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8月15日，是日本裕仁天皇公佈《投降詔書》的日子。據此，新中國成立後，曾一度將8·15作爲抗戰勝利紀念日。但隨後又據太平洋戰場之大局，將紀念日改爲9月3日，原因是此前一天裕仁再次發佈詔書，正式授權簽字接受投降書。
短短半個多月，裕仁連發兩道詔書，值得玩味的不是詔書的頒發頻度，而是它的遣詞造句。確如裕仁所言，第二道詔書事實上是一份“由同盟國最高統帥指示的投降書”，換言之，“詔書”的文稿是由美國擬定的，“投降書”等字眼，也是由同盟國“強加”的，日本所認可的，僅僅是“停止敵對行爲”。而在8·15裕仁自擬的第一道“詔書”中，則根本看不到“投降”、“戰敗”等字眼，更不存在自認“侵略”的懺悔性詞語，雖然它被歷史地解讀爲《投降詔書》。
關於投降，裕仁在第一道詔書中是這樣界定的：“朕深鑑於世界大勢及帝國之現狀，欲採取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時局。”言及戰爭動機，裕仁一如既往，振振有詞：“帝國所以向美英兩國宣戰，實亦爲希求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定而出此。”倒是對美軍在廣島等地投放原子彈，他毫不遲疑地高調譴責：“頻殺無辜，慘害所及，真未可逆料”，“並將破壞人類之文明”。至於日本給中國及東亞人民造成的深重災難，裕仁也隻字不提，相反，還將侵略行徑自詡爲“爲東亞解放而努力”，惟念及“死於戰陣、殉於職寧、斃於非命”的帝國臣民，“則五臟爲之俱裂”，“深爲軫念者也”。
這就是裕仁作爲大和民族的精神教主和最高象徵對全世界輿論所作的戰爭解讀。
以史爲鏡，重讀70年前的兩道天皇詔書，我相信，所有稍具辨析力的人，都不難從中看到歷史對現實的粗壯投影，清晰地觸摸到當下日本安倍政府所持立場的邏輯起點，並由此推測日本右翼政客今後可能的行爲走向。
戰後70年，日本除語義多岐的“深刻反省”外，始終拒絕對戰爭罪行進行道歉。更有甚者，針對今年以來中國開展的一系列抗戰紀念活動，日本官房長官竟於“7·7事變”紀念日的第二天，公然聲稱：此舉不利於地區和平。持論之荒謬，和70年前的裕仁如出一脈。1973年，已經80歲的毛澤東曾評價日本，“是個沒有安全感的國家”。也許，這便是日本衆多問題疊加的根由之所在。
領土狹窄、資源貧乏、文化粗鄙，種種先天不足決定了這個沒有安全感的國家與生俱來的擴張野心和劫掠慾望。早在抗戰爆發前的1927年，日本政府就祕密炮製《田中奏摺》，稱：“如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而比《田中奏摺》坐胎更早的，則是這個國家對一衣帶水的近鄰的原始覬覦，以及按捺不住的佔有衝動。曾憶否，以鑑真東渡爲表徵的中日交好的一頁剛剛翻過，富庶而淵博的大唐在啓迪了島國矇昧的同時，也打開了東洋武士貪婪的胃囊。元末明初以來，倭寇對我東南沿海連年騷擾持續掠奪，可憐當初之上海，亦爲刀俎間備受宰割的魚肉。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索性將海盜式的搜刮擴張爲對大清藩屬國琉球的吞併，將之攫入版圖，更名沖繩。繼而發動甲午戰爭，悍然割佔臺澎，直至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一部中日交往史，可以說筆筆噴火，字字濺血，滿紙嗚咽。
如同歐洲戰場上的希特勒不是丘吉爾一家打敗的一樣，太平洋上的腥風血雨也非羅斯福憑一條殘腿獨自承受。日本的狡詐，在於戰後利用同盟國之間的巨大裂縫，進行選擇性站邊，媚強凌弱，火中取栗。以安倍爲首的右翼政客，更是步其祖宗的後塵，把日本往火坑裏拽。鑑往知來，我們不能不說，和甲午風雲、抗戰硝煙同樣深重的威脅始終存在，能讓強盜雌伏的，決非脣槍舌劍，而是真正將其徹底打趴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