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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時期的賦稅究竟是什麼樣的 百姓農民一年需要繳納多少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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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賦稅如何,小編爲大家帶來相關內容,感興趣的小夥伴快來看看吧。

作爲一個喜歡歷史的人,除了看那些文治武功、內政外交之外,其實最關心的就是這個國家對自己的老百姓好不好了。除了天下大亂時期,人民的生活更多是取決於什麼呢?那麼無疑就是這個朝代的賦稅制度了。所以今天我們就一起來了解一下唐朝時期的賦稅制度,看看唐朝時期的農民一年要繳納多少稅。

唐朝時期的賦稅究竟是什麼樣的 百姓農民一年需要繳納多少稅

租庸調製:富人可以很富,但窮人不能太窮

中學歷史課上,我們學過,唐朝的田賦制度,叫“租庸調”。

何爲租?

假設你性別男,出生在初唐,那麼,當你18歲成年時,國家會分給你100畝田地。

這100畝田地中,有20畝叫永業田,可以傳給子孫,相當於你家的私產了;另外80畝,叫口分田,六十歲後,要還給國家,相當於租給你種,但你要交稅。

交多少稅呢?每丁每年向國家交納粟二石,換算成現在的計量單位,大約是200斤穀子。

這個稅負,可以說是非常輕了。收入繳納比例,是四十稅一,也就是說,收成40斤,交1斤稅。漢代是三十稅一,相比已經減輕不少。

這種國家配給農民的田地,就叫“租”。

各位可以在心裏默算下,如果你有100畝地是什麼概念?嗯,妥妥的小地主。

雖然80畝要還給國家,但20畝永業田,三代下來,你家也有60畝私產了。

但注意,你家的永業田,是不能隨意買賣的。除非是遇到特殊情況:民戶有身死,家貧無以供葬者,可聽賣永業田。

這看似不自由,其實是個好事。不能私賣土地,一來可以防止土地兼併,二來,可以防止那些“崽賣爺田不心疼”的敗家子敗光家產。

爲何在初唐時期,有這麼多田地分給人民呢?

這其實是延續了北魏的“均田制”。北魏時期,北方戰亂連連,人民流離失所,導致田地大量荒蕪,國家稅賦也隨之減少,入不敷出。爲了改變這種現狀,北魏政府控制的田地,分給農民,農民向國家繳納租稅,並承擔一定的兵役和徭役。

唐朝開國時,情況類似。

經過隋末戰亂,到李唐統一全國時,民生凋敝,人口不足300萬戶,比隋朝巔峯時期的900萬戶,減少了三分之二。

人口急劇減少,田地大量荒蕪,所以唐朝延續了“均田制”,將土地分給人民,輕徭薄賦,使得生產快速恢復,國力迅速得到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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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爲庸?

庸,就是徭役,是人民對國家的義務勞役。

一個國家,總會有很多公共工程,大到修長城這種國防設施,小到修路修渠,當然,還有皇家宮殿、官衙等。

那時候沒有專職的工人,就得靠人民服役。這在歷朝歷代都一樣。

那麼,如果你是唐朝的一個農民,你一年要服役多少天呢?不多,二十天,如果碰到閏月的年份,則加兩天。相比漢朝的三十天,大大減輕了你的負擔。

如果國家這一年工程比較少,不需要你服役呢?那你需要每天交納絹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交足二十天即可。這在歷史上有個名詞,叫“輸庸代役”。

相反,如果今年政府工程很多,二十天義務勞役外,還需要你多服役呢?放心,不會讓你吃虧,加役二十五天,那你們家的“調”(布匹)就不用交了;加役三十天,那你家的地租和布匹都免了。

政府規定,每年的額外勞役,不得超過三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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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爲調?

在古代的農業社會,描述一個幸福的家庭,我們常用一句話形容:男耕女織,桑麻滿圃。

家裏的男人下地耕種,女人則在家養蠶織布。

男人種田交地租,那麼,咱們女同胞是不是也要爲國家做點貢獻呢?

要的,那就是把布絹貢獻點給國家。

每個家庭,要交納絹二丈、綿三兩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這就叫“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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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唐賦稅制度比較

介紹了租庸調,我們簡單將漢代和唐代的賦稅制度比較一下。

在漢代文景之治時,也是輕徭薄賦的典型,漢文帝甚至創造了個歷史:前167年,他曾頒佈“除田之租稅”的詔令,免除全國地租。

但漢朝田地是可以自由買賣的,如此一來,到後期時,土地兼併越來越嚴重。勳貴豪紳莊園萬畝,貧民卻爲立錐之地,只能租地主的地耕種。地主收佃農的租,高達十分之五,但卻只用向國家繳納三十分之一。

如此一來,富了地主,苦了貧農。

除了田地外,鹽鐵等生意,由民間商人自營。

但到了漢武帝,國家頻繁對外征戰,軍費激增,國庫入不敷出。怎麼辦?漢武帝想到了一個辦法:讓商人捐錢。

到了自己包裏的錢,再拿出來比較難,商人捐錢不積極。

這下漢武帝不幹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山林河海都是朕的,我允許你們煮海爲鹽,開山鍊鐵,現在國家有需要,你卻不想做貢獻?

那好吧,以後自然資源都收歸國有,私有企業都關了,將鹽鐵改爲國營,收入歸國庫。

這種“鹽鐵政策”,爲民有經濟戴上了一個緊箍咒,不讓民間太富。

但另一面,因爲土地大量兼併,底層人民卻很窮。

相比之下,唐朝的租庸調製,使人民“耕者有其田”。有丁就有田,有丁有田就有家,老婆孩子熱炕頭,挺好。

而商業上,唐初並不限制,商人比較自由,而且不用交稅。當然了,代價就是地位很低,士農工商,排在最後。

這樣一來,唐朝富人可以很富,但窮人不會讓你太窮。

不過我要強調一句:這種人民的理想生活,只侷限於初唐。

爲啥?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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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庸調的瓦解

任何好的制度,隨着社會發展,總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租庸調也不例外。

首先,土地不夠分了

唐初土地分配政策,有一個巨大的Bug。

在初期時,因爲人口少,土地多,政府有足夠的土地分配給農民。

可是,隨着國家一統,休養生息,人口會越來越多,而且成爲私有的永業田也代代累積,如此一來,可分配的地少了。

貞觀年間,唐朝人口還只有300萬戶左右,到了武則天神龍元年,漲了一倍,達到了615萬戶。發展到玄宗天寶年間,人口達到巔峯,達到了900多萬戶。

人口漲了三倍,土地卻只能那麼多,如此一來,新增人口就不能保證分到100畝地。

但不合理的是,租庸調是按定額收取的。

也就是說,雖然你家的地變少了,但攤派到你頭上的稅,並沒有變少。

這誰受得了。

發展到矛盾最激烈的時候,一些底層貧民只能逃亡,以避免稅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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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不用交稅的特權人羣開始兼併土地

每個朝代,都存在着一些“不用交稅”的特權人羣。

唐朝人分爲兩種,“課戶”和“免課戶”。

課戶就是普通老百姓,很抱歉,你種國家地,就得當差納糧。

免課戶呢,嗯,擁有大片土地。比如,你是有爵位的貴族,或者五品以上官員,可以分到五頃到一百頃的永業田;你是有軍功的軍人,根據級別,可以分到六十畝至三十頃的永業田。關鍵是,你不用交稅。

除了貴族、官員不用交稅,還有個大家容易忽視的——寺院僧尼也不用交稅。

如此一來,產生兩個問題:

一些課戶想方設法取得功名,有了一官半職,或者乾脆出家,就成了免課戶;

另外,雖然土地不能隨意買賣,但一些底層老百姓實在混不下去了,迫於無奈,於是私自將田產轉讓給免課戶,政府也很難管得過來。

於是,土地兼併,這一歷史性太難題,還是在唐朝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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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租庸調的大難題:賬籍統計

租庸調之所以能順利實施,靠的是嚴密的賬籍。

該收你家多少租,多少調,依據是戶籍;戶籍之外,還有一本“賬”,統計的是壯丁男子,按這個賬本記錄,來派“庸”,也就是徭役。

唐代的規定是,一年造一次賬,三年造一次籍。

賬籍分三份,一份存縣裏,一份送州,一份呈交戶部。

這個活,不輕鬆。

國家這麼大,經常要調查、登記、改動、校對,非常麻煩。

就算是現代社會,有公路,有車,有電腦,有通訊設備,很多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也是很難的一件事,就這條件,還存在很多黑戶。

那我們想象一下古代,交通基本靠走,沒有摩托車,更沒有小汽車,基層公務人員也很有限;最最關鍵是,記錄基本靠紙,但紙張很貴很貴,沒有那麼多草稿紙給你用。

今年熱播的《長安十二時辰》中,大家還記得徐賓造紙那個情節嗎?

徐賓賣了自己的永業田,就爲了造出更先進的紙,因爲原來的紙供應不上政府文書所需了。他認爲這是關係到天下民生的大事。

確實是這樣啊各位,爲什麼漢唐時上層階級都被世家大族壟斷了?因爲如果你是個貧民子弟,你是讀不了書的 —— 哪有紙給你印書啊!

嗯,徐賓是個好同志。

言歸正傳,交通不便,人員不夠,紙張不足,如此艱難的條件下,初期辦事人員還能靠着奉獻精神盡職盡責,不辭辛勞。時間多久,難免出毛病,比如:你們村有老人滿60歲了,或者去世了,名字沒有及時銷去,80畝口分田也就沒有及時收回再分配;有孩子滿十八歲了,可是沒有人來登記,也就沒有及時授田;離村子很遠的地方,有兩戶人家,登記人員一看,我去,路都沒有,不去了……

總之,有太多因素,會造成賬籍的疏漏。

以上三種主要原因,逐漸造成了租庸調製的瓦解。

安史之亂爆發,百姓再一次大規模的流離失所,地方大亂,租庸調徹底實行不下去了。

於是,唐朝中後期的另一個稅賦制度誕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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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稅制

唐德宗時期,宰相楊炎制定了一個新的經濟政策:兩稅制。

爲了避免把大家繞暈,我整理出幾個重點特徵:

一、政府要用多少錢,就向全國攤派多少稅

以前收稅,是按照固定的比例徵收。現在變了,政府按照前幾年的支出情況,先定個來年預算,然後按照這個預算總額,向各地攤派。

說實話,按照政府本意,是想“量入爲出”,防止無限制的剝削老百姓。可現實中一實行,就出問題了。

如果是大唐中前期還好,國泰民安,政府要用多少錢,大概不會相差太多。可是到了中後期,藩鎮割據,皇權微弱,甚至還有大大小小的起義,那要用多少錢就不好說了,一旦財政緊張,免不了要加收稅額。再一攤派,反而容易橫徵暴斂,百姓遭殃。

所以有人奇怪,中後期的皇帝,也有幾位猛人,爲什麼收拾不了那些不聽指揮的節度使呢?一大原因就是,沒錢,打不起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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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戶籍自由流動,有多少地,交多少稅

關於這一點,官方的說法是:戶無主客,以見居爲薄。

啥意思呢?簡單說就是,你是陝西人,搬家到四川去,那你就在四川當地落戶,加入四川籍,不分主客。

嗯,這倒是挺好,畢竟現在你想把戶口遷到其他地方去,也是很難的。在唐代兩稅制時,你就可以自由遷徙了。

但壞處是,那些土地肥沃寬廣的地區,人口越來越多,賦稅攤下來,每家反而很少。

那些貧瘠的地區,村裏可能已經有一半人遷走了,可是地方的稅額還是那麼多,一攤派,五家人要承擔十家人的稅。

這誰頂得住啊?頂不住,於是剩下五家人可能也要被逼逃亡了。

兩稅制又說: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

在之前,你家交多少稅,是固定的,不管你家有多少地,家境是富有還是貧窮。

現在不同了,你有多少地,就按比例收你多少稅。

但另一方面,政府也不再給你分土地了,田地又開始自由兼併。是地主還是貧農,看你自己本事。

結果又回到了漢代老路,土地兼併越來越嚴重,而且達官貴人還會想方設法瞞報自己的田產,從而少交稅。

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清朝。耕者不能有其田,任由地主來盤剝。

忍不住一聲長嘆:苦的總是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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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租庸調合併成一項,一年分兩次徵收

上面我們分析了,租庸調要靠嚴密的賬籍統計,而且分成三項,實施起來難免麻煩。

兩稅制上來,直接將三項合併了,直接收錢,分夏秋兩次徵收(所以叫兩稅制)。

沒錯,不收你的糧食了,也不收你的布絹了,都換算成錢來交。

嗯,政府省事了,滿意了。

但百姓不滿意。

以前我交200斤穀子就好了,現在你要我交500塊錢,我不但要把穀子背到集市去賣,關鍵是,還要被奸商們坑害。本來一斤穀子兩塊錢,但現在收購商勾結起來,只給我一塊。

我太難了,但沒辦法,只能賤賣,然後把錢交給國家。

這還不是兩稅制最大的毛病,最大的毛病是,本來租庸調合成一項徵收了,按理說,國家再需要服役時,就應該政府出錢去僱人。可是搞着搞着,政府又忘記了,有徭役時,仍然讓人民去服役。

真是豈有此理。

到了宋代,王安石變法,又要徵收免役稅,這其實就是在變相重複徵收了。司馬光老先生反對變法,理由就是:社會財富是一定的,國家多收,人民就窮;國家少收,人民就富。

要國富還是民富,這就要看統治者的良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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