，英國慫恿阿富盡力擴張北部邊界，以阻止俄國的南下侵蝕。這樣俄阿兩軍終於在1885年爲擴張領土而交火，結果阿富汗戰敗，俄軍佔領了阿富汗北部前沿要地，英俄在阿富汗矛盾日益尖銳，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時任英國首相格萊斯頓向議會提出了撥款1100萬英磅的要求，並計劃由黑海進攻俄國，隨後，作爲戰略上的配合，英國在東北亞採取軍事行動，於1885年4月初，佔領朝鮮巨文島，準備一旦英俄在阿發生衝突，就在遠東地區牽制俄國。
從巨文島的地理位置看，巨文島位於朝鮮半島南海岸，麗水至濟州島水路的中間，扼對馬海峽咽喉，是一個可以停泊軍艦的天然港灣。且該島處於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之間，不僅是朝日兩國的海路通道，也是俄國進出太平洋的要路，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而從此時朝鮮所處的國際環境看，朝鮮已國門洞開，相繼與日本、美國、英國、俄國等國簽訂通商條約，英國佔領巨文島的舉動牽扯了有約國各方的神經，而清政府作爲朝鮮的宗主國也不能坐視不管，於是，圍繞着巨文島事件的解決，有關各方展開了交涉。
二、巨文島事件的交涉
1885年4月，英國佔領巨文島之初，便照會朝鮮政府，稱：“茲因應防不測，我國業準本國水師將大朝鮮國以南之小島，英名哈米頓者，暫行居守。”朝鮮對此提出強烈抗議，並求助於清政府解決此事件。清廷負責朝鮮事務的重臣李鴻章認爲：“英暫據此備俄，與朝鮮、中國皆無損”。其後，他進一步解釋說：“朝鮮近患在俄與日，而俄、日畏英水師之強，亦未始非朝鮮之屏蔽。”由此可見，李認爲英國佔領巨文島並不是一件壞事，正好可以以此爲契機，引英拒俄。清廷採納了李鴻章的意見。
4月27日，由駐英大臣曾紀澤轉達清廷的旨意，聲稱英國如“系一時佔領……則敝國亦無抗拒之意”。翌日，曾紀澤應英國之請，準備就此事議定約稿，其主旨內容爲：“英國政府自佔領巨文島之日起，於滿十二個月後，將該島歲入金額繳納朝鮮政府……其貢獻中國之部分，應繳納中國政府(朝鮮向中國借款以關稅收入爲擔保)。”曾紀澤將擬簽訂的約稿內容電寄清廷。然而，俄國獲悉此事後，隨即向清總理衙門提出強烈抗議，稱：“若中國政府承認英國佔領巨文島，則俄國認爲有佔領其他島嶼或朝鮮王國一部之必要。”同時，清政府也意識到應允英國佔領巨文島並非恰當之舉，在給曾紀澤的回電中對約稿也提出了質疑，稱：“屬國之地，豈可由我許其佔據，且於中取利，尤非政體;儻爲他國藉口，流弊甚多。”
清政府於是利用沙俄提出抗議之機，向英國提出撤兵的要求。1885年5月6日，曾紀澤照會英國政府，稱：“中國雖欲應貴國政府之要求，然據俄使致總理衙門照會，中國若承認英國佔領巨文島，則俄國政府認爲有佔領其他島嶼或朝鮮王國一部之必要。而日本亦有出於同樣處置之虞。中國政府爲避免此等糾紛起見，不能簽字於貴國提議之條約，因是希望貴國政府勿以佔領巨文島爲必要。”
與此同時，日本也對英國的佔領行爲表示不滿，1885年5月13日，日本駐朝代理公使近藤真鋤寫信給朝鮮大臣金允植，剖析英國佔領巨文島可能引發的後果。他說：“同盟各國內，若不幸有失和之國。其一欲據貴國地方，以防不虞，貴國許之，利於一國而害一國，恐反局外相持相處之道。”要求朝鮮公開發表聲明，反對英國佔領巨文島。日本外務卿井上馨認爲，英國艦隊佔據巨文島“予俄插手朝鮮以最大良機”，其結果“使日本近海將成爲爭奪之焦點，東亞和平殆不可保。”但英國仍堅守巨文島，中英雙方一度陷入僵持態勢。
直到1886年春，駐英公使曾紀澤再次照會英國政府，稱：“俄使屢向中國政府要求，促英兵由巨文島撤退，並謂英國若繼續佔領，則俄國不得不在朝鮮佔領一地。貴政府意見如何?”英國在復照中稱：“倘中朝不願英廷久佔巨文島，英廷亦不願久佔此島。但恐若被別國佔去。則必有損中英兩國之利。倘中朝能保無人來佔此島，則英廷可以放心。”顯然，英國是擔心巨文島落入俄國之手。爲使英國早日退出巨文島，清廷積極與沙俄展開交涉。
清政府將英國的撤兵前提告知俄國，1886年9月，俄國駐華公使拉德仁代表其政府對此做出表態，稱俄國並無欲取巨文島或朝鮮他處地方之意，隨後，俄國外交部向清駐俄使節劉瑞芬表示：“如果英國自巨文島退出，無論如何情形，俄國絕不佔據朝鮮土地。”10月27日，俄使拉德仁會見李鴻章，再次表示：俄國切實擔保日後不取朝鮮土地，中國自可據俄國所擔保者向英國擔保。據此，李鴻章與總理衙門加強了與英國的交涉，在得到俄國的口頭承諾及清政府的居間擔保後，英國於1887年2月撤出巨文島，事件至此結束。
三、巨文島事件後各國的政策調整及影響
巨文島事件後，清政府認識到朝鮮是其藩屬國中最後一道屏障，爲了守住這道對其國防和政治統治都具有重要意義的防線，其加緊了對朝鮮事務的干涉，同時，清政府認爲巨文島事件的妥善解決皆依賴於其利用列強各國的矛盾而施以的“以夷制夷”之策，因而，在處理與列強各國的事務中，清政府更加單純依賴此政策，希望以此制衡列強各國。
這兩點政策調整給清政府的外交帶來了嚴重弊端。對朝鮮超越宗主國權限的干涉，使朝鮮產生了離心傾向，使中朝關係漸行漸遠，以致後來出現朝鮮開化派親日、王室則企圖尋求俄國保護的傾向，爲中朝關係的最終解體埋下了隱患。過分依賴“以夷制夷”政策則使清王朝走向聯俄，1896年與沙俄簽訂《中俄密約》，致使沙俄侵略勢力深入中國東北，1900年，中國東北全境淪於沙俄之手。
巨文島事件後，日本也做出相應的戰略調整。巨文島事件使日本認識到未來對朝鮮的爭奪必將更加激烈，同時，巨文島事件也刺激了日本，使其看到了自己軍事實力的不足，遂改變了之前與清政府在朝鮮問題上的正面衝突，而採取了一種隱蔽的、以退爲進的方式，即不再與清政府發生直接的衝突，但背地裏卻加緊了擴軍備戰的步伐。
從1885年開始，日本的軍費支出連年增長，從最初佔國家預算的25%增長到1892年的41%，可謂長速驚人。1888年，日本以對中國大陸作戰爲目標整編部隊，陸軍撤鎮臺，實行師、團編制。同時，大力擴充海軍，制定了龐大的擴軍方案，1886年建成吳、佐世保兩個軍港，在財政困難的情況下，撥出大量經費造船和購買快艇，1887年特地發行海軍公債。至甲午戰爭前，日本已成爲遠東第一流海軍強國，爲發動奪取朝鮮的戰爭而做好了全面籌劃，這就決定了甲午之戰的不可避免。
而巨文島事件的當事國之一英國做出的重要戰略調整即在東亞尋求結盟。巨文島事件後，俄國戰略重點完全轉向了東北亞，這使英國意識到英俄的對抗將是長期的，因而開始尋找東亞地區的戰略盟友，很快與同樣與俄國矛盾重重的日本找到了利益契合點，開始轉變之前對日本的遏制政策，採取縱容和支持日本。1893年，英日締結了新的條約關係，次年，英國還與日本簽訂了《日英通商航海條約》，結束了西方在日本的治外法權，進一步提高了日本的國際地位。
在此基礎上，英日於1902年進一步結盟，《英日同盟條約》的關於聯合侵略東北亞國家的規定有：締約國雙方相互承認有權保護自己在中國和朝鮮的利益，如英國在中國的、日本在中國和朝鮮的“特殊利益”遭到他國威脅，或因中朝內部發生“騷亂”而受到侵害，兩國有權進行干預;如締約國一方遭到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進攻時，另一方應予以軍事援助，共同作戰。在祕密條款中還規定：兩國海軍應配合行動,在遠東海域保持優勢。英、日同盟是針對俄國的軍事攻守同盟，也是侵略中國和朝鮮的戰爭工具，它的締結是東北亞國際關係的一個新變化。
巨文島事件後俄國戰略重心轉向東北亞，爲在這一區域的爭奪中佔據優勢，俄國進行了一系列戰略準備。自1887年始，俄國開始籌劃修築西伯利亞大鐵路，目的是增強軍隊和物資的運輸能力，同時爲在遠東的爭奪提供便利的條件。對此，俄國曾直言不諱到：“當西伯利亞鐵路竣工同時，朝鮮必成爲俄國之市場。”與此同時，俄國還有計劃地向遠東地區移民，爲侵略朝鮮和中國提供後備力量。沙俄的舉措令日本憂慮不安，當時日本著名的政論家大石正已預言到：“日本的國家壽命將隨着西伯利亞鐵路的延長而縮短。”日本已清楚地看到，俄國將成爲它在這一地區的強勁對手，而朝鮮，無論對日本還是俄國來說，都是“第一利益線”，因而，日俄一戰終不可免。
綜上所述，正是由於巨文島事件後，中、日、俄等國做了相應的戰略調整，從而影響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東北亞諸多重大事件的發生，也影響了東北亞國際局勢的整體走向，因而，在某種意義上，巨文島事件可看作是東北亞國際關係的一個轉折點。(原文來自中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