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民族解放鬥爭史上，印度甘地領導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具有重要的地位，而對“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準確、全面理解，有助於提高我們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理解歷史的能力。我們可以從鬥爭性、策略性和軟弱性三個方面來理解“非暴力不合作運動”。
第一：鬥爭性、革命性。從歷史背景上看，由於受到英國長期的殖民壓榨、剝削，印度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受到種種的壓制，民族資本主義和英國殖民統治者之間，印度民族和宗主國英國之間存在着尖銳的矛盾。從西方殖民者踏上印度這塊具有悠久文明底蘊的美麗土地起，印度人民就開展了各種形式的反對殖民主義的鬥爭。領導着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國大黨及其領袖甘地代表着印度民族資產階級利益，雖然印度的民族資產階級比較弱小，但它所處的地位必然決定了這場運動的強烈的革命性和鬥爭性。我們在認識這場運動時應該首先看到這一點，革命性和鬥爭性是第一位的，在當時具有積極意義。
第二：策略性、現實性。首先表現在鬥爭的手段是“非暴力”，面對強大的敵人，甘地提出的惟一斗爭武器就是堅持真理與非暴力。用甘地的話說，真理是神，非暴力則是追求真理、即認識神的手段，甘地認爲這是強者的武器。這種抽象而富有神祕色彩的學說看起來令人費解，但它卻包含着重要的政治內容，具有較大的實用價值。因爲在印度這樣一個種族混雜、宗教信仰多樣、種姓隔離和英國實行分而治之政策的殖民地國家，“真理是神”實際上是把印度各種各樣的宗教信仰“衆神歸一”，把宗教的神與現實中的理想揉和在一起，用人民大衆熟悉、瞭解的語言和形式，喚起人們在真理的旗幟下不分種族、宗教、教派、種姓團結起來。這無疑是印度資產階級藉以宣傳羣衆、組織羣衆、吸引羣衆參加反英鬥爭的有效武器。同時因爲它提倡非暴力，不僅適應了英國殖民統治下人民被剝奪了武裝的權利，一直受宗教成見麻痹的現實，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被披着議會民主制外衣、富於統治經驗的殖民者接受;不僅能發動羣衆，又能始終把羣衆運動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內，因而很適合在“一戰”和十月革命後印度民族獨立運動蓬勃興起，無產階級世界革命高潮來臨的時代條件下，印度民族資產階級既希望利用羣衆的反帝鬥爭以實現自身的政治經濟目標，又要防止工農運動的深入發展危及其自身利益的需要。印度現代民族解放運動雖歷遭挫折，卻歷久不絕，並最終迫使英國殖民者撤出印度，應該說，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在這一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表現在鬥爭提出的目標上，首先是“自治”，在以後的“非暴力”運動中逐漸提出“獨立”;所謂“自治”就是在隸屬於英國統治的情況下，民族資產階級行使一些權力。這不能簡單理解爲它的妥協性。從當時的情況來看，英國在印度殖民統治了半個多世紀，殖民機構基本穩定。而且印度是大英帝國在遠東的殖民中樞，殖民統治力量相當強大，要一下子實現“獨立”是不現實的，更容易遭到英國殖民當局的反對。而“自治”比較現實，相對而言，它比較溫和，容易被英國接受。而隨着英國自身力量的衰弱、印度民族資產階級的壯大，在第二、第三次“非暴力”運動中逐漸提出了完全“獨立”的口號。這種由“自治”到“獨立”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實事求是的精神，在當時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第三，軟弱性、妥協性。當然，甘地把非暴力作爲宗教信仰和不可更改的原則，明顯地具有種種弊病和缺陷，對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產生了一些消極影響。如絕對的非暴力不可能實現;貶斥一切暴力，給羣衆運動制定清規戒律，不準越雷池一步，必然束縛羣衆的積極性;如果只要發生暴力就停止運動，必然挫傷士氣，喪失革命時機，延長革命過程;羣衆性自苦和自我犧牲，總有時間和環境的侷限性;在反革命暴力的鎮壓下，徒手的抵抗只能做無謂的犧牲;非暴力的宗教色彩迎合了羣衆的矇昧落後意識，不利於羣衆的真正覺醒;非暴力正是這次運動的偉大之處，也是20世紀以後全球羣衆運動和社會革命的最主要特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