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明治33年)5月 -陸軍中央幼年學校畢業，1901年11月22日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13期步兵科(722人中第18名)，翌年6月23日授予步兵少尉軍銜，任步兵第36聯隊附。日俄戰爭歷任步兵第36聯隊大隊副官，步兵第18旅團副官。中央陸軍幼年學校生徒隊中隊長。1909年12月3日畢業於陸軍大學校第21期(55人中第9名)。1910年(明治43年)12月參謀本部附勤務，1911年(明治44年)3月參謀本部部員，1914年(大正3年)8月第1師團兵站參謀，陸軍少佐參謀本部部員，1916年(大正5年)5月參謀本部附，8月步兵第35聯隊大隊長，1917年(大正6年)5月參謀本部部員，1919年(大正8年)7月 -陸軍中佐。8月步兵第32聯隊附(歐洲出差)，瑞典公使館附武官，參謀本部庶務課高級課員，步兵第67聯隊長，陸軍省高級副官，1927年7月26日晉升陸軍少將。步兵第39旅團長。朝鮮軍參謀長，陸軍省人事局長(九一八事變)，支那駐屯軍司令官，第8師團長，教育總監部本部長。1934年4月29日授予勳一等旭日大綬章，1937年2月2日就任林銑十郎內閣陸軍大臣。參謀本部附，軍事參議官兼東部防衛司令官(七七事變)，1938年6月30日晉升陸軍大將。朝鮮軍司令官，軍事參議官(太平洋戰爭爆發)，東部軍司令官，1943年5月2日轉入預備役。後曾任軍事保護院總裁。1947年8月29日去世。曾獲四級金鵄勳章。長子陸軍中佐中村雅郎(陸士44期，陸大51期)，女婿陸軍大佐高澤修平(陸士39期，陸大47期)。
中村孝太郎和今村均以及南京大屠殺時的第10軍參謀長、戰後被荷蘭人斃了的田邊盛武中將娶的都是陸軍少佐千田登文的女兒。二·二六事件時中村正是教育總監部本部長(教育總監部的第二號人物，相當於陸軍次官或參謀次長的地位)。在渡邊錠太郎大將被殺之後的幾天裏代理了教育總監的工作。第二年廣田弘毅內閣倒臺，大命降下由林銑十郎組閣。這個林內閣可謂是節省人力，兼職一串。林銑十郎自己就是首相兼任外務大臣和文部大臣，他的石川縣同鄉伍堂卓雄任商工大臣兼鐵道大臣。本來陸軍大臣預備讓關東軍參謀長、石原莞爾的盟友板垣徵四郎當。結果由於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無法容忍後輩阪垣爬到他頭上當陸相堅決反對而未果。這倒便宜了與林首相是石川縣老鄉的中村孝太郎，讓他榮升了陸軍大臣。可惜的是中村運氣不太好，當上陸相剛四天就開始發燒，又過了幾天診斷出是挺嚴重的腸傷寒，不得不辭職。從就任到辭任總共8天，成爲日本陸軍歷史上在任時間最短的陸軍大臣。
陸軍士官學校13期生。同期生有建川美次、林圭、福田袈裟雄、三宅光治、堀丈夫。
陸軍大學校21期生。同期生有寺內壽一、植田謙吉、西義一、古莊幹郎、香椎浩平、建川美次、林圭。
蘇軍進入山嶺
1938年7月(第一屆近衛內閣)上旬，蘇軍進入山嶺地帶。這時正是日軍攻打漢口的前夕，爲了避免與蘇聯的衝突，朝鮮軍司令官小磯國昭採取不訴諸武力的方針。
關東軍從2月起着手準備對蘇作戰，並提出所用戰費最好從中國事變費中支出。在此之前，還命令參謀遷政情等人前往現場視察，同時將其強硬主張上報大本營和朝鮮軍。這是因爲關東軍在幹岔子事件中信心大增。陸軍自中國事變以後，以戰線擴大爲藉口，要求支付龐大的臨時軍費，以建立裝備完善的51個師團。四年半期間，軍費已增加到6萬億日元以上，其中一半消耗於中國戰場，其餘用在以後的擴充軍備，包括對蘇作戰的費用。
要求蘇聯撤軍
大本營的外交談判方針是要求蘇聯撤軍。爲預防萬一，又命令靠近這一地區的朝鮮軍第19師團(尾高中將)出動。該師團常駐朝鮮北部，其使命是準備對付蘇聯，而不是對中國作戰。
但是，大本營突然改變方針，企圖試探蘇聯約態度，即打算耍弄危險把戲。大本營認爲，“在這樣狹窄的地帶，無法出動大批軍隊，因而不會導致大規模的戰爭。即使整個師團覆滅也無關緊要，這正是向蘇聯顯示日本實力的大好時機。”然而，倒黴的只有士兵及其家屬。
執意戰爭
海軍反對陸軍的做法，認爲漢口登陸作戰需要大批軍艦護衛，以保證武器和兵員的運輸，因此要避免同對手玩弄危險的遊戲。陸軍置之不理，執意打一場有限戰爭，即只動員一個師團，而又不向蘇聯境內追擊。陸軍大臣板垣和參謀總長閒院官都表示贊同。閒院宮對天皇說：“必須以武力奪取那個有爭議的地區。”同時還提醒說：“陛下如不批難，當然不能行動。”而宮內大臣湯淺卻對天皇說：“從大局來看，目前不應同蘇聯交戰。”天皇問道：“即使我不同意，他們仍要獨斷專行，怎麼辦?”湯淺回答;“這樣就無法控制陸軍。若引起戰爭，不知日本的命運將會如何，實在令人擔憂。”天皇說：“大概不到這種地步，陸軍是不會醒悟的。”擺出一副旁觀者的姿態。天皇是陸軍大元帥，眼看着部下將國家拖入危險的境地，卻仍任其胡作非爲。作爲大元帥，應該說這是極不負責的。元老西園寺對祕書原田談道：“陛下的看法似乎很不對頭。對陛下來說，眼下需要的是堅決不予批准。萬一對蘇聯使用武力而引起戰爭的話，近衛(首相)最好辭職。”(《西園寺公和政局》第7卷第50頁)
日天皇批准
板垣和閒院宮爲獲取天皇批准而進宮。宇佐美侍從武官長傳達天皇的旨意說：“如爲奏請使用武力而來，我則毫無贊同之意。”後經再三請求;天皇才接見了他們，並問道：“你們同有關的大臣協商得怎麼樣?”板垣回答：“外務大臣(宇垣)和海軍大臣(米內)都贊成。”實際上，在此之前天皇已得知外務大臣和海軍大臣是“反對使用武力”的。因此，天皇大爲震怒，正言厲色地說：“陸軍的做法太不像話。九一八事變時在柳條溝也好，後來在盧溝橋也好，完全不服從中央的命令，在當地獨斷專行。作爲朕的軍隊，竟然屢次採取不應有的卑劣手段。今後沒有聯的命令，不能動一兵一卒。”(《西園寺公和政局》第7卷第5l頁)
據外務大臣宇垣的記載，在他奏請和平處理這一事件的第二天，閒院宮上安天皇，請求批准向蘇聯邊境派兵。天皇看到奏摺後扣壓下來。沒有批覆閒院官。奏摺的內容是，命令朝鮮軍師團和關東軍的兩三個師團駐防於“僞滿洲國”東部邊境。在奏摺末尾的“備考”中奏明：“有關今後這些部隊的調動，請委任參謀總長負責。”如果天皇就這樣批准奏摺，那麼，按照“備考”的要求，對蘇作戰等重要權限將交給參謀總長，統帥權也將由參謀本部掌握，從而剝奪了天皇的權限。這樣重大的事情竟未寫入正文，而放在“備考”之中，顯然是想用障眼法騙取批准。事後，宇垣感動地說：“陛下不予批准，真是英明。”軍隊企圖奪取天皇的統帥權，策動大規模戰爭，而天皇處事謹鎮，沒有勿忙批准，這一點是引人注目的。
大本營命令日軍從衝突地區撤退，而師團長尾高率領部分士兵固守不動，打算依據《軍隊內務令》獨斷專行。
違背了天皇的旨意
7月29日，10名蘇軍士兵到張鼓蜂以北兩公里處構築工事，尾高下令進攻，蘇軍坦克隨即出動。尾高不向大本營報告，擅自命令佐藤聯隊出擊，攻佔山嶺地帶，完全違背了天皇的旨意。可是，天皇聽到參謀次長多田駿的報告後，一反常態地命令說：“事已至此，無可奈何。望前線將士堅守邊界，切忌越軌行動!”(參謀本部作戰課長稻田正純：《同蘇聯遠東軍的決戰》，見理性特集《昭和祕史》)也就是說，天皇高興地承認事態的發展，向多田表示滿意日軍的行動。“事巳至此，無可奈何”，這是天皇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的一貫態度，因爲事態的發展有利於日軍。天皇既然違背了自己的方針，那麼不管勝敗，都無意恢復原狀。如果事情進展順利。雖道各國反對，但只要不使用武力，天皇就心滿意足了。這種態度助長了陸軍的氣焰，也養成不重視天皇的習慣。
大本營獨斷
由於上述原因，大本營承認了尾高的獨斷。戰鬥進入第二階段，蘇軍開始炮擊，從8月2日起，又以坦克、重炮進行反擊。日軍按照大本營的命令，未向蘇聯境內推進，全力堅守防線，傷亡慘重。危險把戲的災難落到了士兵的頭上。6日，蘇聯出動兩個師大舉反攻，日軍傷亡超過1400人。這是戰敗後公佈的數字，陸軍發表的數字比這個少得多;軍部慣用的伎倆是誇大敵方的損失，縮小自己的損失，以便矇騙國民。
《停戰協定》
大本營甚至預感到整個師團將要覆滅，決定調關東軍主力進駐“蘇滿邊境”，牽制蘇聯。可是，這時正在中國進行着大規模的戰爭，無力擴大對蘇作戰。大本營最終放棄原來的打算，並在莫斯科簽署了《停戰協定》。在這一事件中，日軍對於蘇軍的方針即“如果國土遭到侵犯，將不斷投入大量兵力”有了切身的體會，而且還取得經驗，如果自己一方不投入大量兵力就會遭受重大損失，也就是說，若以兒戲般的兵力挑起戰爭，那就絕對不能取勝，而且損傷定會慘重。但是，實際上日軍並沒有從中吸取教訓。
通過交戰地區的停戰談判，日軍將堅守過的山嶺地帶交還蘇聯，然後撤退。早知如此，當初不打豈不更好。應該說，爲死守這一地帶而白白死撐的士兵是最悲慘的。
影響
當時日軍參謀本部及部隊的指揮官們認爲，這是蘇聯在外交上、軍事上支援中國抗日，用軍事行動，直接牽制日軍向中國內地的武漢、廣東發動進攻，以圖繼續增強蘇、中兩國關係和進一步鼓舞中國的抗日信心。
但日本戰史叢書寫道：張鼓峯事件結果證明，“蘇軍並無大舉出動之意，於是得以消除後顧之憂，實施對華作戰。”(日《大本營陸軍部》第一冊，朝雲新聞社1969年版第561頁)
曾任日軍參謀部俄國科科長的林三郎後來回憶道：“現在看來，認爲斯大林寧可使蘇軍流血犧牲也要拽日軍‘後腿’的看法，似乎過高地估計了中蘇關係的密切程度。”(林三郎《關東軍和蘇聯遠東軍》，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頁)不過蘇聯在此役中的戰損深具意義，因爲日軍從對蘇軍的交戰結果中認爲蘇軍實力不濟(拼刺刀中1名日軍受傷換得28名蘇軍受傷)，蘇軍792人陣亡3,297人受傷日軍526人陣亡914人受傷。關於再次交戰請見隔年(1939年)的諾門罕戰役。蘇軍的慘重損失使得斯大林遷怒於布留赫爾元帥，他後被逮捕處死，有說法稱是被酷刑至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