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時代
松岡洋右1880年出生於日本山口縣，這裏被稱爲產生日本右翼政治家的地方。少年時代，因家道中落，隨其兄渡美謀生。
松岡洋右11歲時因家庭破產而飄洋過海，被他的叔父扔在美國海岸上，要他自謀生路，命不該絕的松岡洋右被俄勒岡州波特蘭一家美國人收養，在爾後成長的年代裏，他發奮自強，刻苦讀書。他做過工，當過聽差，爲了賺到學費，甚至臨時做過僕人。這種曲折艱苦的成長經歷，倒是鍛鍊了松岡洋右超乎常人的堅韌毅力與求生技能，他後來成爲極力推動日本侵略的“國民英雄”，也就不足爲怪了。 但後來他在二戰前的作爲，也讓討厭他的美國人給他起了一個“俄勒岡僮僕”的蔑稱。
外交官員
1904年，他參加了外交官資格考試，並以優異的成績取得合格證書。因成績優異而被外務省錄用。雖然他在美國生活了10年之久，並接受了西方教育，但他尊崇天皇，並抱有使天皇的統治遍行於世界的“八弘一宇”的理想。從這時起，松岡洋右活躍在日本外交領域，其活動大致可分爲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04年起到1921年，他在中國任職，被稱爲“大陸派”外交官。1904年松岡洋右作爲領事官候補被派到上海。他被任命爲日本駐上海領事助理。他結識了三井物產上海分社社長山本條太郎。這一時期是日本對上海經濟滲透的重要時期，山本條太郎則是推動日本經濟向上海滲透的主要人物。松岡對山本的見識和能力十分佩服，山本對松岡也刮目相看，認爲他將是擴張日本在華權益的一員“虎將”。
其時正逢日本、沙俄兩個帝國主義國家發動爭奪中國和朝鮮的強盜戰爭——日俄戰爭。1906年，松岡轉任日俄戰爭之後新設立的關東都督府第一任外事課長，爲了確保日軍的勝利，松岡洋右以外交官身份爲掩護，大搞軍事間諜活動，積極爲日本政府蒐集有關沙俄軍隊的情報。1905年，在日俄大海戰開戰前夕，松岡等人偵獲到從金蘭灣北上參戰的一支俄國艦隊的準確動向，隨即電告日本政府，從而使日本海軍在這次海戰中大獲全勝。松岡的表現得到了日本政府的賞識，第二年便被擢升爲關東都督府第一任外事科長。
這時，日本已經通過條約從俄國手中獲得了旅順、大連，設立了關東都督府，松岡洋右擔任關東都督府的外事課長，專門與中國打交道。在此期間，他又結識了滿鐵創始人——日本重要的政治家後藤新平。日俄戰爭後，日本通過《樸茨茅茲條約》、《中日滿洲協約》奪取了俄國從中國強佔的“南滿”各種特權。與此相配合。後藤新平仿照英國東印度公司建立了“南滿鐵道株式會社”。松岡利用他在中國的機會，通過對三井物產和滿鐵的觀察，加上山本和後藤的開導，逐漸形成了“大陸主義”思想。他認爲日本將來的發展離不開對大陸的“開發”、“經營”，而要實現對大陸的“開發”、“經營”，就必須把“滿洲”從中國本土分離出來。滿洲和內蒙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外交、國防上，對日本都是生死攸關的地方。松岡雖然對中國的古老文化十分迷戀，但他卻從不隱瞞對中國政治的輕蔑。辛亥革命時，他親眼看到了清王朝的滅亡和共和政治的誕生，也看到中國許多政治問題原封未動，因而懷疑中國是否能形成一個統一的國家。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當日本統治階級內部就是否出兵西伯利亞、干涉蘇俄革命問題進行辯論時，在外務省供職的松岡洋右就堅決主張出兵。爲了批駁反對者，達到儘快出兵的目的，他甚至越俎代庖，替本野一郎、後藤新平兩任外務大臣起草了一份《意見書》。經過他的搖脣鼓舌，出兵論者終於佔據了上風，導致同年8月正式出兵西伯利亞，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外交界主張對英美協調外交一派佔據了主流地位，松岡洋右就在1921年退出外務省。
滿鐵情報
從1921年到1934年，是松岡洋右活動的重要時期，在這一時期，他被當作日本的“外交英雄”。退出外務省的松岡洋右得到當時爲日本陸軍大將，也是其同鄉的田中義一的推薦，一個月後就進入了“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滿鐵”)———日本對東北進行控制與經營的國家代理機關。
當時的“滿鐵”總裁山本條太郎對松岡洋右極爲欣賞與信任，1924年8月，中國爆發了第二次直奉戰爭。對此應當採取何種政策，日本統治階級內部出現意見分歧。當時任“滿鐵” 理事的松岡洋右，不僅全力支持關東軍的立場，堅決主張實施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還積極進言日本政府，對中國應採取兩面派的手法，“表面上要始終標榜不干涉中國內政”，但在實際操作中“應當排除小型的干涉行動，確立進行大規模干涉的方針”。
以巴黎和會爲契機，要求歸還被日本從德國手裏奪去的青島爲開端的五四運動，轉瞬間發展到全國。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鋒芒指向一切帝國主義，要求收回被奪去的一切權益，當然也包括滿鐵。爲了使日本在這場鬥爭中處於有利地位，決策不出現失誤，進而保住甚至擴張日本在我國東北的權益，松岡洋右認爲圍繞中東鐵路而日益吃緊的北滿形勢，必須加強情報工作，因此他首先在“滿鐵”設置了龐大的情報調查機構。後來，於1923年4月，又將“滿鐵”本社的調查機構進一步擴大，同時將哈爾濱公所升格爲事務所，並增設了哈爾濱調查課(“哈調”)。“哈調”剛剛建立不久，1923年7月至8月，中國方面以武力收回了中東鐵路附屬地。爲解決鐵路歸屬問題，蘇聯政府派加拉罕前往中國進行交涉，經過談判，結果確定以中蘇合資的方式管理中東鐵路，爭議由此暫告一段落。 在中國收回中東鐵路的過程中，“哈調”掌握了詳細的情報，並及時通報給松岡。松岡參照這些情報，仔細分析了北滿形勢及北京政局。在松岡所掌握的情報中，也包括北滿陸軍特務機關的報告，如：哈爾濱特務機關鬆井石根編寫的《赤塔--烏蘇裏鐵路現狀》，駐滿洲里特務機關橋本欣五郎編寫的《採金業在遠東》等。 “滿鐵”本社的調查課成了哈爾濱、奉天、吉林、鄭家屯、洮南和齊齊哈爾等地公所情報的彙集地，成爲名副其實的情報中心。松岡編織的龐大的情報網遍及世界各地，不僅有駐滿洲、北京、上海等地的情報機構，而且還有駐紐約、柏林的事務所。而這些事務所又下設多個分支機構，如上海事務所調查室便下設有南京、漢口、廣州、香港事務所。 松岡洋右大言不慚地說：“滿鐵”雖在日本政府的監督之下，但它作爲“具有靈魂的有機體”已活脫脫像個政府。“滿鐵”東京分社負責瞭解政府內部情況，關於政黨動向等的祕密情報，也要定期向本社通報。“滿鐵”調查課之所以越做越大，主要是活動經費充足，它一方面有“滿鐵”的鉅額收入作保障，另一方面有關東軍的大力支持。爲了報答關東軍的財政支持，“滿鐵”調查課後來乾脆承擔起了關東軍資源調查班的全部工作。
說到“滿鐵”本身的收入來源，主要是指通過運輸滿洲特產大豆以及每年在撫順煤礦對近10萬名採煤華工進行非人道的、殘酷壓榨的勞工制度而賺取的不義之財。在“滿鐵”成立之初的1907年，其利潤僅爲200萬日元，其後則逐年增長，到1921年時，利潤已增加到1000萬日元，1929年的利潤則創記錄地高達4500萬日元。“滿鐵”用從中國榨取的巨大經濟利益，不斷強化並擴大“滿鐵”在滿洲的地位，同時也使松岡洋右把持下的情報調查機構更加有恃無恐、肆無忌憚地在中國展開情報活動。
宣傳侵略
1925年12月，在郭鬆齡武裝反對奉系軍閥張作霖的事件中，松岡洋右再次暴露出其干涉中國內政和侵佔中國領土的狼子野心。他致信日本外務大臣說：“在滿蒙維持秩序和一般的干涉內政，應明確加以區別。我認爲必須把滿蒙與中國的其他領土區別開來，盡我帝國之力維持滿蒙的秩序。”松岡洋右把赤裸裸的干涉內政美化成“維持秩序”，並故意把東北和內蒙古地區與中國的其他地區分割開來，爲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我東北和內蒙古地區的圖謀披上合法的外衣而出謀劃策。1927年，松岡洋右成爲“滿鐵”的副總裁。在這期間，“滿鐵”制定了野心勃勃的鐵路建設計劃，準備通過鐵路控制中國東北，推進日本已經確立的大陸政策。1929年12月14日，在廣島市召開的太平洋調查會議上，松岡在演說說：“爲了替中國趕走賴在東北不走的俄軍，日本向滿洲投入了20億日元的戰費。這筆費用在10年之內，本利就可達60億日元。中國償還這筆錢了嗎?……日本在滿洲還損失了10萬寶貴的生命，這是用金錢換不來的。
田中內閣下臺後，松岡洋右辭去在“滿鐵”的職務，回國致力於政治活動，1930年2月成爲“立憲政友會”議員。兩個月後，他參加了在京都召開的第三次太平洋問題調查會議，在會上，松岡大放厥詞，發表了臭名昭著的《駁中國的滿洲論》的演說，他老調重彈，說什麼“滿蒙是日本國防上不可缺少的”，“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字裏行間赤裸裸地體現了他“侵略滿洲有理”的無恥觀點。他說：“正如以前所指出的那樣，李鴻章是想借助俄國力量打倒日本。現在我不是就此事本身論其是非，只是指出事實。歷史往往是會重現的。中華民國諸公，能向日本做出保證，將來絕不會再出現第二個李鴻章嗎?……其次，以我的歷史觀來看，世界歷史，大多是由國民或人種的所謂盲目衝動的錯綜複雜關係及其反應所形成，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明智力量的作用卻不多。從這一歷史觀來看，斯拉夫民族的重建或復興如任其發展，將會出現比沙皇統治時期更完善、強大的俄國，那時將會以比過去更爲強大的力量向遠東蜂擁而來。毫無疑問，它將再度面向海洋而席捲滿洲。我相信，這種事實必然會出現，而對斯拉夫人的捲土重來，對其兇猛的襲擊，請問中國諸公能向日本保證，中國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守住北部，使日本的存在與國家的安全絕不陷入危機或受到威脅嗎?……總之，對於日本過去在日俄戰爭中所付出的鮮血和財力的犧牲，中華民國諸公將準備給予何種具體而滿意的補償呢?再者，我現在所申明的兩點，即立即與我國國防發生重大關係的兩個問題，諸公是否準備給予保障呢?我懇切地勸告各位，對於這些重大問題，只要不能給予滿意的回答，我相信要解決所謂滿蒙問題的一切嘗試，就是不會有多大進展的”。進而猛烈批評主張與歐美各國進行“協調外交”的幣原喜重郎外相，主張強硬外交，鼓吹用武力解決滿蒙問題。
松岡洋右還在各種場合甚至著書立說來鼓吹自己的侵略擴張思想。他宣揚“滿蒙是日本國防上不可缺少的”的無恥論調，而“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這一句話更是他的“傑作”。
1930年，松岡洋右當選爲日本參議院議員。不久就出版了自己的“傾心”之作——《興亞之大業》一書，公開兜售自己的侵略理論。“興亞之大業”，指“振興”亞洲是日本最大的奮鬥目標，這種“振興”之本質，在書中有明確的定義——松岡洋右在書中聲稱：“何謂興亞之大業?一句話，就是使神武天皇的八肱一宇的詔敕得以實現……即通過對大陸的大規模經營，實現神武天皇這種崇高、宏偉的創業精神。進而由亞洲走向全世界，傳播此種仁愛之皇道。”面對這樣的大業，大和民族的使命就是“挽救”人類，日本就是“東亞新秩序的領導者”、“‘大東亞共榮圈’實際上的盟主”，如果其他國家介入屬於日本勢力範圍的“大東亞共榮圈”的事務，日本將斷然予以阻止。
1931年，在另一本宣傳侵略擴張思想的書——《動亂之滿蒙》中，松岡洋右更是提出：“滿蒙不僅在我國的國防上，就是經濟上，也可以說是我國的生命線……我們要牢固地確保和死守這條生命線。”“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這一“名斷”即出自此處。而實際上，關東軍也是打着“保護日本生命線”的旗號，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侵佔了中國東北。
國民英雄
1931年，日本關東軍在瀋陽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並迅速出兵佔領了東三省。當時的國民政府採取“不抵抗”的政策，向國際聯盟提出“申訴”，期望國際聯盟能夠主持公道。11月21日，國際聯盟大會通過了組織調查團的決議。翌年1月，國際聯盟調查團正式成立，由英國人李頓伯爵任團長。調查團經過半年多的調查活動，於10月公佈了《國際聯盟調查報告書》。報告書雖然肯定“東三省爲中國之一部”，但又承認“日本在滿洲的利益”，結果竟提出一個對中國東北實行“國際共管”的方案。1932年10月11日，國際聯盟在日內瓦召開國際聯盟大會，討論李頓調查團的報告。日本齋藤實內閣決定派松岡洋右作爲首席全權代表率團前往。而在此前的9月15日，日本政府已正式承認了僞滿洲國，這等於告訴松岡絕不妥協。松岡便帶着這一“尚方寶劍”，前往日內瓦參加會議。
在國際聯盟大會開會期間，日本國內就“滿洲國”問題召開了舉國一致、各派聯合的聯絡員大會，並致電松岡，激勵他“排除一切妥協，堅決貫徹初衷”。隨後又於1933年2月7日在日比谷公會堂召開了“對國際聯盟的緊急國民大會”，並由東京中央廣播電臺轉播了實況。此次大會通過了“帝國應立即退出國際聯盟”的決議，並遞交給齋藤實首相和內田康哉外務大臣。日本政府接到決議後遂於2月21日決定召回出席國際聯盟的日本代表團。與此同時，聯合會又策劃召開了名爲“國民奮起大會”的大集會，通過如下決議：謹向天地神明宣誓：爲了世界和平，宣揚全體國民強烈的意願，堅持帝國國是，促成滿洲國建國大業，切望立即退出國際聯盟。
當天，身在日內瓦的松岡洋右便收到了這一決議的全文電報。松岡對此心領神會。1933年2月24日，在國際聯盟大會上，松岡作了不改初衷的最後演說。此後，大會對李頓的報告書進行表決。在當時57個參加國代表中，有45國的代表出席。記名投票的結果爲，贊成票42國，反對票1國，即日本，泰國棄權，智利未參加投票。大會主席宣佈：“大會通過李頓報告書。對‘滿洲國’不給予事實上或法律上的承認。” 聞聽這一結果，松岡立即宣讀了事先準備好的宣言書：“日本締造了滿洲國，這對維護東方和平至關重要·······目前沒有人看到其中的意義，但是30到50年後，世界會認識到日本是正確的。日本就像耶穌一樣被釘在十字架上，但像他一樣被拯救····日本有朝一日將被拯救····我們準備被釘在十字架上····但是我們確信，而且堅信，幾年後世界的看法會改變;就像世人理解基督一樣，我們也會得到世人的理解。”[1] 隨後便趾高氣揚地率日本代表團離開了會場。
後來日本內閣會議於1933年3月8日又正式作出了退出國際聯盟的決定，27日，將退出國際聯盟的通告通知國際聯盟祕書長，並頒佈退出國際聯盟的天皇詔書。松岡洋右離開日內瓦後，首先取道羅馬，他這個法西斯國家崇媚有加，說什麼在那裏沒有乞丐，街道整潔，社會秩序安定”。接着會見了法西斯黨魁、他心中的偶像——墨索里尼。他對墨索里尼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在一次演講中說：“一人之去留而定國家之興亡，這在過去只是傳說，但是各位如果想看到現實的話，就請到意大利去吧!”然後輾轉倫敦，隨後又去了美國，在華盛頓，會見了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4月27日，松岡乘淺間丸抵達橫濱。《東京日日新聞》發表了《歡迎松岡全權代表》的長篇文章，讚揚他爲“凱旋將軍”。其他各大報也都把松岡捧爲“國民英雄”，並把松岡退出國際聯盟的行動稱爲日本“自主外交的里程碑”。
三國軸心
第三階段，所謂的“松岡外交”時期。對日本來說，松岡洋右的最大“功績”是在日本與德國、意大利的三國防共協定的基礎上，大力推動建立了日、德、意三國軸心。
松岡洋右從日內瓦回國後不久，1935年8月再次回到“滿鐵”，擔任第13任總裁。他進一步擴大了“滿鐵”的情報調查機構。在“滿鐵”內設核心機構“大調查部”，使調查人員增至2125人，調查經費預算高達800萬日元。在原有政策基礎上，松岡又積極配合日本對全中國擴張的計劃。他對外交仍念念不忘，對“妥協外交”極爲不滿，聲稱應將外務省敕任官以上的官員全部解職。
這一時期，希特勒的納粹德國也脫離國聯，於是，在國際上採取孤立政策的日本與德國迅速接近。但1939年8月，德國與蘇聯締結了互不侵犯條約，這使當時的內閣首相平沼騏一郎受到很大沖擊，以致提出總辭職。此時松岡已辭去“滿鐵”總裁職務尚未任其他公職。聞知此事，一向不甘寂寞的他禁不住又發出了一些感嘆，他說：“德國善於利用別國滿足自己的慾望，即使違約也不幹被他國利用的蠢事。和他們接近的國家，幾乎無一例外都上過當。”
1940年7月，近衛文麿內閣邀松岡洋右擔任外務大臣。松岡洋右提出必須對外交政策有決策權，得到了近衛的認可。對此人事任命，“內大臣木戶幸一及近衛周圍的其他人大多反對，昭和天皇也反覆勸近衛多加考慮”。昭和天皇曾問前來晉謁的近衛首相:“可能會陷入極大的困境和黑暗之中。你有這種準備嗎?”表示了對前途的憂慮。有分析認爲，近衛之所以堅持任命松岡，是因爲在《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義》的論文中自己所闡述的“國際秩序構想”與松岡的外交政策在國際感覺上存在着共同點。敕令下達後的7月19日，近衛在私邸“荻外莊”召見松岡以及擬分別就任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的東條英機和吉田善吾，協商加強日德意軸心關係。即便已“入木三分”地看透了德國，松岡在上任後，仍迫不及待地尋求與德意的結盟，看來，自認老道的他非常自信不會裁在德國人手裏。松岡洋右在在8月1日上任後的記者招待會上首先提出要建立日、滿、華一體的“大東亞共榮圈”。並明確表示共榮圈包括法屬印度支那和荷屬東印度。按他的解釋，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就是以“皇道的根本精神”爲指導原則，建立以日本爲盟主的經濟集團，它應用在國際關係上就變成了八竑一宇的國家主義，他還宣稱：“日本正在擴張，試想有哪個正在擴張中的國家沒拿它的鄰國開過刀?問問那些美洲印地安人和墨西哥人吧，看看年輕的美利堅合衆國在多年以前是怎樣殘忍地折磨他們的。” 實際上這不僅是松岡的個人想法，也代表了當時日本政府的亞洲觀。就在松岡在記者招待會拋出“大東亞共榮圈”構想的當天晚間，他就與德國駐日大使奧托會談，試探德國對締結日、德、意三國同盟的意向。松岡的如意算盤是，形成三國同盟，不僅可以抵抗美國在東亞的強大壓力，而且能促使歐亞大陸東西兩端建立“新秩序”。以此爲基礎，進而邀請蘇聯也加入日、德、意聯合體系，到時就會出現歐亞大陸新體制的強大勢力集團，並可與以英、美爲中心的西半球保持對峙。
帶着自己的“美好構想”，松岡開始爲締結三國同盟而奔走呼號。1940年9月19日，日本召開了最後決定日本對三國同盟態度的御前會議，會上，軍令部總長伏見宮博恭王質問說，三國同盟“對於日蘇邦交的調整有多大作用”?松岡回答說：“對於日蘇邦交的調整，德國有意充當中間人。這是因爲日蘇邦交的調整，對德國也有利，所以他們希望充當中間人。去年，德蘇締結互不侵犯條約時，德國外長向斯大林問起‘日蘇邦交將來如何’，斯大林回答說：‘日本想和，我也願和，日本想戰，我也要戰。’由此可以斷定，蘇方頗有意於調整日蘇邦交。我認爲德國方面沒有任何阻礙，因而我想能夠較容易地進行這種調整的。”
在此次會議上，樞密院議長原嘉道對於三國同盟可能致使日美關係惡化表示了擔憂，松岡對此解釋說：“現在美國對日感情已惡化到了極點，不是一般的討好所能恢復得了的。我們只有採取堅決的態度，才能避免戰爭。” 有些認爲他與美國友好的老朋友感到不解，松岡對他們說，這是避免與美國開戰的好辦法。他對他的大兒子說：“只要你堅定地站着，開始反擊，美國人就會知道，他是在同一個男子漢講話，然後你們兩個就像男子漢對男子漢一樣談話。”他認爲，只有他自己才真正認識美國。松岡的外交就是建築在這樣危險賭博的基礎上。果然，1940年9月26日，美國宣佈禁止向日本出口日本爲製造武器而大量採購的廢鋼鐵。 松岡當時非常自信，認爲把賭注押在三國同盟上，不僅可以調整日蘇關係，而且可以有效地對抗英、美。他曾對祕書官加瀨俊一充滿自信地說:“除了憑藉三國同盟打開局面外別無方策。但是最終目的是調整日美關係。你就等着看吧。”松岡當時曾向其心腹好友齋藤良衛博士透露說：“我想與之握手的真正對象，不是德國而是蘇聯。與德國握手，只不過是爲了與蘇聯握手創造條件。自德蘇兩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以來，兩國關係極爲良好，所以通過德國的斡旋，日蘇關係調整有了可能。若以德、蘇爲友，任他什麼美國、英國都不會考慮與日本開戰。”爲了排除異己，松岡洋右更換了40名大使與公使，清洗了外務省中的親美英派，爲進行三國聯盟打下基礎。1940年9月27日，日德意三國同盟簽字。松岡洋右在東京招待德國與意大利大使及日本政府要人，舉行盛大的慶祝會。第二年3月，松岡洋右訪問德國柏林，專門拜訪希特勒。同時，他竭力提倡“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論，把日本的外交政策與日本法西斯的對外擴張政策緊密地結合起來。而從1940年起擔任日本外相的這段時間，他被稱爲推行“我行我素”的獨立外交的外相。
結交蘇聯
日本期望着德國發揮調整對蘇關係的“中間人”的作用。此前，日蘇兩國曾進行過締結中立條約的談判，是通過駐蘇大使東鄉茂德在莫斯科進行的，即將達成協議。可是松岡爲了先締結三國同盟條約，召回了東鄉大使，使談判暫時停止。在三國同盟建立後不久的10月末，松岡以建川美次爲新的駐蘇大使，爲締結日蘇互不侵犯條約進行交涉。但是，這一交涉未能實現，因爲蘇聯提出不能放棄對南庫頁島和千島羣島的主權，談判遂因此而擱淺。
在松岡調整日蘇邦交尚未取得成果之際，德蘇關係反而惡化了，傳說德蘇有開日德意三國同盟簽字儀式戰的可能。爲此，1941年3月，松岡開始了他的歐洲之旅，目的是證實一下德蘇即將宣戰的真相，並想一舉完成日蘇邦交的調整。松岡乘火車橫越西伯利亞，首先來到莫斯科。3月24日，對蘇聯政府強調日蘇合作之必要。松岡的如意算盤是，在訪問柏林、羅馬兩軸心國首都與希特勒、墨索里尼會見之後，歸途再次訪問莫斯科時，時機將會成熟，對日蘇邦交的調整等問題應當能夠有所進展。
在柏林，松岡聽到曾向他提出簽訂“四國聯盟”這個主意的裏賓特洛甫說：“怎麼能在這個時候簽訂這樣一個條約?請記住，俄國是從不白給東西的。”但松岡的熱情並未減退;日本駐德國大使大島浩私下告訴他，德國和蘇聯可能不久就要開戰，但他還是那麼熱心。甚至在他離開柏林前往莫斯科的途中，得悉德國已入侵南斯拉夫時，但松岡仍決定賭他一把，先實現日蘇邦交調整再說。對他的祕書加懶俊一說：“與斯大林簽訂的協定已在我口袋中!”因此，1941年4月7日在返回途經莫斯科時，本來有所猶豫的蘇聯政府由於擔心德蘇戰爭爆發接受了松岡的提議。4月13日，《日蘇中立條約》在克里姆林宮簽字。當時，在慶祝簽字的宴會上，斯大林和松岡相互擁抱，高興地說：“你與我，都是亞洲人。”松岡向斯大林敬酒，並說了一些其他外交官不可能說的話。“條約已經簽訂了，我不說謊，如果我說謊，我把腦袋給你。如果你說謊，那我一定會來取你的腦袋。”斯大林沉下臉來反駁道：“對我國來說，我的頭是重要的。你的腦袋對你們國家也是重要的。所以，我們都小心地讓腦袋長在肩膀上吧!”這番話弄得松岡很尷尬。此後，斯大林和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維奇·莫洛托夫外長一起親自趕到莫斯科車站爲松岡送行，同已進入車廂又特意走下車來的松岡相互擁抱，再次說“咱們都是亞洲人”，表現得十分親熱。 這的確是閃電外交，不論國內外的新聞界，對此都目瞪口呆。日本報紙上紛紛發表社論，讚揚松岡外相的“功勞”，並對條約給予很高的評價。松岡洋右一時又成爲日本政壇的風雲人物。
外交絕路
就在松岡洋右因“成功”出訪德國、意大利和蘇聯而得意忘形之際，日本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在近衛首相的授意下與美國國務卿赫爾就“日美諒解案”進行了會談，1941年4月18日外務省將該案向政府和大本營作了通報。陸軍方面表示“原則上接受”。美國企圖以“日美諒解案”使日本脫離三國同盟，這對松岡外交無疑是一個嚴重的打擊。有關“諒解案”的報告，松岡是在從蘇聯回國的途中看到的。松岡對此感到十分憤慨，因爲他對此事全然不知，近衛首相從未向他透露過風聲。他悲哀地意識到，日本外交上出現的兩種聲音說明他這個外相已被架空了。懷着對近衛在重大時刻廢棄外交一元化的約定的極度不滿，松岡對前來機場迎接他的近衛首相和大橋忠一外務次官等表示出了少有的冷淡。據說，在機場上當近衛伸出手來和松岡握手時，松岡犯了禮儀上的大忌，竟伸出自己的左手。松岡在莫斯科爲了向來到月臺的斯大林致謝從車上走下來時，右手指稍微擦傷一點，包紮了一塊紗布。人們認爲這是松岡故意拒絕與近衛握手的一種姿態。在近衛迎接松岡的一瞬間，兩人之間原有的信賴感和尊敬心情突然消失，彼此不信任和輕蔑之情油然而生。
外相松岡反對科學家特工巖畔豪雄大佐同美國進行談判的努力，他把協定草案一事通知了希特勒，並在等待希特勒的意見。松岡向德國大使奧特將軍保證，如果美國參戰，日本肯定也要參戰。儘管如此，希特勒還是懷疑松岡。他對墨索里尼說，松岡是個天主教徒，但也向異教的上帝獻祭，“可以得出結論，他是既有美國聖經傳教士的虛僞，又有亞洲日本人的狡猾”。1941年5月8日，松岡拜謁天皇說，如果美國加入歐戰，日本應該支持軸心國，進攻新加坡。他預言，在華盛頓的談判將一事無成，如果談判竟能成功，那也只意味着要犧牲德國和意大利才能安撫美國。“如果發生這種情況，我恐怕不能在內閣留任。”6月21日，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終於對日本的提案作出了正式的回答：“日本必須放棄三國同盟條約。”此外還拒絕了日本提出的一些其他要求。近衛及其內閣對美國的答覆甚爲震驚。尤其使松岡激怒的是，科德爾·赫爾在答覆的同時還發表了一篇口頭聲明。大意是說，近日來，某些日本官員發表的公開言論似乎成了談判道路上無法克服的障礙。松岡認爲這是對他進行的人身攻擊，並把它作爲完全停止華盛頓談判的理由。
1941年6月22日，由於德國背信棄義地對蘇聯發動了突然襲擊，導致德蘇戰爭爆發。受此影響，日本的國際環境急劇複雜化，日美關係開始日益惡化。此時，在大本營和政府聯席會議上，就“是南進還是北進”分成兩派，進行爭論。松岡雖不主張對美開戰，但也主張南進，攻擊新加坡，以迫使英國加速投降，支援德國。可是，在6月30日的聯席會議上，松岡突然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摒棄了南進論，轉而採取了北進論，他堅信德國能迅速擊敗俄國。他建議日本立刻進攻西伯利亞，推遲南進。昭和天皇感到驚異，因爲這個方針意味着朝兩個方向擴張，松岡力主進攻蘇聯的意見，遭到了以陸相東條英機爲首的軍方的強烈反對。鑑於張鼓峯和諾門坎事件的教訓，東條不主張急於同時與蘇聯和美國開戰。海相及川古志郎也說，同時與兩國海戰，實屬困難。“爲了這種局面，不要叫我們既進攻蘇聯，同時又南進。海軍目前不想惹蘇聯。”松岡說：“在德國消滅蘇聯後，我們不能坐享其成。”然後，他說了一些與外相身分不相稱的話。“我們要麼是流血，要麼就開展外交。我看還是流血好些。”第二天，他進一步闡述他的論點。他間道：“南邊重要，還是北邊重要?” 陸軍參謀總長杉山元回答道：“同樣重要。我們正在靜觀時局如何發展。”頭腦伶俐、脾氣暴躁的陸軍參謀次長冢田攻說：“一切取決於時局。我們不能齊頭並進!”松岡又找東條進行爭辯，他說，根據德國的通報，俄國的戰事不久就會結束，英國在年底前也得投降。“如果我們在德國擊敗蘇聯後再着手討論蘇聯問題，在外交上我們將處於不利地位。假如立即進攻蘇聯，美國就不能參戰。”他堅信能用外交手腕拖住美國3個月到半年。“如果我們像統帥部建議的那樣坐等結果，我們就將受到英國、美國和俄國的包圍。我們必須先北進，然後南進。……”他像開了閘的河水，滔滔不絕他講下去，直到他看見他的話毫不發生作用時，方纔罷休。最後松岡以挑釁的口吻說：“本人的預言從來沒有不應驗的。現在我預言，如果戰爭從南面開始，英、美兩國必然參戰，不然我們走着瞧吧!”
爲了清除松岡對軍部政策的干擾，有人建議近衛首相立即把他免職。但是，近衛卻不想與松岡鬧翻，因爲松岡在與希特勒和斯大林會談後，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還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近衛決定找個藉口把松岡搞掉，他要求全體閣僚集體辭職，然後重新組閣，起用豐田貞次郎海軍大將成爲新的外相。他於16日6時30分召開內閣非常會議。近衛提出這個建議，沒有人反對。松岡抱病在家。 這樣，這位日本外交史上最能言善辯的人物的暴風雨般的生涯就宣告結束了。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齋藤良衛博士拿着日美交戰新聞來到千谷松岡私邸，松岡病容憔悴，眼含淚水對齋藤說，現在越發痛感締結三國同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策。他主張建立三國同盟的目的是防止美國參戰。但事與願違，三國同盟竟成了太平洋戰爭的遠因。
死不悔改
頑抗到底的甲級戰犯1945年8月初，美軍在日本廣島、長崎先後投擲了兩個原子彈，接着蘇聯又對日宣戰。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日本天皇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準備無條件投降。當時，陸相阿南惟幾與其他的死硬派軍國主義分子反對投降，主張打到底;甚至準備發動軍事政變。松岡洋右則堅決站在阿南一邊。他本來因肺結核已臥病不起多年，但當時竟以有病之身，四處活動。他到處鼓吹“絕不能向美國示弱”，並參與了軍部少數死硬分子策劃的未遂軍事政變。8月13日，松岡洋右在訪問皇族東久邇宮稔彥王時，對準備向盟軍投降的鈴木貫太郎內閣進行激烈的攻擊，並強調說：“挽救我國唯的一道路，就是下定決心把戰爭繼續下去，進行本土決戰，以便置之死地而後生。”
然而，無情的歷史車輪碾碎了松岡等人“打到底”的夢想，日本終於在1945年8月15日宣佈無條件投降。戰犯們的末日來臨了。不久，盟軍總司令部公佈了戰犯名單，松岡洋右等被定爲甲級戰犯。11月19日，盟軍總司令部通過電臺，播送了逮捕松岡洋右等甲級戰犯的命令。 松岡聽到這個廣播後，感到自己罪責難逃，頹喪地對他左右的人說：“現在已發出了逮捕令，也許我將被判處死刑”，“既然失敗了，這是必然的，要是在過去，也許還將罪及九族呢!”
但是，直到這時，松岡仍拒不認罪，堅持頑固到底的立場。被捕前，他的兒子擔心他在獄中受苦，悄悄把一包毒藥塞到他手裏，示意他自殺。但松岡拒不接受，說：“我不要這種東西，自殺是怯懦的表現，我決不自殺。我不爲自己蒙受侵略合謀的污名而悲嘆，因爲締結三國同盟絕不是爲了侵略。”松岡洋右直到死仍在堅持這種拒不認罪的態度。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受審時，他甚至還用英語說自己是“無罪”的。受審期間，松岡洋右因病住進了美軍醫院。1946年6月27日，松岡在病中死去，時年66歲。松岡憑着病死逃過了國際軍事法庭對他的最後審判，但他所犯下的累累罪行，罪責難逃，死有餘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